春观云雾，得苏东坡古今传诵之佳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雾罩庐山的朦胧之美；夏看瀑布，一首李太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可谓家喻户晓，把庐山瀑布渲染得壮观而浩瀚；秋观红叶，自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斑斓灿烂；冬赏雪景，“朝日照积雪，庐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山群。树色空中断，泉声半天闻，千座冰玉里，何处看匡庐？”明代诗人王世懋的《庐山雪》，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了庐山的冬日雪景。读古人珠玉般的文字，庐山之高、美、奇、幽、秀被概括得尽致无遗，让人不禁叹为观止，眼界随即开阔。

余秋雨先生在《庐山》中说“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而如今因为世俗的拥挤与喧嚣，庐山已成为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世界，“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的地方，人们避暑，疗养，游人喧闹世俗的好去处。这是庐山文化的无奈，也是中国文人的辛酸。余秋雨先生说“总有一种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将来的庐山也许还会成为文人的天地吧，这是余秋雨先生疑惑中的一点希望。我们也希望庐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想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人们已习惯地将生活融入自然，用自然体现生活，用墨迹赞美它们，用丹青歌颂它们。这是对时光的感慨，也是对流水的感慨，更是对年华的感慨。我们来自自然，最终也将回归自然。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万物发端于水，又复归于水的生命永恒循环（轮回）观的思想与信仰，且普遍存在，影响深远。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清末民初，《国学月报》介绍王国维宣扬和阐释境界的《人间词话》“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其后，钱钟书也称誉该书“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昧，而非眼里之金屑”；李长之则评价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兴文艺批评与他无缘……但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新的眼光”，并使西方美学思想与自己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谈成就事业、谈做学问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可他的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人生50岁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他衣袋中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留给家人。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自沉有独特的见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伟人。在他的个性与思想、生活与著作之间，我们看到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统一关系———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精神自传，印上了他的个性痕迹。王国维为什么会选择“自沉”于水的方式结束人生？又为什么会选择昆明湖？当他走向颐和园的湖水，是否觉得只有那片湖水能够怀抱他的灵魂呢？

报国无门的屈原携着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惊鸿一瞥地消失在汨罗江畔；名冠“初唐四杰”之首、浪漫不羁的诗人王勃，在历经生死聚散、奇情流转后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跳海自尽，时年只有26岁；29岁的天才诗人朱湘，面对现实不趋炎附势，在生活粉碎了他的理想梦幻后，以自沉于江的形式维护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尽的老舍，宁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以保持人格的自尊，而绝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魂兮，随水而居！”流水绵绵，哀歌不断，抚慰着文人的灵魂；流水潺潺，永保洁质，象征着文人高洁的心胸，唯流水，才是文人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俊朗灵秀并非人人都可享受得了的，它只有在拥有一双慧眼的观赏者面前才会揭开那层面纱，露出自己诱人的肌肤，敞开自己纯洁的心灵。

最后的一根神经

◎唐朝诗坛仙圣佛

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远行的人们》

山与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它们的感知。真正的文人似乎都只爱山与水，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仿佛只能在山与水间寻得。还有一些文人总爱客居佛院，而佛院又常建于山间。山间的佛院寂静，给人以许多时间来打理自己的思绪，感受自然界的魅力和哲理。佛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不论是静山，还是动水，它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包容这个世界，而文人就在这之间学会了包容世俗的人间。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同老庄所代表的道家学派，是孕育于中华本土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原本是外来的一种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文化中最富有神异色彩和精神色彩的文化组合，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极致，具有某种引领人超脱现实痛苦、寻找来生的理想国的麻醉剂作用，这对中国历代文人精神影响不小。因此，它同道教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思想元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让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痛苦中寻求着解脱的园地，并且能够在一种梦幻式的呓语中达到灵魂的解放与轻松愉悦。

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亦称为儒学，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并称诸子百家。汉朝武帝时，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历史上的儒教之争有三次，从明末清初利玛窦之否定儒教是教，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儒教之争，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教说，每一次都会引发各界极大的讨论兴趣。他们对儒教问题各执己说，对儒家（儒学）、儒教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或抑或扬。有的认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有的认为存在儒教，孔子是教主。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利把孔子学说宗教化，定儒教于一尊。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儒教体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虽然在认识上各有不同，但是无论称为“儒教”或是“儒家”，其创始人均是孔子。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彻底从中下阶层脱离出来并形成独立的一个社会群体，儒学社会政治层面的功能也逐渐形成和加强，同时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便被削弱了。其实，历代帝王并没有真正接纳”儒学“的思想，他们只是把儒士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于是文人儒士的那种济世安民、奉献自我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文人在类似的情形下变得委曲求全、沉默逃避，或者一蹶不振、消极忘世，甚至趋炎附势，成为权贵的奴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开始自发的反省，并试图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此时，老庄的处世哲学和佛教思想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道教作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于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开来。汉顺帝时，张道陵创道教于四川鹤鸣山，曾在青城山、龙虎山等清幽之处修道炼丹。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又承袭了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道教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因而道教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的产生和我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道教宣扬修道成仙，追求超凡脱俗的“仙境”。神仙信仰起源于神话传说，古代神话有昆仑和蓬莱两大系统，都和山水联系着。道教认为，除了升天的神仙，还有一些“地仙”，居住于十洲三岛、洞天福地。由此，一些洞天福地便成了人间的佳境，道侣期荫仙风而栖息于此，游人仰慕名胜寻迹而至。为道教所染迹的山水，沉淀着中国特有的文化。

道教到了唐代，繁衍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李唐王朝皇帝自李渊始，尊奉老子为皇族祖先；奉《老子》为“上经”、“真经”，列为群经之首，并列为士人考试必读之书；封道教为“国教”，以道教思想治理国家，最终成就了“贞观之治”。唐玄宗崇道，又成就了“开元盛世”。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把道教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精髓的时代。

少年时的李白，学习内容非常驳杂，但又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下山。李白对隐逸术仙生活的喜爱，贯穿他的一生。李白的抱负很大，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然后再像范蠡、张良那样，舍弃卿相之贵，浮游江海，栖隐山泉。其功成身退的想法，从思想渊源而言，就是来源于道家。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作于此时。瀛州，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这种神仙般的地方成了李白精神寄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