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以前，无论我的性文化课，还是新浪上的大学生性心理咨询热线上，以及我在一些大学进行的性文化报告中，同性恋问题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今年以来，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仅就电子邮箱来咨询我如何治疗的就有5位，而我对治疗问题还没有精力去关注，更没有多少研究。在性心理咨询热线上，这个问题也明显地多了起来。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我的课堂上，今年询问这个问题的同学一下子多了起来。要知道往年很少有人谈这个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同性恋现象？为什么患有同性恋的病人患艾滋病的几率较高？同性恋是正常的合理存在？还是因心理上的不适出现病变的？为什么男同性恋者多于女同性恋者？等等。

这一问题为何会在今年陡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呢？依我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学者和媒体的作用。在今年上半年人大会前后，有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李银河博士的同性恋结婚的法案、电影《断背山》的上演和电影人程青松向媒体自暴是同性恋者，这三件事先后发生，使中国突然间将这一过去只有同性恋和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一下子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艺术家也参与这场讨论。如画家陈丹青的言论也风行一时。

二、人们的思考逐渐理性起来。自80年代末开始，同性恋问题逐渐从地下开始暴露出来，到了90年代末期，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同性恋现象开始得到法律界和社会的宽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讨论，在今年这一问题进入真正的“学术”讨论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阶段。

三、同性恋者的数目越来越大。这究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还是一种可悲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突然间困惑起来了。据去年《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在记者调查的12个同学中，就有两个是同性恋，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六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者。这个数据显然是无限地夸大了，但是，它仍然说明，同性恋者的数目已经比过去我们所想象的要多。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几乎是单方面的，即学者的同情甚至怂恿和媒体的夸大其辞，却缺少真正的学术对话。原因也很简单，中国文化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一直缺乏必要的学术构建和伦理阐释，但这一问题在西方基督教国家是不同的，由于基督教教义中有明确的道德戒律，甚至一些哲学界（如柏拉图）都有哲学阐发，所以学术也一直建立在对这种戒律的深层研究中，使得这一研究逐渐深入。在西方，人们还从科学的生命界来研究同性恋问题的根源。事实上，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人们对同性恋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后果、在伦理上的困惑都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它还只是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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