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形势直到小布什于2001年就任总统时才开始改变。在克林顿政府的最后那些年里，坚决支持保护主义的民主党—他们强调不现实、无法操作的劳动和环境标准—与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派系在众议院联手，抵制了大多数贸易议案，尤其是赋予总统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快速”谈判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国会通过简单多数的表决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宪法》要求的23多数票。在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扩张方面史无前例的阶段，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2000年年初，当令人担忧的经济衰退的迹象开始出现时，美国没有能够开拓海外新市场的后果开始显现了。

幸运的是，小布什总统大力支持自由贸易，“快速道”（他称之为贸易促进权力）是他的竞选运动平台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2001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协会年度会议上，总统雄辩地论述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至关重要性。总统、国务卿鲍威尔、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都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在促进地区和全球贸易协议方面应当再次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美洲协会在最终成功地取得贸易促进权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协会与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业协会、农业局以及其他商务团体一起，努力游说立法。虽然国会的投票非常接近（215票赞成，214票反对），贸易促进权力还是比较容易地获得了通过。尽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因此激发拉丁美洲停滞不前的各国经济再次增长的希望—再一次触手可及了。

巩固美洲学会

为了确保美洲学会的未来，我们需要找到解决其持续性经济问题的方法。年度赤字和捐献的匮乏限制了它的有效性。我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于是，1987年，我们请一家咨询公司帮助设计一个资本筹措计划。

他们的报告并不令人鼓舞。他们声称，拉丁美洲不会出钱，而我们在美国能够指望筹措到的资金最多也就500万美元。我们需要的资金至少翻番，因此我们打发了咨询公司，着手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确定了一个1000万美元的目标，决定请理事长委员会中的拉丁美洲成员提供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本身就是个大难题。有钱的拉丁美洲人才刚刚开始支持民间机构，而且绝不是天主教教堂。要说服他们将很大一笔资金捐给一家设在美国的机构，这可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决心试一下。

慈善资金的成功筹措与管理一家企业有很多共同之处：要求有领导风范、恒心、毅力和创新精神。于是，在美洲学会的筹款运动中，我首先拿出100万美元捐献资金，以表明我自己的承诺，并为他人的捐献设定了等级。接着，因为我知道，初期最重要的是从某个着名的拉丁美洲人那里筹到至少一笔可观的承诺资金，因此我找到了阿根廷最大的水泥公司所有人阿玛莉亚·德福塔巴特。我告诉了她我的捐款情况，阐释了我的想法，并请她捐献相应的数量。阿玛莉亚立刻明白了我这么做的道理，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的捐款刺激了其他人的捐献。事实上，我们筹集了1150万美元，比“专家”型顾问们预计的数额超出了很多，其中有整整13的资金是拉丁美洲人捐献的，而那些人也更多地介入了学会的事务。

为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振兴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提供了强有力领导的乔治·兰多。我在乔治从拉丁美洲的一个外交类职位调到另一个外交类职位的那些年就认识了他。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外交官—意志坚强、精力旺盛、不拘泥于传统，坚定地相信运用他自己所掌握的所有资源支持美国私营部门的重要性。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很少有职业外交家在全世界促进美国商务界方面扮演过如此积极的角色。

乔治在我担任学会和协会理事长的最后8年中，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总裁。我们个人之间的和谐和相互尊重产生了颇为高效的合作关系。对于这两个机构来说，那些年确实是硕果累累。

学会在公园大道的“家”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政府和商务领导人寻求与纽约商务界和金融界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论坛。学会还创造条件，让拉丁美洲和美国政治家、商务领导人能够非正式会面，私下讨论具体问题，包括关税、知识产权和直接投资，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骄傲地说，美洲协会和美洲学会在理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是美国促进与拉丁美洲建设性关系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私人机构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中心

1991年，当尼尔·陆登庭就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我欣喜地在一次联谊午餐上得知，拉丁美洲是他的重点之一。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最近的邻居了解得极少，非常多的美国大学在为他们的学生们介绍拉丁美洲历史与文化方面仅仅限于“皮毛”。就连哈佛大学在这方面也很疏忽。虽然哈佛大学的有些院系开设了拉丁美洲课程，但没有整体协调，专业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

尼尔希望提高哈佛大学在这一重要领域里的教学能力，请我给予帮助。由于我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两人愉快地交流了看法。讨论结束后，他征求了哈佛大学几个学院院长的意见，确保他们支持创建一个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将哈佛大学可观的教学力量全部集中在一起。该中心将设在大学的大楼里，拥有自己的预算和主任。尼尔决定将这个新中心命名为“戴维·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成本预计为3000万美元。为了启动该项目，尼尔请我捐献100万美元，与哈佛大学的出资额匹配。我同意了这个提议，并同意以后再捐献1000万美元，但前提是哈佛大学将从外部捐献渠道筹措剩余的2000万美元。我们两人同意，最理想的是请拉丁美洲人在中心扮演重要角色，并为该中心的成功作出经济上的贡献。这个目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

中心迅速启动了。拉丁美洲着名的历史学家约翰·科茨沃思担任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的拉丁美洲学者们—从历史学家到公共卫生专家、动物学家，一共50名学者—如今通过中心而密切合作。结果，拉丁美洲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大纲里的重要性提高了，录取的拉丁美洲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哈佛大学已经成为与拉丁美洲相关的各种学术集会的美国聚集地。

21世纪伊始，我越来越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是否稳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结构改革之后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这种增长大幅度地提高了里奥格兰德以南的生活水平—如今已经停滞不前。该地区的两个亮点是墨西哥—后来由比森特·福克斯总统领导—和智利。这两个国家都坚持了他们的前任实施的自由市场政策和民主改革，并取得了成果，尽管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痛楚和混乱。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辉煌前景—至少在我看来—被其他大多数国家悲惨的经济表现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抵消了。这种情形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某些方面，局势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创建之前，或20世纪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全面肆虐前夕的形势非常相像。

但是，在那些过去的危机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区别。其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综合性机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可以应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这些机构—从货币基金组织到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刚刚问世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经历了比索危机和1998年的所谓亚洲流感的严峻考验，履行了各自的职责—尽管也遭受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猛烈抨击。其二是，美国内部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在加深。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权和毒品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国家问题，而且是整个西半球的问题，只能通过大家的共同行动才能解决。幸运的是，在我与拉丁美洲打交道的50年期间所涉及的那些机构—美洲协会、美洲学会、哈佛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网络的一部分。我敢肯定，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能确保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作出迅捷而有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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