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足迹遍天下。凡是有集镇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晋商在那里经营各种行业，过去就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的说法，那么晋商在鼎盛时期到底是怎样一个“花样年华”呢？

1海内首富山西省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在商居于末的“士农工商”式传统社会结构中，山西人当时这种对商业利益毫不掩饰的追逐，令时人为之恻目不已。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这里是全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

在清朝晋商富甲天下的时代里，财主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而不是太原，其中又以平遥最多。民国以后，到日军侵华时期为止，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重要银行家多于太谷定居，所以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把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康熙末年晋商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

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明清山西人因商致富，积累了大量资财，其富已经超过著名的徽州（古称新安）商人，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地方性商帮。“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五杂俎》卷4）。这既说明晋商之富超过徽商，又说明山西人致富除经营盐业与徽商相同之外，还包括经营丝织、铁冶和各种货物的贩运贸易。所以，山西的富商集中在南部地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录》）。如果与全国富户比较，在“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中，除王室王公、贵族、宦官等以外，属于商人者只有7姓，而“山西（有）三姓”。

山西由商致富并且成为一个富省，严格地说是清康熙、乾隆以来的事。在康熙前期，皇帝曾两次巡幸山西北部和南部地区，所得印象是北部贫寒，南部稍为充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康熙帝“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才改变了他巡幸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时“见地方人民，皆各安生业”，“以为他省类皆如此”的印象。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康熙帝巡幸畿南四府（徐州、淮安、凤阳、颍州）、河南、山西、陕西后说：“惟秦晋两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觉生计艰难。”这就是山西南部和北部社会经济和商人发展的差别。也正由于南部民稍充裕，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为广仓储，曾派官员各带25万银两，赴山西平阳府和陕西渭南、西安府向富户劝谕照市价卖粮食给国家。

山西由商致富成为富省，还表现在那些富商州县的城镇和乡村，建筑房舍改观，一座座高楼大院矗立其间。山西太平县西贾村、介休县北贾村和北辛武村、平遥县达蒲村和邢村、祁县乔家堡村、太谷县北洗村、榆次县聂店村和车辋村，以及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城，一座座高楼大院、一排排店铺建筑，宏伟富丽，显示着主人的富有，如今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城和旅游景点。像平遥城和祁县城皆为明清建筑，是国家批准的文化名城。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太谷北洗曹家大院、榆次车辋常家的一条街等都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建筑是一个城镇和乡村的外观，即使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外省人，只要他途经此地，也会得出那些州县富裕的印象。如贵州省一位官吏进京述职，由贵人川，经陕西，渡黄河入晋，沿官道行走，当光绪十三年（1887年）行至介休县义棠镇和介休县城时，在日记中写道：“街市极繁盛精整，渡河后至此始见富实气象。”

2有麻雀处皆有晋商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于中国的大地上，他们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他们对中国商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资格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特书。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

晋商足迹遍天下。凡是有集镇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山西人在那里经营工商业和金融业。由于山西人经商形成一个庞大群体，足迹又遍天下，所以从明代开始就有了“晋商”这个名词。宁夏镇招商纳粮买盐，因当地缺乏商人，特招“晋商”，并以每引盐减收一斗五升到二斗米谷给予优待。明朝在陕西设有茶马司，“与西番易马”充军用。当商人参与以茶易马后，“各番不中马而得茶”，边吏想要禁止商茶都办不到，而且官茶也需经过商人收买。在这种情况下，明大臣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时，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开始，出榜诏谕山陕等处富商收买官茶，一次就达25万公斤。由明及清，“山西商人”或“山陕商人”就更流传普遍，并被称为“晋帮”、“陕帮”。其之所以有“山陕商人”之称，既源于秦晋之好，又与山西人与陕西人共同经营某一行业有关。如茶叶，山西人和陕西人都经营这一行业，故在甘肃把山陕商人经营的茶行叫“东柜”，甘肃回民经营的茶行叫“西柜”。

