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在的局势看来，德、意、日三国仿佛摆下了一个“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西方的德、意，则东方的日本应之，击东方的日本，则西方的德、意应之。他们把这种长蛇阵摆下了，就可掠夺中、苏两国的地方，就可掠夺英、法等国的属地，这是他们的阴谋。这种阴谋一揭开，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了那时，我们三民主义集团，围攻日本，英、法那个集团，围攻德、意，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苏联东西兼顾，美国为后方粮台，那条长蛇，一击就毙。须知国际上的或离或合，纯以利害为转移，利害相同则合，利害相反则离。现在国际局势已明白摆起了，我们无须同苏联定约，无须同英、法、美诸国商量，也无须强拉弱小民族加入我们这个集团；只消把中国主义昭告世界，就全国总动员，同日本抗战到底，弱小民族自然会参加我们这个集团，英、苏、美、法自然会朝着我们预定的路线走去，这是决然无疑的。而且人贵自立，即使无人与我国联合，我国单独对日作战，不过牺牲较大，时间较长，最终的胜利，决然属于我国，是之谓自力更生，是之谓自主外交。

国际上的情形，任它如何变化，我们总是抱着一定的国策做法——抱定中国主义做去。此时英、美诸国，仿佛是同情我国；然而他们同日本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将来同日本妥协，阻碍我们收复东北四省，不是不可能的事；抑或把我国某某等处，划为国际共管；甚或列强联合起来，向弱小民族进攻，都是不可知的事。我们总是埋头去干弱小民族联盟的工作。英、美诸国能主张公道，抑制专讲强权的国家，我们这个“弱联”就同他们联合，一致行动；如或列强联为一气压迫弱小民族，那么，全世界就明明白白划为两根战线，我们就依着中山先生指示的途径，纠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向压迫者的列强进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组织“弱联”是我国唯一的出路，无论如何困难，都应该做去；再困难，总没有中山先生在满清时组织“同盟会”那样困难。以中山先生在满清革命的精神，用以革列强之命，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们现在所以受日本欺凌者，全是失去此种精神之故。所谓“依赖列强”，不啻是“畏惧日本”的代名词，这种心理，就是胸中早已为“强权”二字，所慑服了。中山先生敢于革满清之命，正是胸中只有“正义”二字，没有“强权”二字，这即是孟子书上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之谓中国主义。如果英、美等国赞成我国抵抗日本，我们就抵抗日本，不赞成抵抗，就不抵抗，他们借口调停，阻止我们收复东北四省，我们就接受其调停，抑或主张某某地方由国际共管，我们就交出共管，那么，不惟是中山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主义的罪人。

有人问：抵抗而不侵略既是我国的一贯主张，为什么日本侵略起来，我国毫无抵抗能力呢？此种主义，以何因缘，消失净尽？他说：这可用力学公例来说明，依物理学的说法，凡是铁条皆有磁力，通常的铁条发不出磁力，是由于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之故，只消把磁石在铁条上引导一下，南北极分子排顺，立即发出磁力来，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本有极大的抵抗力，只因连年内战，分子凌乱，所以抵抗力发不出来。而今内部统一了，悬出日本为目标，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射日本，等于四万万五千万支箭向同一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内部自然莫得纷争，对外自然有极大的抵抗力。

大凡列国纷争之际，弱国唯一的办法是联合众弱国，以攻打强国，已经成了历史上的铁则。像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苏秦，楚汉时的张良郦食其，三国时的诸葛孔明，都是这种主张。齐桓公汉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国联合，最终为秦所灭，是失败了的；吴蜀二国最终为魏方的司马氏所灭，也是失败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条公例：“凡联盟集团中，有负责的首领就成功，无负责的首领就失败。”齐桓公和汉高祖，是集团中负责的首领，战争的责任，一肩担起，对敌人作正面的攻击，其余联盟的人从旁协助，故能成功。至若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则地位平等，没有负责的首领，所以有“连鸡不能俱栖”之说。吴、蜀二国亦然。蛇无头而不行，致遭敌方各个击破。现在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首领，等于齐桓公汉高祖一般。战争的责任由我们一肩担起，对日本为正面的攻击，其他联盟者，从旁协助，是为有头之蛇，日本不败何待？

有人问：我们可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难道日本不能组织强国联盟，与德、意联盟；且或进而与其他列强联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压迫吗？他说：日本想是这样想，其他强国，也未尝不这样想；但是这种联盟，即使组织起来，也断难持久。何以故呢？列强联盟，恰犯了当时六国联盟“连鸡不能俱栖”之弊。兼之列强与列强有矛盾，列强与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联”方面，以我国为首领，只要坚持到底，抗战到底，他们那个联盟自然会破裂。为列强计，反是与弱小民族联合，还少些矛盾，而于他们有种种利益。我们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强国对强国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弱小民族对侵略的国家抗战，其他强国牵入旋涡，而居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截然不同的地方。这种趋势，英、美诸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卢沟桥战事发生，他们很想从中调停，就是生怕牵入旋涡之故；然而大势所趋，他们欲不入旋涡而不能。何以故呢？请问日本能自动退出东北四省吗？既不退出，请问我国能甘心、战争能幸免吗？战争既不能免，他们能逃出旋涡吗？他们倒是眼光放远点，与我们的“弱联”，取一致行动，和平的曙光，或可早点出现。

