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离了“义父”，一个人在大山里游荡。我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渐渐不再去数大山里的冬天。最可怕的就是冬天，这是冻死孤儿的季节。记得又一个可怕的冬天慢慢过去了，太阳晒得土地蒸发出一种雾气，那种湿润、温暖而又多少带点儿香味的气息使我非常高兴。我把那些破烂衣服卷一卷扔在了一个山沟里，换上了包裹里的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我离开了那些村子，沿着大山继续向南。

我又回到了自由自在的日子，却不知道我的好运气就要到来。

在那些小村打工时，我知道他们正忙于寻找一些门路来过生活，打着各种各样的主意。比如说，他们把山上的荆条割下来编成大大小小的筐子到集市上卖，把满山野枣剥出核卖给药店……他们用这种办法换来一点点钱，买油盐酱醋，买针线和布料。总之他们贫穷到了极点——有一次我追赶一个野物时，竟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像煎饼那样一层层闪着银光。我马上记起有人在一个地方出售过这种石头。我当即就采了一些，又找到了村里人，马上看到他们两眼放出惊奇的光……

我和那个村里人一块儿开采那个石英矿，一度做得热火朝天。整整一个春季一个夏季都在忙这件大事，后来惊动了公社里的人。

一个衣兜上插了钢笔的人到我们的小作坊看了看，还特意了解了我的情况——一个孤儿，父亲死了，从小就在山里面流浪，一句话，是个“吃百家饭的人”。他很喜欢我。他的年龄不大，而那支钢笔又特别地吸引了我。

他经常来这儿，甚至还把钢笔借给我用。

他认为我是一个特别有用、又是一个特别靠得住的人。当时村里人只把我看成跟野物差不多的一个孩子，是大山里边滋生出来的一个奇怪物件，有着特殊的本领，比如可以辨认各种石头等等。他们认为我的作用就是钻到大山里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矿脉。我真的能够胜任这种工作，并且显示了独辟蹊径的能力。而那个带钢笔的人却认为我有更大的价值，他不仅要我完成村里的工作，还让我到外地一个更大的作坊里去参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领我走了很多地方。

我那一年快到十七岁了。就是这一年我坐过了一种冒黑烟的车子：前边两个轮子小，后边两个轮子大，跑起来发出嘎嘎的声音……这是一辆没有拖斗的拖拉机。我和有钢笔的朋友就坐在拖拉机上，在山区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幸福地奔波。

他当时二十来岁，已经有了女人，据他讲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这个近在眼前的事实不由得让我正视起来，我想，人真是奇怪呀，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不停地在一起，就能够产生出崭新的另一个人，这真是奇怪呀。

我带着无比的好奇问起了这方面的事情，他立即缄口不语。后来他说：反正就快有一个小孩了。我问男孩还是女孩？他说这怎么会知道呢？

“你自己的小孩，你还不知道啊？”

他一个劲地笑，大笑。

我说：“你们家有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找他玩。”

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孩，还有小动物，比如小猫之类。当然，我想到了阿雅……

2

就在我坐着那辆拖拉机在山路上颠簸、叩问着人生奥秘的时候，我未来的、终生难忘的女友柏慧刚好十六周岁。与我完全不同的是，她那时正被包裹在一层天鹅绒做成的小摇篮里。也是这一年，她的父亲正好出版了那两大册了不起的著作，成为一个地质界人人知晓的体面人物。大概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后来被称作“柏老”的人留起了背头——而在我眼里，一般人是不能留背头的，一个人必须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资历和名声之后才会留起一个大背头。想想看，全部头发向后梳理，露出一个大大的脑壳，多么气派多么威严，它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就能留的。

柏慧在初中二年级担任了少年合唱队的队长。从那时起她就能弹一手好钢琴，但她的小提琴拉得不太好。有个和她一块儿长大的小男孩教她拉小提琴——小男孩技艺高超。后来，就像一条河流分开的两道支汊一样，他们流向了不同的土地。柏慧上了父亲的地质学院，而那个童年伙伴却提前一年到了市歌舞剧院，成了“第一小提琴手”——这大概就是柏慧经常去看歌剧的缘故吧。

