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问起我的工作情况，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样，还适应吧？”

“适应。”

“很忙吧？”

“还可以。”

有一次岳父也问过类似的话，我也作了同样的回答。岳父语重心长：“年轻人要干一行爱一行，千万不能好高骛远。比如说你工作的这个营养协会吧，老同志很重视哩！现在老同志越来越多，他们起码要向你们搞一点咨询吧？”

“是的，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很多资料。”

岳父不做声了。岳母笑嘻嘻的，两手合在一块儿走过来：“我这一段睡眠哪，就是不太好。”

我告诉她：明天就能给她一个圆满的答复。

结果第二天我就建议岳母经常摩擦脚心。我的话她非常重视，因为我现在是营养协会的人了。从那天起，我发现岳母有事没事就脱下鞋子摩擦脚心。我问她效果怎样？她说：“这得一点一点来，急了恐怕不行。”

是的，急了不行。一切都是如此。

不知怎么，那会儿我看着岳母就想起了布宁的《一棵老苹果树》：“满身雪花，蓬蓬松松，阵阵芳香厉害的、羡慕你的蜜蜂和黄蜂围着你嗡嗡叫，发出怡然自得的声响亲爱的老朋友，你越来越衰老？这不是不幸。请看，谁还能像你有如此青春盎然的时光！……”

上班路上，我发现自己真的在注意道路两旁或灰楼上搭的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我觉得它们像万国旗。我更多看到的，是破烂且颜色灰暗的粗布衣服、短裤或小孩子的尿布。这一段路自行车特别多，我不得不格外小心地走在人行道上。可是迎面来的，身后涌的，有时挤得简直没法下脚。阳光照在脸上，一种奇怪的城市气味将人包裹，四周各种各样的话语也无法分辨。远处的吵叫、歌唱，各种各样的争执，都混合在尖锐或嘶哑的车鸣中。在人群的簇拥下往前移动，与整座城市节奏一致，稍慢就要被后边的人撞上，稍快就会撞着前边的人。我只需要随着他们的脚步，像他们一样往前移动、移动。这倒使我想起了在那片平原和山区的奔波。我如今真的有点像这个城市的流浪汉——一种流浪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我隐入人群，就像隐入了荒野；遁入街巷，就像遁入了丛林。这里的车声、人声，与原野上的风鸣树响混在一起。我又恍然进入了大山的皱褶，足踏海滩平原……

走出小巷，走入宽大的街道。一阵阵的城市烟雾浓烈起来，吸进鼻孔的全是发黑变味的空气。偶尔有刺鼻的香水味飘过，那是浓妆艳抹的姑娘擦肩而过。她们漂亮鲜艳，这不由得让人感到纳闷：她们呼吸着这么浑浊的空气，在如此混乱的环境里，竟然还能长出这副模样，真是难为了她们。还有，她们竟有那么多心思搽脂抹粉，把脖子抹得又白又亮，而且画了蓝色眼影，再用定型发胶把头发搞得高高耸起。有的姑娘手提一个精致的小包，站在一个清静的角落，无望地观望着汹涌的人流。这使人想到国外那些有名的红灯区。我担心的是那些不知端的的外国人会凑过去搭讪。其实她们不过是在等一个朋友，或者干脆就为了站在那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大概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面对着这个光怪陆离的早晨，这个让人沉睡的城市，我有时很想放开喉咙喊点什么，可是我一句也喊不出。我只在朦朦胧胧中被人流裹挟着往前，比任何时候都更放松更随意。我这会儿心中时常涌现的，无非是一个浅薄的人所能产生的那一类痛苦。我常常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切近而又遥远的、不曾间断的忧虑。想起阳子和这座城市里的朋友，那些正在忙着自己生活的可爱的人们，真是有点羞愧。我不知该走向他们还是背向他们。我想念这座城市的挚友，所有久违的挚友。我多想和他们在一起，继续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热烈的、心高气远的生活。可是现在不能，现在似乎还不行——我得忙着上班呢。

