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的“统”字，就是从“帝王创业垂统”那个“统”字窃取来，即含有传国玺的意思，那时禅宗风行天下，禅宗本是衣钵相传，一代传一代，由释迦传至达摩，达摩传入中国，达摩传六祖，六祖以后，虽是不传衣钵，但各派中仍有第若干代名称，某为嫡派，某为旁支。宋儒生当其间，染有此等习气，特创出道统之名，与之对抗。“道统”二字，可说是“衣钵”二字的代名词。

请问：濂洛关闽诸儒距孔孟一千多年，怎么能够传授呢于是创出“心传”之说。说我与孔孟，心心相传，禅宗有“以心传心”的说法，所以宋人就有“虞廷十六字心传”的说法，这“心传”二字，也是模仿禅宗来的。

本来禅宗传授，也就可疑，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俱是他们自相推定的。其学简易，最合中国人习好，故禅宗风行天下。其徒自称“教外别传”，谓不必研究经典，可以直契佛祖之心，见人每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其意味也相同。

周子为程子受业之人，横渠是程子戚属，朱子绍述程氏，所谓濂洛关闽，本是几个私人讲学的团体，后来愈传愈盛，因创出道统之名。私相推走，自夸孔孟真传，其方式与禅宗完全相同。

朱子争这个道统，尤为出力，他注《孟子》，于末后一章，结句说道：“……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中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所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旨深哉。”提出“统”字“传”字，又说“神会心得”。即为宋学中所谓“心传”和“道统”伏根。最奇的，于“其旨深哉”四字之后，突然写出一段文字，说道：“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醇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段文字写毕，即截然而止，不再著一语，真是没头没尾的。见得程子即是“后圣”。朱子于《大学》章句序，又说道：“河南两夫子出，而有以接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关焉。”“著”、“闻”字，俨然自附于“闻而知之”之列，于是就把道统一肩担上。

（二）道统之内幕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鹓雏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宋儒苦心孤诣，创出一个道统，生怕被人分去，朱子力排象山，就是怕他分去道统，象山死，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硬派象山作告子，自己就变成宋学中的孟子了。

程朱未出以前，扬雄声名很大，他自比孟子，北宋的孙复，号称名儒，他尊扬雄为范模。司马光注《太玄经》说道：“余少之时，闻玄之名，而不获见……于是求之积年。乃得观之，初则溟涬（xing）漫漶（huàn），略不可入，乃研精易虑，屏人事而读之，数十遍，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曰：呜呼，扬子真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扬子而谁，荀与孟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司马光这样说法，简直把大玄推尊得如周易一般，俨然直接孔子之传，道统岂不被扬雄争去吗孟子且够不上，何况宋儒宋儒正图谋上接孟子之传，怎能容扬雄得过适因班固《汉书》说扬雄曾仕新莽，朱子修纲目轻轻与他写一笔：“莽大夫扬雄死。”从此扬雄成了名教罪人，永不翻身。孟子肩上的道统，无人敢争，濂洛关闽，就直接孟氏之传了。这就像争选举的时候，自料比某人不过，就清查某人的档案，说他亏吞公款，身犯刑事，褫（chi）夺他被选权一般。假使莫得司马光这一类称赞扬雄的文字，纲目上何至有莽大夫这种特笔呢扬雄仕新莽，作《剧秦美新论》。有人说其事不确，我们也不深辩，即使其事果确，一部《紫阳纲目》中，类于扬雄、甚于扬雄的人很多，何以未尽用此种书法呢这都是司马光诸人把扬雄害了的。

从前扬雄曾入孔庙，后来因他曾仕王莽，就把他请出来；荀子曾入孔庙，因为言性恶，把他请出来；公伯宁曾入孔庙，因为他毁谤子路，也把他请出来。我所不解者，司马光何以该入孔庙扬雄是逆臣，司马光推尊扬雄，即是逆党。公伯宁不过口头毁谤子路罢了，司马光著《疑孟》一书，反孟子说的话，层层攻讦，对于性善说，公然愤疑，其书流传到今，司马光—身，备具了公伯宁、荀卿、扬雄三人之罪，公然得入孔庙，岂非怪事推其原故，司马光是二程的好友，哲宗即位之初，司马光曾荐明道为宗正寺丞，荐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司马光为宰相，连及二程也做官，所以二程入孔庙，连及司马光也配享。司马光之人品，本是很好，但律公伯五寮（liáo）荀、卿扬、雄三人之例，他就莫得入孔庙的资格，而今公然入了孔庙，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徇私”。

