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奸贪误国，在明代，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自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触这个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

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

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他意识到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一定会命令追查。

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

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是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

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

所以答案是：他错了。

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时来、董传策和张翀，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

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

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处罚严嵩，但长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虽慰留之，然自是亦稍厌嵩矣。”

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虽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只属于某一个人。

老奸巨猾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而徐阶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来，却已不再遥远。

话虽如此，毕竟还是惹了大事，徐阶随即请了大假，躲在家里闭门谢客，继续当庄子的儿子——庄（装）孙子，人也不见，事情也不管。

徐阶再次开始了等待，因为机会总是在等待***现的，两年之后，当他听到那个人死讯时，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直觉告诉他，机会已经来到了门口。

陆炳死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这位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终其一生，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懦弱。

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苦读圣贤之言，他知道严嵩是坏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依然同流合污。他掩护过沈鍊，保护过裕王，帮助过俞大猷，所谓“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所谓“周旋善类，亦无所吝”，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

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在黑暗面前，他不敢决裂，也不敢奋起反抗，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大概就是李默事件了。

李默，是陆炳的老师，当年他主持武会试时，对陆炳十分欣赏，并特意提拔，两人就此成为了师徒，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

李默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还有点儿固执，所以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和严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别人如何惧怕严嵩，他却始终不买这位首辅大人的账。于是当他主持会试，并亲自出题的时候，严嵩找到了一个将其置于死地的破绽。

在那次会试中，李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汉武、唐宪以英睿兴盛业，晚节用匪人而败”，这看上去应该算是一道普通的历史议论题，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有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谁来看以及怎么看，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得罪了不恰当的人，自然就是玩你没商量了。

严嵩随即使出了联想大挪移神功，揭发李默之所以出这个题目，是想影射当今皇帝，虽然这似乎是两件根本不沾边的事，但经过严大人的不懈努力和蛊惑，李默终于被皇帝关进了监狱，之后又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其手段真可谓是狠毒到了极点。

然而面对这一切，陆炳却并没有出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师被关入牢房，被残忍地整死，却不敢站出来，不敢去反抗严嵩。

所以虽然他懂得是非、心存善念，虽然他威风八面、位高权重，被授予太保（正一品）兼少傅（从一品），是明代三公兼三孤衔的唯一获得者（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整个明代除陆炳外，无人兼得），但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对于徐阶而言，这个人的死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陆炳虽然为人尚可，却是严嵩的重要盟友，此人十分精明，如若要解决严嵩，必然要过他这一关。正如严世蕃所说，三人中若得其二，天下必无敌手。

现在陆炳已经死了，徐阶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然而他也仍然得不到任何帮助，杨博还活着，他也还是极其讨厌严嵩，但这位仁兄却不愿意也没法掺和进来，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兴趣爱好——打仗。

张居正后来曾经说过，他最景仰的人之一就是杨博，这位仁兄之所以名声在外，是因为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不但担任过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后还干过人事部长（吏部尚书），如此跨专业发展，可谓是复合型人才。

他最牛的一次表现，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鞑靼发动十余万大军进犯蓟州，消息传来边军十分惶恐，以为要完蛋了。杨博却十分镇定，每天都卷着铺盖在古北口城墙上打地铺，呼呼大睡，睡醒了也不下去，就在城墙上待着督战。他不下去，别人也不敢下去，一天到晚都屯在这里，这就可怜了蒙古人，连续打了四天四夜，连墙根儿都没摸着，只好全部撤走。

战后不久，嘉靖为表彰他的功勋，升他为正部级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任兵部尚书，此后他又担任了宣大总督。这么一位牛人，之所以没有进入朝廷，天天在边界喝风，除了他本人热爱战争，对政治不感冒之外，也要拜严嵩同志所赐。

由于严世蕃的提醒，严嵩对此人戒备万分，每次嘉靖想起杨博，准备召他回来的时候，严大叔不是说他身体不好，就是说边界太忙，他走不开。就这样，杨博在祖国边疆站了十几年岗，就算想帮徐阶的忙也没辙。

而高拱更是老奸巨猾，他既不争，也不靠，每天就等着参加嘉靖同志的追悼会，然后一夜之间奴隶翻身做主人。

但低调的他，却还是引起了严世蕃的注意，此人虽说人品极坏，眼光却着实极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了高拱的才能和企图，于是他找上了门，并且开门见山：

“我听说裕王殿下对家父（严嵩）一直有所不满，不知是否属实？”

这是一句要人命的话，而面对着严世蕃的质问，高拱显现出了超凡的反应能力，他镇定地回答：

“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严首辅是国之栋梁，裕王在皇上身边多年，一向对严大人礼遇有加，传言绝不可信。”

这句话恩威并施，先说我不得罪你，再讲明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裕王毕竟是裕王，你最好放聪明点。严世蕃自然明白，聊了一阵后就走了，高拱却十分清楚，这位仁兄突然上门，一见面就亮刀子，绝不只是为了过过嘴瘾。于是他派人给严世蕃送去了厚礼，这才算把事情摆平。

在高拱看来，保住裕王，就保住了一切，徐阶死也好，活也好，都不关他的事。

张居正倒是想插一脚，可他现在只是个中央大学副校长，才是个正六品官，朝中像他这样的一抓一大把，真可谓是百无一用。

于是几番穷折腾，变来变去之后，徐阶终于再次看清了形势：在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可靠的帮手，而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为可怕的敌人——严世蕃。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徐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严嵩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枝繁叶茂，只是因为严世蕃。

这位严公子虽然是个瘸子外加独眼龙，却实在是聪明盖世，但凡官场上的那套玩意儿，无论显规则、潜规则，他都了如指掌。他在朝廷的职务是工部左侍郎兼尚宝司丞，工部搞工程，而尚宝司管机要，严世蕃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处处长。

这两个岗位是朝廷里最肥的肥差，让严世蕃干这份工作，那就是让黄鼠狼去看鸡，而他对阴谋及人心的把握，更是到达了人类智慧的顶点，想在他面前耍诡计，只能是班门弄斧。

比如当时的一位河道总督，奉命去修缮淮河，朝廷拨了十万两白银，这位兄台想捞一把，用了五万两完工，自己留下三万，其余的自然要送给严副部长。

可是严世蕃收到钱后，却还是把他叫到了自己府上，让他把剩下的钱交出来，总督大人装糊涂，说结余就这么多，实在没钱了。

于是严长官生气了，看见对方不上道，当即拍案而起：“不要自作聪明，你手里至少还有三万两！”

总督闻言大惊，只好老实交代，把剩下的钱交了出来，严世蕃同志也算够意思，还是给他留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