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甸，在两年前还叫傅家店。滨江厅知事嫌“店”字小气，遂改为“甸”。最早，这里是一片大草甸子，称“马场甸子”，聚集的是养马人和打鱼人。后来，山东来的傅宝山、傅宝善兄弟，在此开设了第一家大车店，为往来的车马提供方便，挂马掌，修车，兼卖饮食杂货等。“傅家店”的名声一起，如同日出驱赶了黑暗，“马场甸子”也就销声匿迹了。俄国人获得了中东铁路修筑权后，大批民工涌入，来此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关内移民的增加，傅家店人气渐旺，由先前的一个小店，发展成多个铺面，街市初具规模。而中东铁路正式通车后，傅家甸可说是气象万千，街巷纵横，人语喧嚣。以前没有的银行、商会、当铺、电灯公司和电话局，都悄然兴起了。不过，比起铁路附属地的埠头区和新城区，傅家甸还是略逊一筹。

七年前中东铁路全线贯通后，正式把“松花江镇”改为“哈尔滨市”。横穿市区的铁路，将哈尔滨分为东西两部分，铁路以西称为“道里”，铁路以东称为“道外”。从地理概念来说，哈尔滨包括了埠头区、新城区、傅家甸等。而从归属来讲，前两者是俄国人的领地，道外的傅家甸才是中国人的地盘。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中国人不多，他们大都做着小本生意。有追逐洋风的汉子，特意去集市买了偷工减料的西服，改换行头。因为穿惯了宽松衣服，西服一上身，人就显得拘谨，看上去像是上了紧箍咒，走路都不自然了；而在傅家甸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淹没在中国人中，久而久之，生活习性和穿着，也跟着有了改变。这少数在傅家甸的洋人，大都开着旅馆、制粉厂、玻璃作坊或是药房。

如果把傅家甸、埠头区、新城区比喻为三个女子的话，那么傅家甸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素服女子，埠头区是珠光宝气的妇人，而被称为新市街和秦家岗的新城区无疑是孤傲的美人。可是傅家甸人爱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哪怕这里春季街巷因泥泞而常使马车陷落，夏季卫生不良的小市场苍蝇横飞，秋季的狂风卷起的沙尘迷了人的眼睛，冬季谁家当街泼出的污水结冰，跌伤了无辜的路人。要说爱傅家甸爱得最瓷实的，就是住在祖师庙街的周济一家。

周济是山西曲沃人，在当地开了家醋坊。由于他犟脾气，年关时不像别的生意人，暗着给官府的知县进贡，买一年的平安，他开的醋坊便屡受侵扰。有一年的年底，官府的一个衙役来醋坊找茬儿，打翻了两坛醋，忍无可忍的周济盛怒之下，竟抡起斧头剁掉了那人一只脚。他闯下大祸，连夜带着老婆周于氏和两个儿子逃难。他知道越偏远的地方越安全，于是一路向北，落脚于傅家甸，仍干他的老本行。北方人喜咸爱辣，尽管他的醋酿得不错，可是趋者寥寥，于是改弦更张，开了面馆，可是生意仍不见起色，难以为继。他家命运的转机，来自周于氏。

有一年深秋，周于氏忽然病倒了，躺在炕上不分黑白地昏睡，不吃不喝，身体软得跟面条一样，而面色却出奇的红润。明白的人告诉周济，周于氏这是被神仙附体了。等她苏醒过来，就

要出马，给人治病了。周济素来不信鬼神，他为她备下寿衣，买了棺材，甚至连孝布和哭丧盆也置办了。可是奇迹出现了，十天以后，周于氏忽然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醒来了。她仿佛不知道自己一连睡了这么多天，对周济说，你昨天刚刮了脸，怎么今天胡子就长得这么长了？她还惊异地指着店外的树说，咦，怎么一宿儿的工夫，树叶都掉光了？周济没敢告诉她，她这一觉，睡丢了许多天。周于氏对周济说，昨夜她睡得实在累，因为一只白狐狸缠着她，说是让猎人给打伤了，非让她背着走。她背着它，渡过了七条河，翻过了六座山，狐狸才下来，拱手谢过她，走了。周于氏讲完这一切，打起了哆嗦。因为她看见，梦中的白狐狸，竟然现身于供奉财神的枣木方桌上！她对周济说：“快看，白狐狸就在那儿！”可周济看见的，唯有富态的财神爷造像和香炉，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周济不想让老婆出马，也就没听人家的，在家给狐仙立下堂口。可是自此以后，周于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犯病。有时她做着做着饭，嚷着困了，也不管正淘着米还是炒着菜，灶火呼呼燃烧着，躺倒就睡，一睡就是三天五天的。周济不信邪，请来郎中，想让他们诊出周于氏的毛病。可郎中们都说她脉象平稳，呼吸顺畅，面色和润，并无大碍。周济无奈，周于氏第四次犯病醒来后，他请了懂这行的人，在家为狐仙立下牌位。平素瓜果供奉，逢年过节，敬以酒食，周于氏这才安静下来了。只要有人求助于她，她给狐仙上香叩拜后，立于堂口，不消多久，仙气就会临身，通过她指点迷津。她算的命，和她为病人开的方子，简直是神枪手射向靶子的子弹，百发百中。周济家从此香火缭绕，门庭若市。他配合周于氏，将面馆改为草药铺，一时间财源滚滚。