宋儒口口声声，尊崇孔子，排斥异端，请问诸葛亮这个人为什么该入孔庙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乐为曾西所不屑为，孔门羞称五霸，孟子把管仲说得一钱不值，管仲的私淑弟子，怎么该入孔庙又诸葛亮手写申韩，以教后主，可见他又是申韩的私淑弟子，太史公作《史记》，把申韩与老子同传，还有人说申韩够不上与老子并列，老子是宋儒痛诋之人，诸葛亮是申韩私淑弟子，乃竟入孔庙，大书特书曰“先儒诸葛亮之位”，这个“儒”字，我不知从何说起

刘先主临终，命后主读商君书，又不主张行赦，他们君臣要研究的，都是法家的学说，我们遍读诸葛亮本传及他的遗集，寻不出“孔子”二字，寻不出《四书》上一句话，独与管仲商鞅申韩，发生不少的关系，本传上说他治蜀严，又说他“恶无识而不贬”，与孔子所说“赦小过”，孟子所说“省刑罚”显然违反，假如修个“申韩合庙”请诸葛亮去配享，写一个“先法家诸葛亮之位”倒还名实相符。

宋尽排斥异端，申韩管商之学，岂非异端吗异端的嫡派弟子，高坐孔庙中，岂非怪事吗最好是把诸葛亮请出来，遗缺以《史记》上的陈馀补授。《史记》称：“成安君儒者也，自称义兵，不用诈谋。”此真算是儒者，假使遇着庸懦之敌将，陈馀一战而胜，岂不是“仁者无敌”，深合孟子的学说吗恐怕孔庙中早已供了“先儒陈馀之位”，无奈陈馀运气不好，遇着韩信是千古名将，兵败身死，儒者也就置之不理了。

诸葛亮明明是霸佐之才，偏称之曰王佐之才，明明是法家，却尊之曰先儒，岂非滑稽之至吗在儒家谓诸葛亮托孤寄命，鞠躬尽瘁，深合儒家之道，所以该入孔庙，须知托孤寄命，鞠躬尽瘁，并不是儒家的专有品。难道只有儒家才出这类人才，法家就不出这类人才吗这道理怎么说得通我无以名之，直名之曰“慕势”。只因汉以后，儒家寻不出杰出人才，诸葛亮功盖三分，是三代下第一人，就把他欢迎入孔庙，借以光辉门面，其实何苦乃尔

林放问“礼之本”，只说得三个字，也入了孔庙，老子是孔子曾经问礼之人，《礼记》上屡引老子的话，孔子称他为“犹龙”，崇拜到了极点。宋儒乃替孔子打抱不平，把老子痛加诋毁，这个道理，又讲得通吗

两庑（wu）豚肩，连朱竹坨都不想吃，本来是值不得争夺的，不过我们须知：一部廿四史，实在有许多糊涂账，地方之高尚者，莫如圣庙；人品之高尚者，莫如程朱，乃细加考察，就有种种黑幕，其他尚复何说

宋儒有了“道统”二字横塞胸中，处处皆是荆棘，我不知道“道统”二字有何贵重，值得如许争执。幸而他们生在庄子之后，假使被庄子看见，恐怕又要发出些鹓（yuán）雏（chu）腐鼠的妙论。我们读书论古，当自出见解，切不可为古人所愚。

《四库全书提要》载：“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宋刘敞撰，敞发明正学，在朱程前，所见皆正，徒以独抱道经，澹于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抑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之间，卓然醇儒也。”刘敞发明正学，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周旋，就视为异党。此中黑幕，纪晓岚早已揭穿。司马光赞扬雄，诋孟子，因与伊洛诸人周旋，死后得入孔庙，此种黑幕，还没有人揭穿。

（三）宋儒之缺点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著者平日有种见解，凡人要想成功，第一要量大，才与德尚居其次。以楚汉而论，刘邦项羽二人，“德”字俱说不上，项羽之才，胜过刘邦，刘邦之量，大于项羽。韩信陈平黥布等，都是项羽方面的人，只因项羽量小，把这些人容纳不住，他们才一齐走到刘邦方面来。刘邦豁达大度，把这些人一齐容纳，汉兴楚败，势所必至。秦誓所说“一个臣”，反复赞叹，无非形容一个“量”字罢了。于此可见“量”字的重要。宋儒才德二者俱好，最缺乏的是“量”字，他们在政治界是这样，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争，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陆之争。

