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15年里，我又访问了中国5次，并多次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们交谈。这些访问让我有机会观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我的第二次访华，是在1977年1月初，也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还不到1年的时候。当时，臭名昭着的“四人帮”已经在1976年年底被关进监狱，而华国锋刚刚当上领导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再次邀请了我，这回是以我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的身份。他们希望与该委员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接受了邀请，明白我还将能够与中国官员讨论金融事宜。加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外交协会的关系对我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敦促中国人在大通的运作方面提供方便。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已经过去了5年，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全面外交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两个国家都因为各自的内部政治问题而分了心—毛泽东的逝世和旷日持久的“水门事件”。结果，大通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代理业务进展缓慢。

带着这个问题，我在动身前往远东之前来到华盛顿，以确定新当政的卡特政府对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态度。我与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cyrusvance）和即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进行了会谈。我还与吉米·卡特（jimmycarer）简单谈了谈。他们3人都暗示，解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剩余的分歧，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并允许我将这个信息转达给我计划在北京见到的高级官员。

我跟李先念副总理和黄华—那时他已经成了外交部部长—都谈起了这个问题。令我失望的是，他们的反应明显很冷淡。他们强调，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我们国家在继续支持台湾的反动政权。在我们改变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之前，任何事情都办不到。我发现，我见到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对美国的疑心几乎跟对苏联（他们自然地将其称为“北极熊”）一样。虽然他们对我彬彬有礼，但我想扩大大通业务的请求被坚决拒绝了。总之，那次访问令人大失所望。

开放

将近两年以后，形势完全变了。邓小平成为国家主席。卡特政府准备完成由尼克松政府开始的过程。1978年12月，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家们终于就棘手的台湾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由此全面恢复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大通立刻从中得到了好处。随着“冻结资产”问题的解决，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面的代理关系。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在我们的纽约总部开设了一个数额可观的美元账户。此外，财政部批准大通在北京设立一个代表处，不久我们就放出了第一笔贷款—贷给中国的冶金部。大通世界信息公司（chaseworldinformaioncorporaion）—那是我们在1972年创建的信息服务子公司—开始将中国的投资机会介绍给美国商人。

大通在许多方面成了中国进入美国的入口。1979年，我们在纽约为中国的财政部部长举行商务午餐会，又在第二年的6月组织了一次中国研讨会，参加该研讨会的有来自200多家美国公司的高级代表。同年的秋天，我在波坎蒂克为副总理薄一波举办了一个小型私人午餐会，作陪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是旧上海金融和制造业世家的后代，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美国都作了大量的投资。毛泽东执政以后，荣毅仁仍然是位受欢迎的“民族资本家”，继续经营着他的家族的诸多企业，而来自政府的监管微乎其微。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挫，之后邓小平进行了干预，将他从农村一个公社的“再教育”中拯救了出来。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任命荣毅仁负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外国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发展，便找来了荣毅仁—他是具备必要知识、在西方拥有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荣毅仁是位精明能干、高瞻远瞩的商人，很快就成了在中国的大量外国投资商的首选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通往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而在美国各公司鱼贯而入的时候，大通正在大门里面恭候。

1981年5月，我再次访问中国—那时我刚刚从大通退休不久—看到了变革的更多迹象。邓小平开始医治中国的创伤。中国呈现了一种新的开放，而这些是我前几次访问中国时所没有看到的。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中国领导人愿意与三边委员会（rieralcommission）会面。三边委员会的东京会议结束后，我们一个代表团赶到北京，与十几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讨论中国与三边委员会各国经济合作的机会。那次访问的高潮是我们与中国的3位副总理会面，包括邓小平本人。

邓小平个子不高，看起来饱经风霜。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77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在我们一个小时的会面中，他一刻不停地吸着烟。他的两个同伴—虽然在政府里与他的级别相同—常常听取他的意见。

