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从大通退休后，有机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的对拉丁美洲事务的持久兴趣上。事实上，我个人与拉丁美洲的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946年年初我和佩吉在墨西哥度过的第二个浪漫的蜜月。内尔森曾经为我和佩吉给他在墨西哥活力四射的艺术界朋友们写过介绍信—他在战争期间曾经与那些朋友们一起合作过，因而我们遇到了一些后来成为终身朋友的人。

访问了墨西哥城以后，我和佩吉租了一辆汽车，雇了一名司机，往北参观了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瓜内瓦托和曼萨尼约，然后往南游览了普埃布拉、奥里萨巴和瓦哈卡。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风景如画的村庄里，身着艳丽服装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到集市，从煎玉米卷到漂亮的手工艺品，很多东西都在那里出售；墨西哥峡谷边缘迷人的西班牙城市普埃布拉盛产美丽的陶器，我们忍不住买了一些。我们还更多地了解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古老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以及阿兹特克文化的遗迹随处可见。

巴西的遭遇

到了1948年，我已经开始为大通到拉丁美洲大量出差，开始时是加勒比、巴拿马和墨西哥。逐渐地，我学会了西班牙语，虽不精通，但足够应付工作，并且很快喜欢上了拉丁美洲人热情好客的个性。

1948年，给我第一次为大通出访巴西增添激情的是有机会与内尔森一起访问他非常熟悉且深信其具有无穷经济潜力的国家。我们的旅程从伟大的工业城市圣保罗开始。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我们的东道主沃尔瑟·莫里拉·萨尔斯。沃尔瑟是个银行家、农学家、政治家、前巴西驻美国大使。他陪伴我们游览了巴拉那州、圣保罗州和马托格罗索州。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珍贵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咖啡是巴西的主要出口产品，而沃尔瑟是巴西最大的咖啡种植商之一。他的种植园—马唐—种植的咖啡树超过100万棵，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沃尔瑟是位有教养的绅士，对艺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优雅、谦卑，是巴西第三大银行的董事长、主要股东，在巴西各地的工业企业里拥有大量的股份。

在我们为期一周的旅行中，有一站是南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巨大的牧牛场，位于同巴拉圭交界的荒芜的边境上。牧场的地理位置在南美洲的中央，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猴子、鹦鹉、美洲豹和美洲鳄等。牧场的英国主人想卖掉它，因为他们的经理被当地印第安人谋杀了。沃尔瑟组织了一个银团要买下牧场，并邀请内尔森加入其中。我迷上了它浪漫僻静的情调以及它的经济潜力，便请求也参与一小股。在后来的20年当中，我多次到过该牧场。

1967年，内尔森需要现金来支撑自己的下一次总统竞选，便请我购买他在牧场里的股份。我略带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将不得不更多地介入牧场的管理，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与沃尔瑟讨论，我们决定买下银团里其他人的股份，请罗伯特·o·安德森—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他—成为我们的搭档。鲍勃（罗伯特的昵称）除了担任大西洋炼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外，还拥有美国最大的牧牛场之一。他承担起了牧场的经营责任，并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放养的牛群超过了9万头。1980年，我们将牧场卖出，赚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寡头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时代

在拉丁美洲做生意与在纽约或者伦敦经营银行业务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的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由一小批有权有势的寡头政治家操纵着。虽然北美风格的民主机制也存在于几个国家里，但大多数国家是由独裁政权控制的：阿根廷的詹·贝隆，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尔、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吉梅内斯、秘鲁的曼纽尔·奥德里亚、巴拉圭的艾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巴西的盖图利奥·瓦加斯。

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人物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忠诚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充满了戒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已经建立了集权主义政府，保持或重新实施了类似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倡的保护主义政策。普雷维什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uniednaionseconomiccommissionforinamerica,ec）的第一任秘书长。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断言，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维系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全世界对这个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需求降低，而该地区又没有能够发展一个能生产出口型竞争性产品的强有力的制造业。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解决方案是，将拉丁美洲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从类似咖啡、糖和矿产品这样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领域转移到创建能够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制造业，同时鼓励加大拉丁美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普雷维什争辩说，临时性质的保护主义使得企业家们能够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并实现多样经营，同时保护自己不致遭受国外竞争的破坏性打击。这一“处方”在拉丁美洲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幸的是，保护主义以及维持保护主义所需要的更强大的政府力量在比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成了一种永久性—而不是临时性—的政策。其结果是，外国投资和贸易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并在60年代加速恶化。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原则不仅没有能够刺激当地竞争型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还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率，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让原本已经十分恶劣的社会条件“雪上加霜”。这些后果是灾难性的、持久性的。1945年以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在40年间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上在拉丁美洲主要国家中最富裕的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意大利的两倍。到了1960年，阿根廷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并被新近工业化的东亚各国超越。这种落后现象出现在了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