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了一两个朋友：问梅子他们这一段是否来过？梅子说没有。

我想他们或许在梅子上班的时候来敲过门。他们不知道我现在已经遁入了沸沸扬扬的市声，已经被它覆盖了。城市的泡沫沾在我的头发上、眉毛上，使我变成了一个白毛白发的老翁，拄着拐杖，被人牵引着在小巷里面游动。

我最终走向了一个更为偏僻的迷宫小巷，那里有一个四合院，四合院里有一棵枣树，枣树下面有一个按时出来打太极拳的老头儿。

2

我一步跨进，小冷已经站在枣树下了。她好像等了很久，一见面就拍拍巴掌说：“天哪，现在才来。”

我看看手表：“不是刚刚上班吗？”

“大叔早出去了，就剩了我们两个了。走，到我们家看画去。”

“上班时间？”

“怕什么，走啊！”

她上前就抓住了我的衣袖。我放下提包说：“等一等等一等。”

我小心地检查办公室的门是否锁好，然后嘱咐她将院门关好。

她说：“你这个人哪，心细。”

这样说着，她走在了前面，风风火火向前赶。我觉得这很有趣。不过我仍然担心：我们一起走开了，头儿知道了会不会发火？小冷说：“你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怎么？”

“上班么，”小冷笑着，“你以为他真的关心协会什么的？”

“怎么不呢？”

“他才不关心这个哩，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自传’。他想快些把这本书出版，像首长一样呢。”

这并不出意料，但我还是有点儿吃惊：“他写了多久？”

“写了好几年了，没事就写，再不就画几幅画儿。”

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为肮脏破乱的小巷。我以前也曾到过这样的巷子，这儿住了一些捡垃圾的人、掏粪工人或外地人临时搭起的窝棚。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红瓦青砖盖起的矮小屋子还是很规则地连成一片，中间是一道道窄胡同。如今它们被这座城市里铺天盖地的烟尘给弄得又脏又黑，成了一个颜色。这些小房子不知存在了多久，直到走进了内部才会突然感悟：这儿才是整座城市的心脏！而平时看到的宽敞马路、高大楼房，包括那些临街店面，只是这座城市的外壳，是它华而不实的包装。它的真正内核，它的瓤和内脏，正是这样的小房子和小胡同。成千上万的望不到边的小房子啊，就组成了这座城市最主要的部分。那些城里老户、市民，通常就是居住在这样的一片小屋子里。

而我走入的，只是被分割成千千万万小空间中的一角。

我给糊糊涂涂领进了门。就像在那个平原上见过的村庄一样，小房子室内要大大低于室外。我刚把脚探进黑洞洞的屋子，里面立刻应了一声：

“谁呀？”

我费力地适应着屋里灰暗的光线，看清了一男一女两个老人，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小得不能再小的方桌跟前。男的站起来，老太太还蜷在床上。

“妈，爸，老师儿来了。”

两个老人都站起。

“我弟呢？”小冷问。

“还不是找他那一伙去了！”老太太说。

老人慌忙地倒茶。他们两个大约都有七十岁左右，由于屋子太小，他们显得很高大。我觉得自己的头差不多都要碰到屋顶了。整个屋子除了一个灶台、一个小方桌、一张床，几乎就剩不下什么空间了。后来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布帘，小冷把它撩一下，让我看到里面还有一间。不过那间更是小得可怜。那儿仅能容下一张小床和一个小凳子。小凳子边上放了一个长条木板，木板上方是一面小镜子、一些化妆用品。这大概是小冷偶尔回来过夜时住的。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小床上堆放着一些男孩用的东西。我明白了：这里如今成了弟弟的寝室。小冷解释说，她若回来，弟弟就在外屋的小方桌下搭一张行军床。她说别看这儿睡得挤，比起左邻右舍，还算宽敞的哪。

屋里有一股南瓜汤味，混合在一种酸酸的气息中。我不由得蹙了蹙鼻子。小冷说：“你闻到那种酸味了吗？”

我没有回答。

她说：“这是酥菜味儿。”