然而仙家出道，前三年最灵验，后三年次之，到了第七个年头，狐仙大概厌倦了人间，抽身离去了。周于氏还了凡身，没有神灵附体，她就给人拔火罐。不过，来的人跟以前比，一落千丈，周于氏好不沮丧。她就好像一个在天堂游历了一遭的人，突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不能接受角色骤然的转换，暴饮暴食，眨眼间就成了个肥婆。周济怕她疯癫了，赶紧关了草药铺，把店面交给已娶妻生子的大儿子，让他能做点什么就做什么，反正周于氏六年间赚下的钱，不会让他们的晚年穷困潦倒了。

周济不做店主后，就在商业中心的正阳大街摆了个钱桌子，挂着老花镜，跷着二郎腿，给人兑换钱币。一桌一椅，钱币叮当一响，就开张了。依照行情，得个差价，没大赚头。市面流通的货币，除了俄国的卢布作为本位币畅通无阻，吉林的吉帖，以及银币铜币，用者甚广。周济坐在街角，有了营生，又能望风景，好不畅快。他想让周于氏一同坐着散心，可她坚辞不出。许多年来，周于氏除了吃就是睡，终日肿着眼泡，见着家人嘟嘟囔囔的，也不知她在说些什么。她每月只出两次门，阴历的初一和十五，到关帝庙烧香。每次从关帝庙回来，她的眼睛都现出活泼的光影，然而要不了三天，她的希冀仿佛落空了，眼神就又黯淡下去。

周济和周于氏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周耀祖，小的叫周耀庭。周耀祖和老婆于晴秀，将父亲交与的店面，做了点心铺子，经营甚好。他们一儿一女，儿子叫喜岁，女儿叫喜珠。

喜岁皮肤白皙，模样周正，周于氏说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喜岁七岁时，周于氏把他送进戏班子，说是一个人练出一副好嗓子，戏台上一站，水袖一舞，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生不愁吃穿。喜岁嗓子透亮，她让他学生角。然而喜岁进了戏班子，讨厌吊嗓子，更厌恶生角。生旦净末丑中，他独独喜欢上了丑，觉得无论是文丑还是武丑，都是戏台上最风光有趣的。因为丑角一出场，

台下往往笑声不断，而别的角儿出来，唱到动情处，往往会催下人的泪水，让人不痛快。

周耀祖不喜欢儿子将来在梨园行里混，在他眼里，那口饭并不好吃，可他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受苦。戏班子里的孩子，吃住都在那里，即使家在眼前，不到年节，也是不能回的。周耀祖一想喜岁要学六年才能“出师”，常和于晴秀夜半叹气。不过，喜岁在戏班子只呆了三年就回家了，原因是周于氏知道了孙子竟然改学了丑角，整天练习的是倒立、翻跟头、蹲马步和念白，唱功毫无长进，这把她气坏了，说是周家风清气正，出个上蹿下跳的丑角是耻辱，不如不学，于是喜岁欢天喜地地回了家。其实，奶奶就是不叫他回来，他也要逃出来了。因为师父待他们这些伶童，实在是狠。他们学戏的时候，还得听师傅的吆喝，让捶背就得捶背，让洗脚就得给洗脚，有时还得给师傅挠痒痒和烧鸦片烟。最恐怖的是，师父吐痰，一定要让他们用掌心接住，说是练就他们眼神的灵活和身手的敏捷。接不住痰的孩子，要头顶装满了小米的三足铜香炉，笔直地站上两个钟头。若是米撒了，或香炉掉了下来，吃顿皮鞭是免不了的。