山西商人的足迹随着当时政府统辖地区的扩大而伸展开去。在明代，长城以南的地区无处不有山西商人，他们去湖南湘江一带和福建武夷山等茶区贩茶，去江苏松江贩运棉布，去吴越贩运丝绸以及棉花至西宁。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一及对其实现管辖，山西商人又去了黑龙江城船厂（今吉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巴里坤、塔城、乌鲁木齐、阿克苏、叶尔羌和拉萨等许多地方。

由于山西人去全国各城镇经商的人很多，而且在一个城镇经商的又包括着多种行业为区分，为了联络乡谊，约束行内行为和抵御外帮的侵欺，他们在各城镇建立了山西商人会馆或者山陕商人会馆，作为议事、祭神的场所，许多地方又把会馆称作关帝庙。资料显示，在京师（今北京），直隶省的通州、天津、保定，山东省的济南、聊城、馆陶、东阿、恩县，奉天省的沈阳，江苏省的苏州、扬州、镇江、南京、上海、吴江县的盛泽镇，浙江省的杭州，福建省的福州，安徽省的芜湖、温阳、亳州，河南省的开封、洛阳、淅川、舞阳和南阳的赊旗镇，湖北省的汉口、沙市、江陵、公安、钟祥、当阳、郧西、随州，湖南省的长沙、湘潭，广东省的广州、佛山，四川省的成都、重庆，陕西省的汉中，甘肃省的兰州、西宁、宁夏、天水等城镇都建有会馆，有的建有两个会馆。如洛阳有潞漳会馆、山陕会馆；而在京师或以州县、或以行业建有30多个会馆，像临汾商人就建了临汾东馆和临汾西馆两个会馆；临汾、平遥、襄陵、潞安等会馆建自明代。几百年的沧桑，绝大多数会馆已不复存在，但聊城、苏州、亳州、开封、洛阳、舞阳、赊旗店、西宁等地的会馆仍完好无缺，其建筑之宏伟、画栋雕梁之精美堪称一绝，成为当今各地旅游景点或做博物馆使用。

山西商人在各个城镇，有的处于垄断市场的地位，有的虽与各省商人共占市场而又以山西商人为多。清咸丰三年（1853年），清王朝强令各地大商号捐输助饷，并按捐饷数额不同给予一些虚衔的奖励。在天津的长芦盐商中山西人开设的有103家（介休县50家、灵石县33家、汾阳县17家、盂县2家、曲沃县1家），在奉天的大商中山西有130家（太谷县69家，祁县25家，榆次13家，徐沟县11家，文水县4家，盂县2家，平遥、太平、太原、交城、介休、广灵各1家），在京城57家茶庄中山西17家（介休8家、祁县6家、汾阳2家、太谷1家），159家当铺中山西108家（介休59家、灵石23家、平遥10家、太谷5家，文水、汾阳各4家，孝义、榆次、阳曲县各1家），268家账局中山西210家（介休118家、平遥21家、太谷15家、阳曲14家、祁县12家、榆次8家，孝义、文水各5家，灵石、盂县各3家，崞县2家，汾阳、忻州、偏关各1家）。像黑龙江城（爱珲）、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市场，可以说完全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今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创制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3官商相合，财势通天

晋商早在明朝就开始在边疆经营各种贸易，在清入关以前，曾以贸易方式为清政权输送军用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于是得到了清政府的器重。山西商人也顺势做起了皇商，他们以皇商的身份领取政治资本，享有深入蒙地贸易的特权，每年向皇室提供所需要的物品。

明朝末年，当范永斗等八家山西巨商以张家口为经营基地，往返于关内外进行频繁的商贸活动之时，他们已敏锐的觉察到社会动荡不安和明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以及满清政权的崛起和强大，遂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清政权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关内各种情报，在从事商业经营的同时搞起了政治买卖。满清入关厉，给予其的回报是赐产、入籍、赐职，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商，还特准贷给资本，经营一些垄断性商业。

