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宗吾打算写的《外交私议》，前面已经说过，因“七七事变”突起，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在这篇计划书中，为配合抗战的顺利，同时也谈到了外交——战时外交。他更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自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并将这种态度昭告于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后，即大讲其“厚黑救国”的种种理论，以为世界战祸，一触即发。若不思患预防，则事变之来，必有措手不及之势。因此，他在数年之内，无论是脑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以及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救国家、救民族的问题。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挑起了侵华的战争，立刻便激发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论步入了实际的问题。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严肃起来了，他把中日情势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彻底的观察，于是而有《抗日计划商榷书》的问世。这篇《计划书》，据说是随着“七七”的第一声炮响，跟即以笔杆应战，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天气，但他不顾一切，在数昼夜之中手不停挥地把数万言的《计划书》一气呵成了，他把这篇文章和《制宪私议》合刊的意思，就是认为“制宪”与“抗日”是不能分开的。必须制定宪法之后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才可以说到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而中华民族才可以从抗战中强壮起来。所以他这篇《抗日计划书》是处处顾到内政与外交的。读者如欲评判他的得失，即当留意以下数事：第一，我们不可忘记这篇《计划书》是在抗战的最初期写成的；第二，我们人人心中自问当抗战初起时，究有如何的计划；第三，政府在当时所表现的，究有如何的抗战国策；第四，在当时全国的报章杂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见的此类文字。如果把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后再来评判这篇《抗日计划书》的得失，就不至掩没他的苦心了。那篇《计划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时，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应本着中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后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发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发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发生。正义既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杖、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

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只有把第一次大战种下的祸胎连根拔尽，催促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实现，才能奠定和平的基础。英、法诸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对于弱小民族是失了信的；应由我国出来，把威尔逊的旧事重提，劝导弱小民族起来帮忙，把专讲强权的国家抑制下去；一面要求英法诸国履行威尔逊的原约，这本是他们亲口允诺的，只因后来食言，以致第二次大战爆发，不可终日，英、法诸国未必不后悔；所以我们旧事重提，英、法诸国亦必乐从、同情于我们的主张。历史是有连续性的，第二次大战是承袭第一次大战而来，故第一次大战未完的事件，应于此次大战中了结清楚。

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他本身是美国总统，美国是列强之一，与弱小民族立场相反，对于弱小民族只能表示一种同情，不能挺身相帮。弱小民族本身利害自己不能解决，旁观者将奈之何？而弱小民族又是一盘散沙，没有负责的领导者，所以威尔逊的理想是无从实现的。我国在弱小民族中，弱则有之，小则未也，是一个天然的领导者，与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立场相同，利害相同，此次由我国出来，当一个“威尔逊”，必定成功。弱小民族力量诚然是小的，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可以解决本身不可避免之事，好比全身毒菌非溃而成疮不能泄出。依进化趋势看去，此次大战，当为人类战争的总结束。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正是预备办理结束事宜的。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仅仅行威尔逊主义还不够，必须加之以孙中山主义，才能使世界永久和平。中山主义是集中国主义的大成。中国主义决定于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民族性又决定于所处的天然环境。世界分温、热、寒三带，西洋地偏寒带，印度地偏热带，中国地居温带。温之云者，寒、热二者合并而成者也。故中国人性情和平，无论说话做事，都带一种温和态度，不走极端。寒带天然物很少，生于此地之人不努力奋勉即不能生活，故时时想征服天然界。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的需要不患不足，故生于此地之人对于天然界则取放任态度。中国介居二者之间，则另有一种办法，《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对于天然界，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裁成之。这种办法俨然是融合西洋和印度办法而成的。至中至正，这即是中国主义。故中国文化发扬出来可以把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融合为一。西洋以征服天然为务，因而产出侵略主义；印度以放任天然为务，因而产生出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主义则为“抵抗而不侵略”，证之以数千年的历史，证之以古先圣哲的言论，无不如是。中山主义更是继承这种精神，把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加以融合的。目前政治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用他的学说即可以得到一种总解决。在政治方面，是把独裁主义与民主主义融合为一；在经济方面，是把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融合为一。世界各国只要把中山主义实行做去，一切问题就可得到合理的解决了。

第一次大战，慢道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世界和平还是不能永久的，这有事实可证明：第一次大战告终，和议方始，全世界把威尔逊看做救世主一般，欢迎的热烈达于极点；而战胜国的劳工反暴动起来。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意大利战胜回国的兵士，戴起徽章，横行都市，因而产出专制魔王墨索里尼。英国的矿工、铁路工人、轮船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和政府决战，害得首相劳合·乔治乘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法国首相克里蒙梭是欧战***力最大的一位角色，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巴黎市民也曾有一次大大的示威运动。其余各国大大小小的罢工差不多每星期总有一两起。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说道：“我们何苦替资本家拼命呢？”于是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大战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未免不值，所以发生暴动。巴黎正在开会，而各国劳工也举出代表在瑞士的熊城开会，因此之故，和会上才特订一个《劳工规约》。所以巴黎和约，不仅是对敌人德国议和，并且是对本国中的劳工议和。从此看来，即使威尔逊的计划成功了，弱小民族实行自决了，列强国中的劳工，对于资本家，还有一番大流血。我们这次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是谋世界永久和平的，只要把中山主义宣扬起来，这劳资问题也就附带解决了。人世战争的祸胎才算连根拔尽。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为推行中山主义的总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列强国中被压迫的劳工集合在一根战线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一）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来，与列强平等；（二）把列强国中的资本家降下去，与他本国中的人民平等。所谓与本国中人民平等者，即《制宪私议》中所说致富的机会相等，不是那种平头的平等。我们把宪法公布出来，使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对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作战，不是对日本的平民和劳工作战，中日战争才容易解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了中山主义的好处，自然会跟着我们的主义走来，至少也可同情我们。我们这部宪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适用的宪法。把宪法制好了，悬出一定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标作战，使一战之后永久和平，人类相互间不致再发生战事，这部宪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战预定的和约。像这样的作战，才算是有计划、有主义。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强国中的劳工一齐奔集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互相厮杀，真不知所为何事！所以我国此时，应将所谓对日抗战啦，宣传中山主义啦，制定宪法啦，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啦，四者同时并进，合一炉而冶之，才是正当办法。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英、苏、美、法、德、意、日成了两个集团：德、意、日三国成为一个法西斯集团；英、苏、美、法四国成为一个集体安全集团。我国同弱小民族另成一个三民主义集团。把世界剖为三个集团，这又是魏、蜀、吴三国的形势。法西斯集团主张侵略，是我们的敌人；集体安全集团主张维持世界和平，是我们的友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这个集团与英、苏、美、法集团等于蜀、吴二国，有联合的必要。我们把中国主义宣布出来，世界弱小民族信从中国主义的加入中国集团；信从西洋主义的，加入英、苏、美、法集团。这两个集团同向法西斯集团进攻，不言互助，而互助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