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流而为德，德流而为仁，仁流而为义，义流而为礼，礼流而为刑，刑流而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孙子言兵，韩非言刑，而其源皆出于老子。我们如果知道兵刑与道德相通，即知诸子之学无不与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温良恭俭让，“俭”字与老子同，让即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孔子尝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见儒家与老子相通。墨子之兼爱，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节用，即是老子之俭。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则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见其与老子相通。战国的纵横家，首推苏秦，他读的书，是阴符，揣摩期年，然后才出而游说，古阴符不传，他是道家之书，大约是与老子相类。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此语，是以一个“平”字立论。苏秦说六国，每用“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类话，激动人不平之气，暗中藏得有天道张弓的原理，与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苏秦的说法，能够披靡一世。老子所说“欲取姑予”等语，为后世阴谋家所祖，他如杨朱庄列关尹诸人，直接承继老子之学，更不待说，周秦诸子之学，即使不尽出于老子，也可说老子之学，与诸子不相抵触，既不抵触，也就可以相通。后世讲神仙、讲符箓等，俱托始于老子，更足知老子与百家相通。

汉朝汲黯（àn），性情刚直，其治民宜乎严刑峻法了，乃用黄老之术，专尚清静。诸葛武侯，淡泊宁静，极类道家，而治蜀则用申韩。这都是由于黄老与申韩，根本上是共通的缘故。孔孟主张仁义治国，申韩主张法律治国，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其实是一贯的。诸葛武侯说“法行则知恩”，这句话真是好极了，足补四书五经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义。子产治郑用猛，国人要想杀他，说道：“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来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说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难道子产改变了政策吗他临死前还说为政要用猛，可见猛的宗旨，至死不变，而所收的效果，却是惠字，《论衡》载：“子谓子产……其养民也惠。”又讲：“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关键，只有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严，与子产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说申韩刻薄寡恩，其实最慈惠者，莫如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试取韩非子与诸葛武侯本传，对照读之，当知鄙言之不谬。

韩非之学，出于荀子，是主张性恶的。荀子以为人性恶，当用礼去裁制他。韩非以为礼的裁制力弱，法律的裁制力强，故变而论刑名，由此可知：黄老申韩孟荀，原是一贯。害何种病，服何种药。害了嬴秦那种病，故汉初药之以黄老，害了刘璋那种病，故孔明药之以申韩，儒者见秦尚刑名，至于亡国，以为申韩之学，万不可行，此乃不知通变之论。商鞅变法，秦遂盛强，逮至始皇，统一中国，见刑名之学，生了大效，继续用下去，犹之病到垂危，有良医开一剂芒硝大黄，服之立愈，病已好了，医生去了，把芒硝大黄作为常服之药，焉得不病焉得不死于芒硝大黄何尤于医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原因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地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

《礼记》上，孔子屡言：“吾闻诸老聃曰。”可见他的学问，渊源于老子。至大限度，只能与老子对抗，断不能驾老子而上之。《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这种惊讶佩服的情形，俨如虬髯客见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样。《虬髯客传》载，道士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也就离开中国，到海外扶馀，另觅生活。孔子一见老子，恰是这种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已被老子讲得透透彻彻，莫得孔子说的，孔子只好从“仁”字讲起走了。老子学说，虽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详，他专言道德，于仁义礼三者，不加深论。孔子窥破此旨，乃终身致力于仁义礼，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条分缕析地列出来。于是老子谈道德，孔子谈仁义礼，结果孔子与老子，成了对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带得有点强哉矫的性质，虽是佩服老子，却不愿居他篱下。这就像清朝恽寿平，善画山水，见了王岩谷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画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习花卉，后来二人竟得齐名。孔子对于老子，也是这样。他二人一谈道德，一谈仁义礼，可说是分工的工作。

《论语》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呢？因为性与天道，老子已经说尽，莫得孔子说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离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业已探骊得珠，孔子再说，也不能别有新理，所以就不说了。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请问致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学案，“虚”字“静”字，满纸都是，说来说去，终不出“致虚守静”的范围，不过说得比较详细罢了。老子书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云“天地之间，其犹橐（uo）籥（yuè）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长久，而况于人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这一类话，即把天地化生万物，天人感应，天道福善祸淫，种种道理，都包括在内，从天长地久，说至天地不能长久，就叫孔子再谈天道，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只好不说了。老子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见到了的，他赞周易，名此物曰太极，曾极力发挥，惟理涉玄虚，对门人则浑而不言，故大学教人，从诚意做起走。

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程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十一）三教异同之点

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

春秋战国时，列国并争，同时学术界，也有百家争鸣，自秦以后，天下统一，于是学说随君主之旨意，也归于统一。秦时奉法家的学说，此外的学说，皆在所排斥。汉初改而奉黄老。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此以后，专奉孔子之学。而老子的学说，势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国成为两大河流。随后佛教传入中国，越传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个区域内，相推相荡，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天然有合并的趋势，于是宋儒的学说，应运而生。