如果说此时的范氏家族选择的政治后盾，同时代的步伐合拍还有些偶然因素影响的话，后来清康、雍、乾三朝军队远征，在随军运送军粮的过程中，范毓髌这个不负父望具有卓越经济头脑的范氏家族主持人，则是毫不犹豫，摆出一付完全与政府同赴难，共存亡的架式，竭尽全力将家族的财力和智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其具体情形是：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蒙古准噶尔部再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军远征，所经之地，茫茫黄沙，荒无人烟。军粮供给自然成了这次远征胜败的关键事务。康熙皇帝鉴于三十五、六年间御驾亲征准噶尔叛乱未成大功的教训，正在为此事犯愁：运粮艰难权且不说，运粮官吏层层盘剥舞弊，运一石米竟需一百二十两白银。即使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运粮，也恐难保证如期供给，况且还有贻误军机的危险。范毓髌闻讯后，依仗自家熟悉塞外之路的经历，经过仔细筹划核计，便与四弟毓复联名奏请康熙，要求自费筹办军粮。康熙阅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髌经核算：运一石米之价，只需官吏运价的“三分之一足矣”，“遂以家财运饷万石”，运费“一如所计”“刻期五后者，且省国费以亿计”。粮饷得到保证，清廷大将富安宁如期率兵进至吐鲁番，牵制住叛乱者的兵力，然后乃得以护运达赖六世喇嘛由青海安全入藏。

到了雍正五年（1727），清廷再次征讨准噶尔的叛乱时，范毓髌得到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的举荐，仍命其兄弟肩负运送北路军粮的重任。此次讨伐叛乱中，范氏兄弟为朝廷运输谷米百余万石，节省国库支出的运费六百余万两白银。其间虽辗转万里沙漠，多次遭到敌袭，或中途运输线路有所变更，数次蒙受损失，但仍出色完成任务，做到“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

雍正九、十年间（1731—1732），清廷又一次对准噶尔用兵，此次范毓髌虽因被准噶尔叛军阻截，全军溃退，损失谷米十三余万石，但他辞谢了雍正帝准其“据实报销”的恩偿，再拿出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补运失数，全力支持平乱，为平乱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平乱结束后，清廷对其它各路承担运输军粮的运户追索多付的运费，然而各粮运户均将所领运费花尽，无力偿还。范毓髌此时慷慨解囊，为各路运户补交齐四百余万两白银。

到乾隆年间，清廷随军运粮仍离不开范氏兄弟。朝廷越来越感到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办法。既可为政府垫款，又节省大量运费，还能减少大量的国库开支。从中斡旋的范氏兄弟自然也深知其中的奥秘。既可以获得功名和高官，又能为家族的商业活动获得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做的是此处不赚甚或小赔，彼处大赚的垄断性超额利润生意。

范氏家族凭借“皇商”的特殊身份，再加上朝廷封赐的各种官讳护身，其经营活动从清初的委托边地贸易，到后来扩展到大规模的铜、盐运销以及对外贸易等其他商业领域。其经营活动依然是在朝廷“委托”下进行的独占性贸易，并享受一般商人得不到的种种优惠特权，使他们在与清代两淮盐商、江南铜商、江浙外贸商的竞争角逐中，占尽优势。经内务府特许，范氏可以运销河东、长芦盐引，在河南、直隶20多个州县开有盐店，直接批发盐引，成为大盐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往日本贩运洋铜的官民商船共15只，范氏占了3只，后减为13只时，范氏反增为5只，二年后又增加为7只，范氏又成为大洋铜商，并有领取皇币为资本的特权。此外，凭内务府和工部所发凭票，范氏还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砍伐并运输大量木材到内地销售，范氏又是大木材商。

范氏不仅得到许多经商特权，还得到清政府的特别信赖与倚重。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范氏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订进口玻璃契约；第二年，范氏又以“熟谙经济”，得到陕西总督推荐，清廷令其“酌带熟练人员”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订在乌鲁木齐的贸易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