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步，我们成立了美洲学会来消化美洲关系中心的资产，这样协会就能继续在联邦政府那里游说。这部分工作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两个机构不仅都需要新的方案，而且都需要更新的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拉丁美洲着名人士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在1982年和1983年的南美考察中，我发现我们的两个机构虽然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时间，却几乎无人知晓。虽然我们在各地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那主要是因为我从前在大通的角色。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在拉丁美洲的知名度很低，要想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这一点必须改变。

为了启动这个过程，1983年年底，我给我在拉丁美洲的许多朋友写信，邀请他们到纽约会面。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成立美洲学会的理事长拉丁美洲咨询委员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大家的反应都十分积极。不久，理事长委员会成立了，拉丁美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参加。

我们首次举行的一个会议表明，很显然我们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危机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结果，我找到了前财政部部长助理、国际经济学院—我是该学院理事会的成员—的弗雷德·伯格斯滕，拟审视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看看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弗雷德同意支持这个项目。

调研的结果是1986年出版的《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经济增长》（owardrenewedeconomicgrowhininamerica）。这是一部标志性着述，致力于消除盛行的经济信条，代之以一系列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最后被称做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意见。该书以大量的调研为基础，用出色的文笔描述了拉丁美洲各国能够重新激活经济增长的各个步骤—降低贸易壁垒、向外国人开放投资领域、国营和国家控制企业的私有化、刺激进取性活动等。换句话说，要终止政府与该地区各国寡头政治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该研究成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4位作者中的3位是拉丁美洲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声望使得书中的各项建议更加具有影响力和实用性。该书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以及英语出版，因而更容易被我们希望接触的对象所接受，而且理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不仅我们的拉丁美洲成员们坚持为该研究项目提供一半的资金，以表明它不仅是“美国人的阴谋”，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在出版前审阅了文稿，并作了认真修改。有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召开了公开会议，努力促使该文件引起媒体、政府官员、学术界和劳工领袖们的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要部分归功于该研究，即脱离中央集权方式，转而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来刺激经济增长。

走向西半球自由贸易

债务危机的压力迫使拉丁美洲国家采取行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墨西哥年轻的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一马当先。德拉马德里的勇敢创举后来被他的接班人卡洛斯·萨利纳斯·戈塔里加以发展和巩固。在这个艰难而微妙的过程中，美洲协会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侄子罗德曼·洛克菲勒—内尔森的大儿子—当上了美洲协会附属机构墨西哥–美国商务委员会的主席。罗德曼以及该委员会的其他美国成员说服了墨西哥商务界和银行界同行放弃他们在传统上对高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要实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墨西哥的成员们接着告诉德拉马德里总统，他们将全力支持墨西哥传统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向。有了商务界重要人物做后盾，德拉马德里于1986年采取了初步的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单方面削减关税、出售部分国有公司，并宣布墨西哥将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些步骤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与全世界的关系，确定了它自己的未来方向。

但是，智利和墨西哥实施的经济改革要持续下去并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就必须积极改变西半球内部的贸易规则，以加强这种改革。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他们需要一个出口产品目的地，尤其是美国市场。事实上，《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经济增长》的作者们曾经强烈建议，主要工业国家不仅应当启动关贸总协定新一轮的关税削减谈判，而且还应当避免采取任何新的进口限制措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拉丁美洲各国开始认识到出口市场对于它们自身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至关重要性的时候，美国却开始为了自己受到威胁的工业而寻求关税保护。

格外坚挺的美元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于1987年达到了160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给许多国内的工业领域（特别是汽车、钢铁和纺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激起了它们对配额、国内立法、贸易报复和直接提高关税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这些致力于维护贸易自由的人不得不与工会、共和党的保护主义右派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进行斗争。

我坚决反对保护主义者的反应，支持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贸易。1989年，我在加拉加斯的一次讲话中，呼吁为了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共同利益，加强努力，促进经济合作。3年以后，在协会组织的华盛顿美洲论坛上—乔治·布什总统作了基调演说，我提议最迟在2000年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

事实上，随着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hamericanfreeradeagreemen,nafa）的通过，西半球自由贸易的想法就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可。1994年12月，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呼吁召开“美洲高峰会议”，探讨西半球面临的所有问题：毒品交易、环境恶化、人口增长率，以及经济关系。

在高峰会议召开前几个月，我们美洲协会的几个人经常与白宫、国务院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会面，强调峰会是制定“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的最佳时机。促使总统推动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克林顿的总参谋长托马斯·f·麦克拉蒂（麦克）。后来，他成了我们在白宫的联络人。

迈阿密峰会对于为西半球关系更加密切而斗争过的人们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美洲所有31个共和国（除了古巴）的国家首脑签署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的备忘录时，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看来，智利很快就会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加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惜，这些并没有发生。

克林顿总统是带着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获胜的政治“伤痛”来到迈阿密的。随着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发言人金里奇之间“决斗”的加剧，党派方面的政治斗争不久就占据了华盛顿的中心“舞台”。此外，峰会结束后不久，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显现，所谓的“特奎拉效应”（equieffec）使整个地区的这些新兴的、脆弱的改革承受了压力。贸易问题迅速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