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多弼：我首先认为莫言先生是一个讲故事的作家，一般来讲故事比较好懂，你的理解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即使你对中国文化没有任何的理解，但是我想你还是可以理解和享受莫言的故事性。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没有任何的理解，后来我们大学学点中文，学点中国的文化，过几年后再回到莫言的作品里一定会有更深层的理解。我想，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可以说好懂，很丰富，有不同层次可以理解。比如《生死疲劳》，我最近才读了这本，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书，虽然我自己搞了40年的汉学，我自己读三次、四次也是值得。

主持人:虽然您得的是文学奖，但是有很多人在问您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您也知道有一些争论，所以我想知道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莫言：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家发问，都可以提问题，当然有的作家可能愿意回答政治问题，有的作家不愿意回答政治问题，这也是作家的自由。如果诺贝尔有一个政治奖，我得了政治奖你们来问我政治问题我不回答的话，这奖牌就会被收回去了。

政治需要政治家研究，我没有深刻的研究，所以我的回答很可能不正确，我不正确的话就误导了读者，所以我还是不太愿意回答。但是我的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就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

主持人:中国官方为什么认同你这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因为我得了文学奖，所以他们认同我。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文学也是超越了政治的，所以瑞典的文学院认可了我，中国也认可了我。

主持人：您那天说过，中国没有一个法律说你不可以写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出版某一些文字还是有一些问题，你对中国的审査有什么看法？

莫言：我听说这两天有媒体说我赞美审查制度，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赞美审查制度。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反感所有的审查，就像我反感所有的检查一样，但是检査处处存在。我举个例子说，我要去大使馆签证，大使馆要审查我。我有一年到西方一个国家去，他们给我拒签的理由说，我不懂任何外文，所以把我拒签了。我后来特生气给他们发了一个传真说，你们国家的人到我们中国来都懂中文吗？当然，我希望将来所有的国家都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的能算吗？我说了不算。

主持人:罗多弼教授，中国文学将来会怎么样，它有什么途径，往哪儿走,已经打破了很多的机会，以后会怎样，在中国作为一个作家会有抗议吗？

罗多弼：回答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可能来不及。总的来说，我看中国文坛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我觉得就管得非常紧，这也让我有所失望。看未来我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今天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莫言先生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阎连科、余华先生，王安忆女士等等，这是令我非常高兴的。中国好文学越来越多了，不过对严肃中国文学真感兴趣的人也许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悖论。

莫言：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好的文学很多，感兴趣的人很少，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中国有一句老话：“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有的人喜欢喝很高级的白酒，有的人喜欢喝便宜的白酒，这个我想他是各有口味。现在文化生活越来越多样化，剧场在演戏，网络上在争论，电影院在放电影，每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把自己一点点的业余时间消磨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文学，那样电影导演、音乐家不都没饭吃了，就饿坏了。但是我相信严肃的优秀文学的读者，永远不会减少到让我们没有兴趣写书的程度。最近以来我感觉到一个让我很兴奋的现象，我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中国读者读我书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比如另外一个国家的作家得了奖，这个国家读他书的人也会一下子多很多。而且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中国出版社就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量的出版。哪怕这个作家是对中国不友好的，对中国很反感的，中国的出版社还是在出他的书，中国读者依然会对他的书进行非常客观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文学年年都在掀高潮。

主持人:现场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向莫言老师提出。

提问一：莫言老师，先想问候您一下，这次行程这么紧张，辛苦了。第二个，问一个文学的问题，您给西门闹七条命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是您的书迷，您现场能给我签名吗？

莫言：我回答完这个问题，我愿意给你们签半个小时的名。这是实实在在的。

提问二：首先祝贺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很高兴我是中国来的，而且我是您的山东老乡。您虽然回答问题说，我的书对读者的要求并不高，谁都会读我的书，但实际上您的书里有很多的历史背景，比如您在您的诺贝尔奖的报告里提到，“集体劳动中生产队牛羊马圈”，就“生产队集体劳动”我不知道在座80后、90后懂不懂。是不是因为你的书出了以后刺激大家读，对中国现代历史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

莫言：这位女士的问题我还没回答，我先回答她的问题。西门闹的几次转世灵感来自于佛教六道轮回的概念，我在写这本书以前曾经到中国北方一个叫承德的城市里，参观了一座很有名的庙宇，在这个庙宇的墙上画了六道轮回的壁画。关于西门闹的故事实际上在我头脑里己经酝酿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就是没有想好这个结构的方法。

当我看到了六道轮回的壁画以后，我的头脑里一下子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用这个作为的结构。我想通过各种动物的眼睛来看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也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鲜的一个视角。结构的问题解决以后，这个写起来就非常的顺利。