我们要谈宋儒的学说，须先把三教异同研究一下。三教异同古人说的很多，无待我们再说，但我们可补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为务。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还不能终止。孟子又曰：“孩提之事，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为止。老子一书，屡言婴儿，请问孟子之孩提，与老子的婴儿，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呢孟子所说之孩提能爱亲敬兄，大约是二三岁或一岁半岁。老子曰：“如婴儿之未孩。”说文：孩，小儿笑也。婴儿还未能笑，当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说：“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紧的。可见老子所说的婴儿，确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说的孩提知爱知敬，是有知识的。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莫有知识的。可知老子返本更进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婴儿为止。

但老子所说的虽是无知无欲，然犹有心；故曰：“圣人当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释氏则并心而无之，以证入涅槃，无人无我为止。禅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面目”。竟是透过娘胎，较老子的婴儿更进一步。他们三家俱是在一条线上，我们可作图表示，如图：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们可呼此线为“返本线”。由此可看出三家的异同。要说他们不同，他三家都沿着返本线向后而走，这是相同的。要说他们相同，则儒家返至丙点而止，老子返至乙点而止，释氏直返至甲点方止，又可说是不同。所从三教同与异俱说得去，总看如何看法。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两屋，直至“意”字，从诚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为有了我即有人，人我对立，就生出许多胶胶扰扰的事，闹个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倘若无有我身，则人与我浑而为一，就成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再不会有胶胶扰扰的事。故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子书上种种讥诮孔子的话，与夫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等语，都是根据这个原理。试问如老子所说，是个什么境界呢这就是所说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婴儿未孩”的状态，自佛学言之，此等境界是为第八识，释氏更进一步，打破此识，而为大圆镜智，再进而连大圆镜智也打破，即是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了。

据上面所说，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则又不然，佛氏说妙说常，老子曰：“复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尝不能到呢孔子毋意必固我，又曰：“无可无不可。”佛氏所谓法执我执，孔子何尝莫有破呢但三教虽同在一根线上，终是个个独立。他们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须追寻至父母未生前，连“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说是要出世，所以世间的礼乐刑政等，也就不详加研究了。孔门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上，人事之发生，以意念为起点，而意念之最纯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从孩提之童研究起来，以诚意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宗旨，即是想治世，所以关于涅槃灭度的学理，也就不加探讨了。老子重在窥探造化的本源，故绝圣弃智，无知无欲，于至虚至静之中，领会那寂然不动、虚而逍遥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婴儿。向后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间法。他说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个“中”字，即指乙点而言，是介于入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诗》、《书》、《易》、《礼》、《春秋》，可算说得很多了。老子却不愿意多说，只简简单单五千多字，扼着乙点立论，含有“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只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愿多言，所以讲出世法莫得释氏那么精，讲世间法莫得孔子那么详。综而言之，释氏专言出世法，孔子专言世间法，老子则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打通为一，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后，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他是用致虚守静的功夫，步步向内收敛，到了归根复命，跟着又步步向外发展，所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彰，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之学，得之于老子，其步骤是一样。《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步步向内收敛。“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发展。老子归根复命的工作，与佛氏相同，从“修之于身”，以至“修之于天下”，与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学，可贯通儒释两家。

北方人喜吃面，南方人喜吃饭，孔子开店卖面，释迦开店卖饭，老子店中，面和饭皆有，我们喜欢吃某种，进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面，把卖饭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饭，把卖面的店子封了。卖面的未尝不能做饭，卖饭的也未尝不能做面，不过开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罢了。儒释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击，真算多事。

（十二）宋学是融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成

在宋儒尽管说他是孔门嫡派，与佛老无关，实际是融合三教而成，他们学说俱在，何能掩饰。其实能把三教融合为一，这是学术上最大的成功，他们有了这样的建树，尽可自豪，反弃而不居，自认孔门嫡派。这即是为“门户”二字所误。

最初孔老二教，迭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到了曹魏时，王弼出来，把孔老沟通为一，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无累便谓其不复应物，失之远矣。”（见《魏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冲和以通无”，指老氏而言。“哀乐以应物”，指孔氏而言。裴说：“应物而无累于物。”就把孔老二说，从学理上融合为一。王弼曾注《易经》和《老子》，《易经》是儒家的书，《老子》是道家的书，他注这两部分，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这是学术上一种大著作，算是一种新学说，大受一般人的欢迎，所以开晋朝清谈一派。

人情是厌故喜新的，清谈既久，一般人都有点厌烦了，适值佛教陆续传入中国，越传越盛，在学术上另开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欢迎，到了唐时，佛经遍天下，寺庙遍天下，天台、华严、净土各宗大行，禅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兴之唯识宗，可算是佛学极盛时代。唐朝自称是老子之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历代崇奉之教，当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荡，天然有合并的趋势。那个时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学，可说他们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却不曾把此融合为一，直到宋儒，才把这种工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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