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

宗吾本着他所倡的“合力主义”，曾写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于一九二七年刊入《宗吾臆谈》，一九二九年扩大为单行本，名为《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九三七年，政府定期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他便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继此文之后，他正想写一篇外交私议时，而“七七事变”突起，他就改写了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亦在《华西日报》连续登载。这两篇文字，即于是年九月合刊一册，名为《制宪与抗日》，关于制宪部分，他特别注重经济与政治两项，也可说是他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结论。关于抗日部分，除了抗日计划外，更涉及外交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今先将《制宪私议》的要点介绍于下：

他以为规划国家大计，犹如建筑一个大房子一般，须有全部计划，先把图样绘出来，然后才可按照图样逐步兴建，倘若没有全部计划，随便建筑几间来住，人口添多了，又随便添筑几间，人再多，就再添筑，结果必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要想继续住下去，无奈人口太多，实在挤不下；要想拆除别筑，那就费事太大了。西洋的资本帝国主义，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此，我们此次制宪应当仔细斟酌，不能照抄欧美宪法，瞎子跟着瞎子走，一齐跌入陷坑。

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后，断不能为数十年计，或一二百年计。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缺乏此种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种下社会革命的祸胎，由资本主义的盛行，酿成世界第一次大战，跟着又要第二次大战。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许不至倡出那种说法。孔子《礼运》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样绘出，一步一步地建筑，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现，其学说的价值不惟不因之而损，反愈见其伟大。他悬出一种目标数千年俱走不到，于是数千年以后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行了数十年，百十年，即无路可走，处处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还是不能解决。所以我国此次制宪，须有远大的计划，即使中间有几部分一时不能实行；但既垂为宪法，定出了目标，大家望着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乱，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谈政治方面：

他以为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合伙做一个皇帝，现在就要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村议会，经村议员议决了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的，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的议决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的议决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施行；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施行；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施行；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不过把君主的办法，一一拿在人民的手中去行使罢了。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今后仍当以司法权授予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如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是人所尽知的；但现在的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的结果，适得其反。今后当以调查或和解的责任加之村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先诉诸村长，村长调查明白，即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村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长。区长即当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又备文送之县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村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长以上则当按国家法律来解决。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非将两种主义融合为一，冲突是不能免的。中山先生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但人性是浑然的东西，无善无恶，所以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做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一般，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的去留，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可融合为一了。

次谈经济方面：

他以为要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的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此数，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的生产力，不是出于工人的劳力。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放弃，机器便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旧日归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应该收归公有，工人做工，给以相当的代价；由机器生出的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又发出两种力，一是脑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的私有物。社会上想使用它，就应出以相当代价；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于上面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条原则：“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这个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按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现在可定出一条原则：“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能私有。”于是将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的工厂，一律购归公有。但是全国的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于此当首先定出一条法令曰：“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至银行月息多少，视随时情况而定。如假定存入为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区银行和村银行，银行法既已确定，则应属公有的财物，即可着手收买。

（一）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二）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工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

（三）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亦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四）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货何者该买，何者不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以上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的部分应当治疗，无病的部分不可妄动刀针。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疗；其余可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的部分不动刀针。如此办去，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可实现了。

中山先生屡次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公司内的股东。”这种说法再好没有了！那么，如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即是四万万五千万股东，以一个人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权是很分明的。发给生活费是各股东按年所分的红息；服务社会者，或劳心，或劳力，给予相当代价，即是股东在公司内服务，于分红息之外各得相当报酬。像这样的组织法，不但是取法公司制，并且是从天然界取法来的。说明如下：

（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体上某部分越劳动，血液的灌注越多，弥补消耗之外，还有余剩，因之越劳动的部分越发达，这就是人体奖励劳动的方法；准此，对于国中的劳动者就应该从优报酬。吾人身上还有许多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无用的东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较少，所以男子之乳渐渐缩小；准此，对于国中的任何人一律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止，不劳动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饮食从总口入，便溺从总口出，饮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运转，脑筋全不知道；准此，国际贸易，由政府支配；国内贸易，听人民自由经营，不必过问。

（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晒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气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洒下，不惟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它，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并且枯枝朽木也同样散给，不因其没有生机就剥夺了享受雨露之权。洒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无容心于其间，准此，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的收入，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老幼，不问劳动与否，一律发给生活费，而国中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即是取法雨露的无私。

有人虑及遗产制，可以发生资本家，那是不相干的。美国的银行大王、汽车大王、煤油大王、商业大王诸人，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外，都是赤贫之子；而摩尔根之致富，并未依赖遗产。他们之所以致富，全靠个人的努力，从事于经营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而来。宪法上如把四者定为国家公有，私人不得买卖，这些大王，自然无从产生，这才是根本办法。

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大资本家无从产生，是富者削低一级；人人有生活费，不至冻馁而死，是贫者升高一级。两级中间为人民活动的余地。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不主张平头的平等，而主张立足点平等；因之经济上的组织不应主张平头的平等，使全国人贫富相等，而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的不同，所得的报酬即不同，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的向上心，社会才能日益进化。犹如地势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

宗吾在《制宪私议》中，对于政治经济的主张，大概如上。他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其权限仅属制宪，故只能谈及政治与经济，不能谈及外交，然他又说，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则制出的宪法无论如何是不能实行的。因此，他于《制宪私议》草成之后，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议》，以备采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