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政闻编审委员会裁撤，另成立一编译室。该室的编制仅有编译五人。宗吾亦为其中之一。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改为编译三人，于是宗吾便被人挤下台了。此事，新近得到一位当年与宗吾同事的徐庆坚君来函有云：

“当时紧缩编制改为三人，某君趁机设法改调，某君趁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君，则兼一机关报社长；愚则兼另一机关报总编辑。名为五员，实仅存四。此四者中，宗吾先生脸厚不如某主任，心黑不如某新检所主任；愚则所谓因缘时会，靠土著饭碗团体帮忙不能走者；宗吾先生，遂不得不挂冠而去矣。”

至此，前章所谓宗吾隐于朝者，又须痛痛快快地隐于山林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宗吾满六十岁，发表了那篇梯突滑稽的《厚黑教主六旬晋一征文启》（见《厚黑教主别传》）。四月，他便由省垣回到自流井故乡去了。我开始读他的几种著作，并冒昧给他写信，就在他回家数月以后的当儿；可是一直到次年春季，才将他从不给生人写信的旧例打破了，竟蒙他回复了我。接着我们来往的信件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由彼此争论，到彼此谅解，以至于彼此会晤结为好友，据他自己说，他晚年的家居生活，除从事于研究著述外，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和我的通信中。他那时正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的问题。

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看法，仍不外以上所说的“抵抗而不侵略”的大原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着重于天然环境，即强调他的地理气候之说。更想从古今的历史中寻获翔实的例证，从古先圣哲的著述里，援引充分的理据，打算写成一部巨著。不过这部书终未写成，我所见到的仅是一篇数千字的论文，题为《中国民族性之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特别举出由中国民族性所形成的中国主义，约有六大特色：

第一，他说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的；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读古人之书，就觉得矛盾百出。例如，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我战则克。”这不是明明矛盾吗？要知道：孔子的说法，是就抵抗而言；孟子的说法，是就侵略而言；则孔孟的学说，自然就无冲突了。中国古人倡出“抵抗而不侵略”的学说，经过数千年之久，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的人民任便发出的议论，作出的诗歌，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汉弃珠崖，论者称其合于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秦皇汉武开边，意在侵略，是中国民族的变态，所以很受历史家的讥评。唐人诗中亦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沉痛的呼声，正是为侵略者痛下针砭。及至受人侵略，则诗人的态度又改变了。南宋受金人侵略，陆放翁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又力主用武。明胡宗宪督讨倭寇时，幕客沈明臣作《饶歌》十章，中有句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说：“何物沈生，雄快乃尔！”这更是歌颂战斗的精神。像这种“抵抗而不侵略”的主义，是中国主义的第一特色。

第二，他说中国主义是内刚而外柔的。《易经》书是中国哲学的总纲，全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例如，“泰卦”是内阳而外阴，“明夷”是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则山在地下，“既济”则水在火上，无一不是内刚外柔的表现。孔老为中国的两大教主，其立教主旨，一一与易理相合，老子则被褐怀玉，孔子则衣锦尚纲。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孔子则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句句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数千年以此立教，自然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便是外柔的表现；一旦正义所在，勇气奋发，不顾身命，这便是内刚的表现。我国民族性既然如此，故我国对日抗战，最后胜利是决然无疑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二特色。

第三，他说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的第三特色。

第四，他说中国主义是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印度学者所讲的是出世法；西洋学者所讲的是世间法；中国学者所讲的也是世间法。但西洋近代流行的各种主义互相冲突，纷争不已，成为互不相容的几件事物。而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于是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冲突。其言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俨然将人、己、物、我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四特色。

第五，他说中国主义是仁义与功利融合为一的。印度教徒满腔子是慈悲，绝口不言功利；西洋科学家满腔子是功利，几不知仁义为何物。而中国学说，则能将仁义与功利融合一致，欲求功利，当从仁义着手。《孟子》全书即是发明此旨。如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必为政于天下矣。”行文王之政，就是行仁义；为政于天下，就是尚功利。欧人主张武力统一，是用一个“杀”字统一世界。孟子则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用一个“生”字统一世界。其说绝精，细读自知。这种仁义与功利融合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五特色。

第六，他说中国主义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并重的。印度教徒乞食为生，不事货财；欧美富豪好货贪财，骄奢淫逸。伦敦也，巴黎也，纽约也，以及日本之东京也，可说是拿弱小民族的血肉建成的。而我国孟子则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的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而达尔文则盛倡“优胜劣败”，成为无界域的竞争。世界列强一得到达氏之说，就像疯狂一般，向弱小民族掠夺，势不致列强胀死、弱小民族饿死不止。我国古人早见及此，所以说：“衣食足而礼义兴。”一达到不饥不寒，即教之以礼义。故信从印度主义，不免饥寒；信从西洋主义，蔑弃礼义；这两者的偏颇极端，中国学说最能折中起来，是为中国主义的第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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