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

宗吾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为八股专家。如他在《迂老随笔》中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在《厚黑丛话》中说：“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国粹中之国粹，根本中之根本。”又说：“中国的八股，有甚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有八股气，酸溜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集》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闿、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闻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秀才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此外他也有比较郑重的说法，如说：“八股文规律极严。《四书备旨》、《四书味根录》等，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受过这种训练，故作出的文字，罅漏较少。朋辈中，惟我最善作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它联合来，融成一片。故我著书谈理，颇能自圆其说。”我们不管他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或是“正话正说”，要之，他对于八股文章，确实是有一段功夫的。

他学八股文，开始于十四五岁，不久即能满篇，遂而参加“考课”。考课是八股时代的名词，是政府用以津贴士子的，也可说是牢笼士子的；但那时的读书人，想有出头之日，也只有遵循这条道路。自流井是富顺的分县，一年有四季课；富顺县城，则有月课；自流井的鸿文书院及贡井的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宗吾在私塾及书院读书，米是由家中挑去；惟靠参与考课，得些奖金，作为零用及购书之费。这样，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齐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直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出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另换一本。他说这个方法，既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所以每战必捷。后来改试策论，那更可以由他发挥了。他当时所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新意的文字，他是不肯作的。

宗吾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炳文书院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工作。他常对宗吾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到咸涌井去，每挑在百斤上下，真是把我压够了！”他见民心挑行李，进书院，有如登仙，于是苦苦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才得以免去工作。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负，因当时他家实无供给二人读书的力量，所以铁崖考课，每次至少要作两本卷子，而民心则可作可不作。假若当时没有所谓“考课”的话，则铁崖只有在家以做工终老了。以后他留学日本，还是由他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后，则纯以卖文为生。民心的天资较高，铁崖则靠用功，作起文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宗吾说他文笔笨拙，他就说宗吾文笔轻浅，彼此各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及留学日本，遂把笨拙气脱去，就大有文名了。

某年，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二十四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烂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地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与薪”至“与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地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奔，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地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地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