“什么‘酥菜’？”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城里老户一年里有多半年吃‘酥菜’。”

我觉得她在说“酥菜”的“酥”字时，使用了很重的卷舌音。这听起来就格外诱人。你会觉得那是一种秘不示人的菜肴。她快手快脚把我引到屋外小方桌旁的一个瓷坛跟前。打开坛盖，我立刻闻到了一股又酸又辣、甜丝丝的味道。她用筷子在里面捣弄了一下，床上的老太太发出了一声叹息。老头子说：

“叉一些给老师儿带回，叉一些。”

我觉得这个“叉”字也用得有趣。小冷告诉我：做“酥菜”是她的一个拿手活，有时候还要做给黄科长吃呢。

“赶明儿吧，我做的时候你看着。”

小冷把我引到她的屋里才小声说，她让我来主要是看一幅画的。说着就在床下的一个小柜子里翻来覆去地找，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两个老人凑过来，又退到了一边。

找了一会儿，小冷愤愤地把箱子盖上，喊：

“弄到哪去了？我弟呢？他拿走了吗？”

她妈“噢噢”两声，看了看老头子。老头子咳嗽着，到自己的床头下面拖出了一个扁扁的小箱子，又抱到里屋的小床上。小冷不耐烦地吭一声：“真是的！”

一家人那种神秘样子让我觉得遇到了非同一般的、绝对重大的事情。她打开扁扁的小箱，原来里面是一个捆扎起来的塑料袋。塑料袋打开，让我闻到一股浓浓的樟脑球味儿。解到最后一层才露出了一小卷黄纸。大概就是它了。

小冷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把黄纸展开。

那是一幅古画，上面画了几只虾。小冷的手颤抖着，点着虾：

“认出来了吗？”

“虾。”

“咳，当然是虾。我是问，你知道这是谁的画吗？”

我摇摇头。

“齐、白、石！”

我明白了。我明白小冷为什么急着让我到这儿来。她认为我可以辨别真伪。我问是否真的？

“八成儿是，”她说，“你知道，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你让最可靠的朋友来看一看好不好？有人出好几十万要买它，可有人半道出来砸锅，说这是一幅假画。要是假画，一万块俺也出手。要是真的，那就大发了。俺弟弟也出去找明白人，我让他老老实实等着，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你说是吧老师儿？”

我没有吭声。我想到了阳子，答应让朋友来看看。不过我觉得有点纳闷的是：他们究竟从哪儿搞来这样一幅画？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小冷白我一眼：“这你就莫管了，我弟弟那一伙嘛，他们也花了不少钱……”

小冷最后还在反复叮嘱：不准告诉黄科长。

3

我答应要帮一下小冷，事后却有些后悔。因为我觉得阳子最不情愿做的就是这一类事。还有，我也不愿找那么多麻烦，而只想按时上下班，做点分内的工作。一句话，让我找阳子他们去鉴别一幅关系到“几十万”的古画，这就多少有点玄了。还有，这事儿也许阳子做不了，弄不好还要惊动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恰恰是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回避的人。我这次归来几乎是悄悄的，有人以为我还在东部海边那儿呢。

想不到小冷一次又一次催促。看得出，这幅画对她一家有多么重要。尽管黄科长不愿在他的四合院里看到小冷的斜眼弟弟，可我发现他至少又来过三次。他的到来显然与鉴别古画的事有关。小冷差不多都要恳求我了。

我只得去找阳子。

阳子见了我大吃一惊：“你不是失踪了吗？”

我笑了笑，告诉他终于又“上班”了，然后把事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阳子说：“你原来是有事情要求我呀，要不你会一直藏着哪。”

我向他解释：“我只想安静一段，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有班可上，只有我一个人失业了。”

“得了吧。不过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故意躲着啊。”

我催促阳子先做眼下的事吧。他同意了。

我把他领到了那个低矮的小砖房子里。

小冷像展示一件圣物似的，再一次把门闩上，只让我和阳子看那幅画。阳子反反复复研究，对着光亮看，又拿到暗处瞄，只差没用鼻子去嗅了。最后他拍拍手说：“我认为是真的。不过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儿只有一个人能搞得通。”