喜岁从戏班子出来后，同龄的孩子都不敢跟他玩耍，怕惹急了他，练过功的他会出手要了他们的小命。也因此，喜岁比别的孩子显得孤单。周耀祖送他进学堂，他只上了一个礼拜，再不肯去了。说是一看见字，心烦不说，眼眶还疼，老想着砸东西。这样，他就像匹脱缰的野马，整天在街上疯跑。他胆子大，哪儿都敢去。四家子,三十六棚,田家烧锅,香坊,正阳河,傅家甸，这一左一右的地方，被他走遍了。尽管周耀祖给他揣了零钱，可他从来不花。他有本事在饭口时，随便走进哪家馆子，帮人家端茶倒水，抹桌扫地，讨口饭吃。有的时候，他夜里不归，家人也不急，

知道他帮助哪家客栈烧炕或者喂马了，混得了一顿吃喝和一宿热炕。

于晴秀眼见着儿子一天天大了，却一无所长，愁得一看见喜岁就蹙眉头。都说教子由父，于晴秀央求周耀祖，说是喜岁快成人了，无一技之长，将来怎么顶起门户过日子？让他严加管束，不然这孩子就废掉了。

周耀祖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他让喜岁跟个老郎中学针灸，可喜岁说人生病了本来就可怜，再给扎上银针，心眼儿不好，这门坏手艺他不能学。让他学刮脸，他用俏皮话回绝，说男人的胡子就是草，想要除掉，牵来牛羊就是了。周耀祖无奈，对他只能放任自流。

喜岁混到十四岁时，终于给自己找了个活儿，卖报纸。他发现，那些俄国人，特别喜欢看报纸。虽然俄文报纸于他来讲，如同天书，但他想只要能赚钱，管他呢。他脑子活泛，一边卖报，一边卖瓜子和香烟。他的肩上，交叉挎着两个硕大的帆布口袋，左面的口袋里插着俄文的《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哈尔滨新闻》《哈尔滨公报》《新生活报》等，右面的口袋里呢，是炒得香喷喷的瓜子和被称为“大白杆”的老巴夺香烟。俄国人管瓜子叫毛嗑，管香烟叫西噶列大，喜岁卖报的时候，不忘了吆喝：“毛嗑——西噶列大——”喜岁面目清秀，招人稀罕，又殷勤，随手揣着火柴，人们买了香烟，他划根火柴帮着点着，深得顾客喜爱。

喜岁跟王春申一样，是傅家甸每日必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人。不同的是，王春申出去得晚，回来得也晚；而喜岁因为一大早要去报馆上报纸，走得早，回来得也早。喜岁把挣来的钱，无论纸币还是铜币，统统塞进枕头里，说是夜里枕着，能做发财梦。天长日久，这个枕头竟鼓了起来。周于氏唯一快乐的事，就

是拍打着孙子的枕头，无限感慨地说：“不愁讨老婆了。”虽然周济和周于氏对喜岁满意了，但周耀祖和于晴秀还是觉得卖报不是个正经营生，一个男人，还是得学门手艺，才能长远立足。也许内心对喜岁不抱什么希望了吧，于晴秀如今又怀上了，从她爱吃酸上，人们料定，明年春天出生的将是个男孩。

周济爱傅家甸，因为他来时这里还冷清，二十年后，却是改天换地了。他是看着房屋和街巷，一座座、一条条地多了起来，看着老辈人相继故去，新一代呱呱坠地。他守着钱桌子，几乎是不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他不喜欢西洋景，尤其不喜欢洋行。说是洋行多了，他钱桌子上的钱会越来越乱。而周于氏不能容忍的，是洋人在哈尔滨建的教堂。在她心目中，只有关帝庙最值得朝拜。因为那里的祖宗是自己的，而耶稣却是洋祖宗。一听说哪儿又起了一座教堂，而且都是洋名字，什么圣索菲亚教堂，什么乌斯平斯卡娅教堂，什么圣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她就会气得头晕眼花，摔摔打打的，这时家里的碗筷就遭殃了。对于近在眼前的傅家甸的天主堂，她更是憎恨不已，说是有朝一日白狐狸再临身，她要修成口中喷火的神功，不费吹灰之力烧了它。

比之父母，周耀祖和周耀庭这一代，对傅家甸的爱虽然没有那么深，但对它也是依恋的。不过，他们不排斥洋人。周耀祖家做的点心，因为道台府青睐，在哈尔滨名气渐大。爱把点心作为茶食的俄国人，专程从埠头区或新城区慕名而来，买上一包鸡蛋核桃糕或是枣泥杏仁饼，这其中就包括在剧院唱歌的谢尼科娃。谢尼科娃过来，总是乘坐王春申的马车。有一次，周于氏从关帝庙回来，恰好撞见王春申拉着谢尼科娃从点心铺子离开，她不好意思当街骂王春申，就骂他驾驭的马：“亏你还是道台府出来的，怎么威风全没了，什么草都吃！”接着，她跩着小脚，飘飘悠