邵康节临死，伊川往访之，康节举两手示之曰：“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这一“窄”字，深中伊川的病。宋元学案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指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直，人不敢近也。”又称：“明道犹有谑语……伊川直是谨严，坐间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卑幼不说了，尊长见他，都莫不肃然。连走路都莫得一人敢与他同行，这类人在社会上如何走得通无怪洛蜀分党，东坡戏问他：“何时打破诚敬”此语固不免轻薄，但中伊川之病。

《宋元学案》又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道虽同而造德固自各有殊。”于此可见明道量大，伊川量小，可惜神宗死，哲宗方立，明道就死了，他死之后，伊川与东坡，因语言缘故，越闹越大，直闹得洛蜀分党，冤冤不解。假使明道不死，这种党争，必不会起。

伊川凡事都自以为是，连邵康节之学，他也不以为然，康节语其子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互相攻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议吾为数学者，子孙勿辩。”康节能这样的预诫后人，故程邵两家，未起争端。

朱子的量，也是非常狭隘，他是伊川的嫡系，以道统自居，凡是信从伊川和他的学说的人，就说他是好人，不信从的，就是坏人。苏黄本是一流人物，朱子诋毁二苏，独不诋毁山谷，因为二苏是伊川的敌党，所以要骂他，山谷之孙黄昀，字子耕，是朱子的学生，所以就不骂了。

林栗、唐仲友，立身行己，不愧君子，朱子与栗论一不合，就成仇畔。朱子的门人，至欲烧栗的书。朱子的朋友陈亮，狎台州官妓，嘱唐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亮谗于朱子，朱子为所卖，误兴大狱，此事本是朱子不合，朱派中人就视仲友如仇雠（chou）。张浚一败于富平，丧师三十万，再败于淮西，丧师七万，三败于苻离，丧师十七万。又尝逐李纲，引秦桧，杀曲端，斥岳飞，误国之罪，昭然共见，他的儿子张南轩，是朱子讲学的好友，朱子替张浚作传，就备极推崇。

最可怪者，朱子与吕东莱，本是最相好的朋友，《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他同朱子撰的。后来因为争论《毛诗》不合，朱子对于他的著作就字字讥弹，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于巧。”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伯恭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又云：“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对于东莱，抵隙蹈瑕，不遗余力，朱派的人，随声附和，所以元人修史，把东莱列入儒林传，不入道学传，一般人都称“朱子近思录”，几于无人知是吕东莱同撰的。

朱子与陆象山，同是尊崇孔教的人，因为争辩无极太极，几至肆口谩骂，朱子的胸怀，狭隘到这步田地，所以他对于政治界、学术界，俱酿许多纠纷。门人承袭其说，朱陆之争，历宋元明清，以至于今，还不能解决。

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将上述黄昀、林栗、唐仲友、张浚诸事，一一指出。其评朱吕之争，说道：“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于《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及其抵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别人訾（zi）议朱子不算事，《四库提要》是清朝乾隆钦定的书，清朝功令，四书文非遵朱注不可，康熙五十一年，文庙中把朱子从庑中升上去，与十哲并列，尊崇朱子，可算到了极点。乾隆是康熙之孙，纪著《四库提要》，敢于说这类话，可见是非公道，是不能磨灭的。纪文说：“刘敞卓然醇儒。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这些说法，直是揭穿黑幕，进呈乾隆御览后，颁行天下，可算是清朝钦定的程朱罪案。

宋俞文豹《吹剑外集》（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卷）说：“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而人无闲言，今伊川晦庵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弘，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何也，盖人心不同，所见各异，虽圣人不能律天下之人，尽弃其学而学焉。……今二先生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贷，与安定角，与东坡争，与龙川象山辩，必胜而后已。浙学固非矣，贻书潘吕等，既深斥之，又语人曰：‘天下学术之弊，不过两端，永嘉事功，江西颖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而得明。’盖指龙川象山也。”程端蒙谓：“如市人争，小不胜辄至喧竞……”俞氏这段议论，公平极了。程朱的学问，本是不错，其所以处处受人攻击者，就在他以严师自居，强众人以从己。他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何由得明。”不知越争辩，越生反响，此道越是不明，大凡倡一种学说的人，只应将我所见的道理，诚诚恳恳的，公布出来，别人信不信由他，只要我说得有理，别人自然肯信，无须我去争辩，若是所说不确，任是如何争辩，也是无益的，惜乎程朱当日，未取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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