我知道他在说谁。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可是小冷听得分明，开始一声连一声追问：

“谁？你们说谁？”

阳子没有看到我在使眼色，直通通地说出：

“聂老。”

我坐在了椅子上。是啊，聂老。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就亲手做过很多假画。当然他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洗手不干了。他曾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画家，现在一幅画也不作了。我几年前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他，真是眼界大开。那位朋友是一位杂志编辑，他的爱人叫滨，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聂老每个星期都要到滨那儿，直着眼看她半天，然后再回去。这个老人倔犟得很，谁的话也不听，只有滨说什么他听什么。他还许诺要为滨作一幅大画，这话说过有五六年了，却一直没有动笔。那时候由于我成了滨一家的客人，所以聂老对我还算客气。不过眼下我可不愿为小冷的几只虾去找那个孤僻老头，更不想去见滨。我只想安静一会儿，只想在这个春天好好安顿自己。我太疲倦了。

可怕的阳子，扔下这样的一句话就走掉了。

接下去是小冷的百般缠磨。她一定要我把这幅画送到聂老跟前。

“求你了，不行吗？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了。行不行啊？”

我无言以对。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恩人，只想安安静静的。但后来我终于妥协了。我伸出手说：

“拿来吧，那幅画。”

小冷不由自主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但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先问明白了，等找到了聂老，他同意做了，我再把画给你。”

这个精明谨慎的小冷，这一刻兴奋得两颊都红了。我能理解她。

可是我却迟迟没有找滨。我知道这事儿只有滨才做得到。

4

这一天我正在犹豫是否去找滨，那个久闻其名的“静思庵主”突然来了。

黄科长闻声出门，站在枣树下，夸张地拍着手说：

“欢迎庵主，欢迎庵主！”

小冷也一下跳起来：“你多久没来了呀，你！”

庵主谦逊地笑笑。

我从窗户上看得清楚：他中等个子，脸黄黄的，颧骨有点高，模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得多。他的眼角耷拉着，显出一副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暖融融的天气，他竟然还戴了一副白手套，这时正不急不慢地摘下。整个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他梳理了一个与脸型和年龄十分不协调的大背头，这使我觉得有点别扭。

黄科长已经在急一声缓一声地喊我了，我只得走出去。

黄科长在我们之间做了介绍。静思庵主平静地握着我的手：

“久仰久仰，幸会幸会。”

我也重复着类似的话。

黄科长一手搭在我的肩头，一手搭在静思庵主的肩头，却在说给我一个人听：

“怎么样，名不虚传吧？庵主年龄不大，却让我由衷地钦佩。他择友甚严哪。”

静思庵主鼻子“吭吭”两声，不知是自责的声音还是谦虚的声音。

我们三个一块儿到黄科长的办公室。庵主坐在最大的一张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身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我发觉由于内在的紧张，他的嘴唇绷得很紧。黄科长在一边介绍说：“庵主很忙啊，他很少有时间走出来。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学识才叫渊博，懂得医学、植物学、书法、雕刻、手相学。是吧庵主？”

庵主皱皱眉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停了一会儿黄科长又问庵主：

“听说过宁先生吗？”

庵主点点头，呷了一口茶，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若有所思。

黄科长又谈起了我的经历，什么辞职呀，地质学院毕业呀，到东部开拓新的事业呀，回城后又加入了他的协会呀，说个没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发现庵主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一幅又一幅画，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似的。他偶尔伸出指头点划一下，说一句：“用墨很好。”再不就是：“闲章盖得不是地方。”“这里应该压一方印啊！”

最后一句刚刚出口，黄科长一步跳过去：“有光，不能这样说！这是有讲头的啊！”

黄科长一急就忘了叫“庵主”，而是直呼其名。这使我知道他叫“有光”。

我问：“有光先生，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庵主背着手，微微把脸转过：“没什么，业余时间搞搞根雕、写几幅字而已。”