内尔森与睦邻政策

相对于美国与欧洲、远东，甚至中东的关系来说，拉丁美洲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说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自从詹姆斯·门罗总统于1824年公布其对外政策原则（即门罗主义）以后的那些年里，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的特点就是长期忽略，只是阶段性地对一些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比如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和尼加拉瓜。

即便是罗斯福总统的睦邻政策，更多的也是承诺不再直接干预其他共和国的事务，而不是援助和合作计划。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结束的时候，美国采取了一种更加进步的政策，并实施了其中的一部分。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任命内尔森就任新设置的泛美事务司协调官一职。内尔森给自己的任务下的定义是，向拉丁美洲人表明美国真的是个“好邻居”。

内尔森组织了一支出类拔萃的队伍。他们一班人针对拉丁美洲在公共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根本问题制订了各种计划。内尔森还启动了一种“文化外交”政策—赞助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广播电台；聘请沃尔特·迪士尼和奥尔逊·威尔斯制作具有拉丁风情的影片；派芭蕾舞团、合唱团、音乐家和学者到拉丁美洲考察，并欢迎拉丁美洲的同行们到美国访问。他培养了与每个国家领导人的感情，并通过他与人相处的魅力和技巧，为美国在整个美洲半球结交了许多朋友。

内尔森为建立美洲国家新型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那是美洲半球中一种真正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而不仅仅是安全联盟。他的最伟大的时刻大概要数1945年2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查普特佩克会议。就是在那里，当时担任负责美洲共和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内尔森在战后国际机构的结构问题上，使西半球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他战胜了重重困难，在那年春天于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组织大会上，将这些国家拉到了美国的阵营中。

内尔森的成功是以他在国内的牺牲为代价的。由于他喜欢独立行事，国务院的外交家们疏远了他。他们觉得，控制政策的应当是他们，而不是他。随着他的“师傅”罗斯福的去世，内尔森很快发现自己的行动处处受限，提出的意见也无人理睬。1945年年底，他辞职回到了纽约。

没有了内尔森的积极倡导，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立刻变了。在战争期间，拉丁美洲人误以为一旦危机结束，美国就会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事实上，这种兑现微乎其微。相反，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西欧和日本的战后重建上。拉丁美洲得到的基本上只是家长式的告诫和说教。

随着政府援助的减少，内尔森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拉丁美洲转到了私营部门。1947年年初，他成立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nernaionalbasiceconomycorporaion,ibec），作为投资于拉丁美洲生产型企业的载体。内尔森是主要股东，但父亲、我的哥哥们和我自己也都持有股份。我的100万美元投资动用了我的信托基金，我想表明自己对内尔森工作的大力支持。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在委内瑞拉投资超级市场和一家鱼类罐头食品厂，在巴西投资谷物仓库、一家农机公司和美国之外的第一家共同基金。

甚至在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之前，内尔森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成立了美国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协会（americaninernaionalassociaionfor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aia）。这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为该地区各地提供技术援助。后来，内尔森又在巴西组建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研究院，对杂交玉米、大豆和咖啡作物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我在美国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协会理事会中任职，后来又掌管了研究院的理事会。该研究院在提高作物产量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巴西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内尔森在战争时期与拉丁美洲的交往，以及后来他通过私营部门产生的影响，使他在该地区各国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由衷的感激。我相信，在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受到普遍的欢迎。内尔森从自己在那里取得的成就和建立的大量友谊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我的感觉是，他把自己在拉丁美洲的那些年看成是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日子。

进步联盟

20世纪50年代的那10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日趋紧张。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有许多：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情绪高涨；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情况；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导致人们认为美国倾向于独裁而不是民主。1958年，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期间，这种憎恨情绪达到了高潮：迎接他的是秘鲁和委内瑞拉咆哮的人群和大型的反美示威游行。那次经历，以及几个月以后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迫使艾森豪威尔以及当时的肯尼迪政府重新评估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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