她后来曾经向我指点过那个小提琴手：他果然长得漂亮，漆黑漆黑的眼睛，有点拳曲的头发；我不知道这种拳曲是自然生成的，还是用什么办法做出来的，反正这样一来也多少增加了那家伙的帅气。他略微有点儿发胖，但并不臃肿，坐在那儿另有一种魅力；站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确是某个领域里的权威人物：沉着、镇定，嘴角紧紧抿着。不过他身上不知哪个地方刺疼了我，也许是那种天生的优越感什么的，不知道。

后来，当我第三次或第四次去看演出时，总算明白了这种反感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原来他的小腹大了一点儿，看上去那个地方鼓起了一块，像一个浑圆的丘陵。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他；我甚至想劝阻柏慧再也不要来看演出了，更不要和他频繁来往。试想，当一个男子腆着小腹出现在柏老家的时候，那一定是让人腻歪透了。

柏慧听了我的话总要发笑，尽管我没有把意思全部表达出来，她还是明白了，笑个不停。我当时认为她绝对不会爱上他吧。因为她可算是一个有主意有心劲儿的姑娘，特别有眼光，很能理解事物，理解更深一层的含义。我想在我周围的生活中，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也可能还包括未来，都不会出现很多像柏慧这样灵慧的女子。她不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那种聪明姑娘：故作镇静，用一层孤傲包裹着自己，实际上却浅薄粗俗得很——她们往往被自己的聪明所误，只看到鼻尖前边一点，成为生活中最大的受害者，最后只得把说不出的懊悔留给自己——可她们又绝对不会承认这一切，只是硬撑着，这样直到苍老，直到有了后一代，整个生命郁郁不快地结束……

而柏慧不仅是敏慧，而且还出奇的直爽，就像所有正直的人那样。她能告诉你自己正渴望什么、担心什么、忧虑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我们分手之后的那些年里，她的表现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如上的判断。那时我又一次意识到：她多么可爱，错失了她，对于我的一生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没有办法，人这一生就是这样——从过去到现在，悔疚是无用的。

要命的是，她不该触犯我心中的那种东西，因为那对于我是神圣的，不容亵渎的。她在未曾察觉的时候就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们一家，我无法承受，无法忍受……

她面对的是一个从苦难深渊里逃出来的人，从山一样堆积的怨愤中挣扎出来的一个人啊。

3

那个拥有一支钢笔的年轻干部介绍我住进了一户人家，这才使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住处。我于是像很多战争年代的人一样，有了自己的“房东”——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她的男人在外地做矿工，她一个人领着两个满是鼻涕的小孩过日子，非常清苦也非常寂寞。她跟那个干部约定，让我住在她空着的一间屋子里，由这个小村子拨给一份口粮，我和他们全家合炊。我空闲时可以帮她做点儿杂活，还可以为她那两个满是鼻涕的孩子辅导功课。因为我靠自修已经学完了好几册书，完全可以做孩子的老师。我多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切。这个中年妇女没事了就缠住别人讲话，一口气可以讲上很多很多往事，让人听得心烦。她告诉我这个村子里谁是一个爱偷东西的人，谁是一个狡猾的贩子，谁是流氓，谁是扒手，谁是最有意思的人，谁是最恶毒的人……

亏了她的一张嘴，我才一下子知道了这么多花花色色的事情。她告诉我，这个村子里的会计是一个真正的流氓，他有一次半夜跳进院里，欺负她男人不在身边，在窗户上说了整宿下流话。那时候她有一把剪刀，迎着窗户就扔过去，可那个流氓把一片瓦往上一举，当的一声把剪子碰在了地上。“你说气人不气人？那真是一个流氓啊！”