我发现庵主少言寡语，却并非是腹富口俭的人，他大概在生人面前天生有一种拘束感。与他谈熟了，他的话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了。我们俩坐到了一块儿交谈起来。黄科长偶尔插一句，一会儿就伏到案上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庵主一会儿问我认识这个吗？认识那个吗？他说的名字只有一二位听说过，但我一概摇头：认识那么多人，这就与黄科长所说的“择友甚严”相抵牾了。原来这个庵主热衷于交往名流，朋友多得让人吃惊。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我还发现一个秘密——这也是他与黄科长过从甚密的原因了——他可以替黄科长搞来很多所谓的“名人字画”，同时还是黄科长的热心读者，能适时送去激烈赞誉。他问我：

“看过黄老‘自传’了吗？”

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我从来没听谁叫黄科长为“黄老”。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没有，还没来得及拜读。”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看看！”

我点头。黄科长笑眯眯转过脸来：

“庵主帮我一字一字订正过。当然了，回头老宁是要看的，我还要请他斧正……”

我说：“不敢。”

庵主接着背了一段“自传”。我惊讶地发现：他嘴里的这一段文字竟是如此畅美。

庵主离开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闪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从今天起就算是朋友了。很好。相见恨晚。请多加关照。再会！”

他说的都是书上的客套话，但因为热情烤人，又足以弥补那种刻板和不足。我把他送到门外。我的后面，黄科长和小冷却及时地站住了，大概他们有意让我和庵主增加一些接触。

庵主再一次握着我的手：“我很重视你。我们将尽快见面。要知道——”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熙熙攘攘的巷子：“‘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

这一句并非是对我说的，而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句喟叹。叹过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他那梳理齐整的背头不知什么时候给搞乱了，但头颅却一直用力昂着……

5

很久没有见到滨了。

当年我想在东部办一份杂志，通过滨的爱人联系了一家已经办得不耐烦的刊物。我们想用“过户”的方式把它弄到那儿去。就这样，我与滨结识了。

第一次见她让我好一阵吃惊。我得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长得大大的，极其完美。闪着光泽的肌肤、一对水灵灵的忽闪不停的眼睛，都让人一时无语。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座干燥酷热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样水汽充盈的生物。接下去我还发现，她的性格比她的形象更有魅力。那真是爽朗热情，温和宽厚。她和爱人水乳交融，两人形影不离，嘘寒问暖；他们竟然能当着别人的面亲吻，却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洋人。他们俩并排坐在那儿，大多数时间两手相牵；有时他们彼此忙里偷闲地、匆匆地看一眼，留下一个幸福的、不易察觉的微笑。总之她落落大方，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她只是使人仰慕或爱恋。当然，她对任何男性都会有吸引力；不过对她只可以尊重而不可以亵渎。作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我想滨的一生都不会有通常的那些男女麻烦，而只会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摆在那儿，让人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景仰。

我后来还曾在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她。在那种热闹场合，她好像比平时更加出众，简直是仪态万方。她有一刻由于要应酬一边的朋友把爱人给忽略了——突然想起来时就急急地找到，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刚刚结识的一些女友旁边一一介绍。

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缠住了。我每当看到那个长着一缕白须、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踩着碎石路而来的老人，就有点不忍。滨总是眉开眼笑、一蹦三跳地扑过去，小心地扶住了老人。那时老人就把拐杖提离了地面，一下挽住了滨的胳膊，一只手还紧紧握着她的手，拍打抚摸：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我想你啊，想你啊。”

“我也想你呀聂老。”

就这样，她搀扶着聂老到屋里坐下，目中再无他人。聂老看着她，她也看着聂老，两个人手扯手坐在那里。这种注视至少要花去二十分钟。这之后聂老才提起拐杖，咳嗽着，弓着腰站起：

“我回了，孩子，我该回了。”

她的爱人也站起来，只把客人送到门口。聂老由滨搀着，送上很远的一段路。

去找滨吗？我仍然拿不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