悠进了点心铺子，指着周耀祖的鼻子骂：“你那点心不卖给毛子，能长毛吗？”周耀祖赶紧赔着笑脸，说：“不能长毛，下次不卖她就是了。”嘴上这么说，周耀祖心里却想，有生意不做，不是傻瓜吗？只不过事后他嘱咐王春申，初一和十五最好不要载着谢尼科娃来。

比起周耀祖，周耀庭愿意呆在傅家甸，是因为他大小也是这儿的人物。他当过巡警，后来傅家甸成立禁烟所，他去了那里。他这个禁烟的，对吸食大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烟馆封了后，经营烟土的，暗中把生意转移到了妓馆和茶园，而这两处地方，是他的逍遥地。他纵容他们，妓馆和茶园的主人就都对他笑脸相迎，他可以白吃白睡，省却了银两，等于捡了份美差。而他当巡警的时候，只不过因为借了一个叫小桃李的妓女两个卢布，忘了还了，被小桃李告到警局，自己竟被罚在码头货栈做了一个月苦工，丢尽脸面。在他眼里，警局对他来说就是大牢，而禁烟所无疑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周耀庭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可他压根儿不想成家，觉得有了家的男人，就是被女人钓出水的鱼，别想着再有自由，看看王春申就知道了。周耀庭清楚，自己是一条不想被人捉住的滑溜溜的泥鳅，而傅家甸是一条浑浊的河，最宜畅游。

喜岁喜珠这一辈，都是在傅家甸出生的。在喜岁眼里，埠头区是刀马旦，热闹，华丽，一亮相就能博得满堂彩；新城区呢，是唱悲戏的生角，安闲气派，韵味十足，却有股说不出的忧伤。而陈旧零乱又有点肮脏的傅家甸，就是鼻梁上涂了白的丑角，自在舒适，让人心生欢喜。所以他每天卖完报，一踏上傅家甸弯曲狭窄的小巷，常常因高兴，拿腔捏调、比比划划的，念上几句他在戏班子学会的唯一喜欢的《打龙袍》中的《报灯名》：“灯官好，灯官

妙，听我把灯名报一报——”在路边休闲的熟悉他的老人见他这样，打趣着：“喜岁，你怎么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呀？”喜岁笑呵呵地说：“我报灯名呢。”人家就说：“那你好好报报给俺听听。”喜岁起了顽皮，一撇嘴，故意有板有眼地用念词拒绝：“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路人闻此，望着憨直可爱的喜岁，都笑起来。

霜降过后，天儿越发冷了，人们都穿上了棉袄棉裤。发现傅家甸最近咳嗽的人多了的，除了开诊所的郎中，就是喜岁了。喜岁还发现，这些咳嗽着的路人，不像往年，咳个三声两声的，照走不误；今年咳嗽的人，往往得停下脚步，倚靠着临街店铺的门或是榆树，大口大口喘息着，支撑不住的样子。对流行疾病一无所知的喜岁，老早就对母亲于晴秀说：“我看今冬得死人！”

于晴秀呵斥他说：“别乌鸦嘴！”

喜岁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抹着嘴巴，一边盯着母亲渐渐凸起的肚子，说：“那里的小孩子现在长没长嘴巴呀？”

于晴秀笑了，说：“长了，是黑嘴巴，都能报灯名了！”

喜岁知道母亲抢白他，嘿嘿乐了。

这一日云气低沉，喜岁午后卖报回到傅家甸，走到华乐大舞台门前时，看见好几个人聚在一堆，围成个圈儿，垂着头，袖手瞧着什么热闹。他凑过去一看，原来地上四仰八叉躺着个人，是常来三铺炕客栈的巴音。他穿黑罩衣，鹿皮坎肩，簇新的棉裤，面色黑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半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已死透了！围观的人，一开始还不敢对他动手动脚，可当有个人因为相中了鹿皮坎肩，开始下手扒时，另一个人赶紧去脱他的棉裤，说是吴芬每年给巴音做的棉裤，不轻不重，舒适保暖，絮的都是新棉花。由于巴音僵硬了，他们脱他的衣裤，费尽周折。喜岁眼见

着巴音的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他们见喜岁站在一旁，就分给他一小把瓜子。喜岁抓着瓜子，看着身上只剩下白背心和花裤衩的巴音，一阵恶心。他撒了瓜子，哭着走了。瓜子落在巴音身上，就像爬上了一群黑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