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我的里确实有很多带着当时历史的背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当然知道人民公社、生产队。但是到了8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很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当年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关于俄国的农奴制度和当时的俄国社会，这个背景我一点也不了解。这当然会有一些障碍，但是我觉得并不妨碍我理解这本书的内容我想里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事物，都是作家为了塑造人物的一个环境。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您已经讲过我们80后，在您的里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和您的童年，对于我们80后生活在很幸福的经济蓬勃发展的状态下，您对我们年轻人传承中国文化，尤其我们在外留学生传承中国文化有什么期望和建议。谢谢。

莫言：本来我想我不回答问题了，干脆给大家签名，但是现在时间到了，我很遗憾的说，我不能给你们签名了。刚才小姑娘提的关于80后写作的问题，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回答了很多次，对80后这一代人我也发表过很多的看法，因为我的女儿也是80后，我或许也觉得80后担当不起大事情来。但事实上我现在感到这是我错误的理解，我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个多月来，我发现女儿比我想象的能干多了。我想再过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世界就是80后的天下。

提问四：我祝愿莫言老师身体健康，以后可以写出更多、更好反映中国社会底层的问题。我想提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在中国当下比较普遍性的问题，莫言老师，你幸福吗？如果莫言老师你幸福的话，你幸福的源泉是什么？如果你感到不幸福，你不幸福的理由又是什么？对于我们，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使自己获取到幸福。谢谢！

莫言：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我起码今天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的读者来听我讲话，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上甜蜜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i下午i下午五点不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花园电影院内，来自瑞典3个城市27所院校（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的700多名中外师生（其中550多名是学习中文，或研究中国项目的瑞典学生和老师）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一堂特别的中文课和一场特别的电影观摩。这堂课的老师是莫言，要播放的电影，就是让莫言与张艺谋、巩俐、姜文名声大噪的《红高粱》。

莫言结束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便马不停蹄地赶至花园电影院。飞雪又降，“学生们”已用热情为莫言老师暖好了“教室”。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拍着手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让出一条“通天的大路”，将莫言老师迎到了讲台上。

在文学的编年史里，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许多人称为文学的“黄金时期”。那时候人们对文学的热情比现在可要高昂得多。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大家的文学激情得到全面

释放。繁荣、诗歌繁荣、文艺期刊繁荣。与莫言同龄的很多人，仍然怀念着80年代文学的美好时光：“一篇好文章出来，大家奔走相告，聚在一起就聊。书不算贵，杂志就更便宜了，收入不高的普通人也有能力同时订好几份呢！”《红高粱家族》初刊于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引起了迷张艺谋的注意。张艺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筒子楼里找到了莫言，莫言一看张艺谋那模样顿时笑了起来，因为张艺谋太像“我们村子里的人”啦。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对土地的深情，对理想的执着，两个人的合作，铸就了一部经典的电影，使张艺谋抱上金熊大奖，也奠定了莫言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网上疯传的一张合影，莫言和张艺谋、姜文赤裸着上身,巩俐素面朝天。谁能想到几年后，他们都分别获得国际大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如今25年过去了，当时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和一个学生味儿十足的小姑娘现在已经蜚声遐迩，可惜，现在都不再年轻。莫言说：“如果让我抛弃所有的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过去。”也有人说：“如果给我诺贝尔文学奖，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去换取！”这两句话乍一听，很幽默，细一想，挺沉重。如果你有机会翻看莫言读过的书，你会看到他用铅笔在字里行间所作的批注，那里面有他的感想，有他的评价，甚至有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的错别字的更正。即便国际上大大小小的奖项不断地被他纳入囊中，但每天上午他还保留着的习惯，他仍旧向自己已经庞大得像一座小型图书馆的脑海库存中不断地添补着养分。不断地输入，才有能力不断地输出——这也是他能够以43天手写50万字完成长篇《生死疲劳》的原因之一吧。

几年前，在莫言的一次讲座之后，有人问了莫言一个问题，表露出了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坛现状不满的情绪。那位读者说：“现在的作家，只有余华醒着，剩下的人都睡着了。”莫言幽默地回答道：“余华最近常常失眠，我告诉他别紧张，因为在两点前莫言也是醒着的，莫言也是失眠的。”莫言总是用诙谐的口气和质朴的语言，讲述着深刻的道理。莫言常常失眠，睡不着怎么办？莫言说睡不着就起来写。至于为什么睡不着，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如果让我抛弃所有的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过去。”他不是想要那最美好的岁月去虚度、挥霍或者浪费，他是想再要一个青春，继续他日复一日的最枯燥乏味也最激动人心的事——写作。电影院的灯光渐暗，银幕上跳出三个遒劲的中国字“红高粱”。在光影中，人们仿佛进入了通往高密东北乡的时光隧道，“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摧枯拉朽的故事再一次在瑞典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