邓小平非常愿意讨论任何问题。在整个会面期间，他全神贯注，似乎急切地要我们放心，他已下决心继续推进改革。

大足石刻

1986年4月，我和佩吉应我的老朋友温斯顿·洛德和他的妻子贝特—她的作品《春月》（springmoon）是有关20世纪初的中国的深受欢迎的—的邀请到中国度假。

荣毅仁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于1972年下榻的与故宫毗邻的一个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宴会。这是一种暗示，表明荣毅仁有权力和影响力在通常为国家元首人物保留的地方举办宴会。荣毅仁和他的夫人还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招待了我们—这是我在中国唯一一次拜访私人的家。他们住在一所用传统风格建造的漂亮的老房子里，有好几间房间，环绕着一个大院子。他们用正式的中国茶招待我们。荣毅仁对我们讲述了他的家族悠远而有趣的历史。后来，在我们回到纽约之后，荣毅仁送给了我一把不同寻常的木制摇椅—我在他家曾经非常喜欢的那种椅子。这两种友好的姿态是我在中国非常独特的经历，是我期望从古老的中国那里获得的。

当荣毅仁听说我们准备到重庆旅游，开始我们的长江之行时，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将奇异的假期变成了一次难忘的经历。他告诉我们，重庆西面50英里处是具有800年历史的旅游胜地、佛教圣地大足石刻，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珍宝之一。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尽管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凌晨4点离开我们在重庆的饭店，以便能及时赶上我们的游轮。

在去大足石刻的路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农村—水田里，男人和女人们在用手插秧，水牛在他们身后拉着单刃犁。举目眺望，我们的汽车是唯一的现代设备。大足石刻本身令人难以置信：佛家弟子在他们居住的石灰岩壁上刻出了一个个石像。在12世纪和13世纪，他们在石窟的墙壁上和悬崖的岩壁上刻出了5万多尊佛像。大足在质量上可以与古老得多（公元前1世纪~公元8世纪）、名气大得多的印度阿姜塔（ajana）和艾罗拉（ellora）石窟媲美。许多年以后，我在游览阿姜塔和艾罗拉时听说，印度的这些石窟可能启发了雕刻大足石刻的灵感。

1988年5月，我与大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到北京进行了4天的访问。温斯顿·洛德说，他不记得有哪个私人团体能够在一天内受到3位高级领导人的接见。

在我过去的访问中，我曾经与中国官员在人民大会堂里他们的办公室会面。这一次，我们的会见地点在故宫旁边的中南海里面的紫光阁，那里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官员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居住的地方。这个地区非常精致；环绕着两个美丽的湖泊的是精心养护的庭院，里面坐落着一所所传统的中国式住宅。

邓小平更加瘦弱了，但他的头脑跟过去一样敏锐。邓小平表示，他已经属于半退休状态，因为他希望给年轻的领导人腾位置。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亨利·基辛格也来了—他是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与邓小平曾经多次见面—并高度评价他在7年前与我的三边委员会举行的会谈。

邓小平骄傲地介绍了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评估了一下中国的当前形势。由于科技水平低，加上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他的国家在经济上还很薄弱。解决的办法在于经济增长和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但是，中国还需要外国投资和引进先进科技。邓小平对此非常乐观，并期望中国到20世纪末将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谈到了他对世界的展望。他将21世纪看做“亚洲的世纪”，而拉丁美洲将逐渐形成一股力量。他甚至预见到，有朝一日非洲将成为世界领袖。他的暗示是，他看到欧洲和美国这两颗星星正摇摇欲坠，虽然他知道，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还要依赖于西方世界的技术和资本。

在会谈结束时，他说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走改革的道路，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他正敦促他的接班人们加快步伐。邓小平承认，错误不可避免，但觉得它不会影响改革的努力。“中国不应当害怕犯错误，”他说，“但应当避免重复犯错误。”

不应当抹杀邓小平扭转中国乾坤的功绩。我们必须记住，是邓小平下令摈弃了人民公社体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来开展对外贸易和接受外国投资，并且启动了民主化的进程。

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思想更加解放，远远超过了我30年前所认识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