房东说到这里脖子都红了。“你是个好孩儿，就在我家住下，大婶不会亏待你，只不过我夜里睡觉打呼噜，你可别烦气。”

就这样，我睡在了她的隔壁。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我们的作坊里被委派了一个新头儿，就是那个被称作“流氓”的会计。不久他把作坊里很多老少都辞退了，专门招来了一帮姑娘。我知道这个作坊非要倒霉不可——那些姑娘们一天到晚被这个会计逗得嘎嘎大笑，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做活了。

有一个叫“偏”的姑娘，长得出奇的白净，整个脸上除了那双特别大特别黑的眼睛之外，其他就全都暗淡无光了。她长得那么瘦弱和单薄，一点儿不像山里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一尘不染的姑娘，只是太弱了。她比我大约要大两三岁，差不多快二十岁了。可奇怪的是她总是跟我叫“哥”，而别的姑娘都跟我叫“师傅”。

不久，“偏”一个人在角落里哭了。我听到那个会计在屋里走来走去说：“不识抬举的东西，给好脸不知好脸。”

那天我回家问了房东，房东说：“‘偏’能到作坊里做活还亏了那个会计呢，人家会计什么也不顾才把她要到作坊里。”

“为什么？”

“‘偏’的父亲在大监里哪。”

我给吓了一跳。我立刻想到了被囚禁的人，想到了吱吱咔咔的锁链声……

房东继续说：“她爸在监里，谁敢招惹这样的人？人家会计也是恩人啦。”

作坊要做夜班，我有时夜里也要到作坊去。有一天我发觉隔壁屋里有什么打斗的声音——守夜的老太太揣着手，头抵到了膝盖上。我小声问怎么了？她的下巴扬了扬说：“还能怎么……”

里面的打斗声越来越响，我不得不去敲门。

会计从里面走出来，鼻子边上有一块挠伤。我走进去，“偏”一下跳了起来，迅速地整整头发。我发现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又叫了一声：“哥。”

会计跟进来，满地吐，一会儿又走开了。

会计一走，“偏”伏在墙角大哭，说：“哥，你是个满山跑的人，为什么待在这个作坊里？你跑吧哥，我也跟上跑……”

她说完这句话肩膀使劲地抖。我觉得她身上一点儿肉也没有，她的骨骼快要直接地凸出来，她的肩头多么尖哪！我那时候心里难过死了，如果会计还在一旁，我也许会拣一个石块拍到他的头上。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可我没有说什么。

我当时也许没有选择——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我不能再逃了……

就在那年秋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我看见很多穿黄衣服的人，他们从远处来到了这个山缝里的小村，又奔向了那个作坊。有人在四周站了岗，不准外人接近。又过了不久，有人把两个蒙了白布的担架抬走了。

所有人都惊慌不安地站在小河边，因为那个作坊就盖在堤上。他们伸长了脖子观望，半天合不上嘴巴。

我是从房东那儿最先听到消息的。她从外面跑进来，两手拍打着膝盖说：“不好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我问怎么了？她说：“还怎么了？你们作坊出人命了！”

原来在半夜里，“偏”用做活的刀子把不断向她扑来的那个会计捅了。那个会计倒在地上，接上“偏”就用这同一把刀子割了自己的脖子……

我后来到了作坊都不敢去那间屋子。很久以后，我隔着窗户往里窥望，还能看到墙壁上有喷溅的血迹，但分不清是“偏”的还是会计的。它们都是一样的颜色：我们无法分得清哪些是绵羊的血，哪些是恶狼的血……

可是那些血迹提醒了我：我必须快些离开这里。

那一年我正好十七周岁。

我离开了。事后我才知道，“偏”的妈妈不久就疯了——她把全身的衣服都撕破了，着身体在大山里奔跑。

村里人说她变成了一只母狼：无论遇到人还是动物，她都立刻会把他们撕得粉碎。

大山里有了一只多么可怕的“野兽”啊，那是一只复仇的母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