他以为对日抗战，当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是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是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是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讲到武力战争，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战斗的精神，一是战斗的经验，一是战斗的器械。前二者，我国俱占优势；唯有器械一项不如日本。因此当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换句话说，就是“斗智不斗力”。必须一面采取持久战，把阵地战和游击战，交互运用；一面必须组织“弱联”，宣传中国主义，把中国主义，把心理战争、经济战争，同时发动起来，才能把日本在国际上的矛盾，本国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败着越多。最终就成了垓下的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他在《制宪私议》上所说事项，多与国际战争有关系，因为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原是一贯之事，那篇文内主张：“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每村各设银行，全村粮税若干，责成村长收缴。”这种主张，如果见诸施行，在长期抗战中，即可把各村银行之款，提作战费，而以该村粮税为担保品，于全国有大益，于私人亦无伤。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工厂由国家设立，工厂以供给需要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多设小工厂，分布乡间，便于人民做工。”此项办法，在战争中极有利。外国工厂是大规模的组织，多设都市，一遭轰炸，所损实多；我们的小工厂分设乡间，依山临水，飞机轰炸不易，即遭轰炸，损失不大。

再则长期抵抗，全国各处都有被轰炸的可能，此项战争，目的在求国际上的自由平等，是为全国人谋利益，为子子孙孙谋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独蒙牺牲。应由国家设置战时保险公司，由人民纳资保险，一遭轰炸，验明后立予赔偿。但国家哪里有钱来赔呢？其办法，由银行登记某人存款若干就是了，等于替全国人和子子孙孙借一笔债款，牺牲就平均了。国家可收入一宗保险费，以作战费，较之劝募救国公债，更必踊跃输将。私人资财保了险，就是实行焦土抗战，人民也无不乐从。我们即可用俄人在莫斯科困拿破仑的法子，将重要的市镇，于适当时自行炸毁，使敌人攻占后无地可居，如此于人民无损，于国家极有利。

他在《制宪私议》上主张行募兵制，不行征兵制，理由是募兵制较征兵制为进步。他以为兵制可分三个时期：我国古代行征兵制，后来进化为募兵制，将来再进化，则征兵制与募兵制合而为一。平时以军事训练全国人民，需兵时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干，各省酌派各县出兵若干，此之谓征兵制。各县分区招募，以志愿当兵者充之，此之谓募兵制。鼓之以热诚，奖之以厚赏，自不患应募无人。此等兵，出诸情愿，勇气自必百倍。战事毕，遣回原籍安插，编遣也不困难。我国辛亥而后，内战二十余年，死人数百万，几等于以军事训练全国，编余的军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时对日作战，只须厚给薪饷，招募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战。将来战事延长，再按照征兵募兵合而为一的原则做去，方与情事相合。

对日本长期抗战，当有一种长期计划。勾践沼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们抗日，则当定为若干年建设。古者寓兵于农，我们则寓抗战于建设之中。军事是变化无定的，我们如能一气收复失地，固然很好；万一战事延长，而又归于沉寂，即当趁此大举募兵，用以筑路开垦等，处处以兵法部勒，随时可用以攻击敌人，而又不积极作战，成为一种“盘马弯弓故不发”的姿态，使敌人不得不多调些兵来防堵。这样地相持若干年，敌人自然闹得民穷财尽，自身矛盾百出。机会到了，即突起猛攻，一举而收复东北四省，进而收复台湾，把敌人在各地的一切建设，及所投之资，概行没收，以补从前的损失。

他在《制宪私议》上规定：“国际贸易，由国家经营。”这也是一种战略。我们在抗战时期，列强中赞助我们的，我们可多购它些货物，多卖给一些原料；其赞助日本的，我们就不买它的货物，不卖给它原料，使列强不得不赞助我国。我们把东北四省、台湾收复之后，如高丽、琉球尚未独立，我们仍与日本经济绝交。因为此二国，先年是我们的属国，我们不能保护它，致为日本所灭，这是我国的惭德，所以必须扶助它们独立，才算尽了我国的责任。

现在国际上，只讲利害，不讲正义。我国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强与弱小民族，利害相反。例如威尔逊高呼“民族自决”，似乎是主张正义了，其实不然，美国的国家，完全为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几个大资本家所操纵，总统是他们的傀儡。第一次大战之初，美国的资本家借债与协约国，后来眼见协约国要败了，深恐债款无着，才怂恿政府出来参战。所以威尔逊高唱人道主义，表面上很好听，骨子里是替几个资本家收账的。此次中日战争发动了，日本是美国的大债主，如果打败了，债款必归无着，所以美国虽同情我国，也不愿日本打大败仗。并且日本一败，东北四省被我国收回，高丽、琉球也会独立，其他委任统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有退回三岛，变成小国的危险。英国情形大与日本相类，如果此例一开，英国属地纷纷独立，最终也只剩有英伦三岛，这种事势的演变是很有可能的，英国人士早见及此，所以处处袒日。总之，世界列强与弱小民族是立于利害相反的地位，这种情形，我们不能不看清楚。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当前，应三者同时并进。对日全民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期中，制定宪法，从乡村施行起，是为宪政；乡村议员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乡村的宪政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等到扩大为国时，大约中日战争已告结束，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再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最后他说：孔子主张“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所以中国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西人呼中国为“睡狮”，生怕它醒了，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狮子是吃人之物，我国岂干此等事？我国乃“卧麟”，而非“睡狮”。麟是不践生虫不履生草的仁兽，因它闭目高卧，于是豺狼出没，狐兔纵横，闹得不成样子；只要它一醒了，昂首挺步，百怪潜形，就顿成祥和的世界，从前西狩获麟，孔子见了，泣下沾襟，曾作一首《获麟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兮；今非其身，来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忧兮！”想孔子在天之灵，无时不盼望世界大同。果能由此次大战，得到“民族自决”，得到“人类平等”，实现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则我们每年孔子庙中的春秋二祭，可高唱一首《祥麟歌》，其词曰：

大同世兮，祥麟游兮；

今已大同，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永无忧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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