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在对三年困难成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包产到户”打碎了毛泽东的“理想”。】

钱嗣杰成为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后，在拍摄毛泽东各种活动时，进入他镜头最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给钱嗣杰的印象是话不多，表情比较严肃。在摄影记者镜头中，他只有在节日与群众联欢的一些场合才会露出有说有笑的表情。平时开会，他不是埋头看材料，就是讲话，而且一讲时间都比较长。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在领导人活动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画面的捕捉，每一种情绪的提炼；即使会议进程期间，他也很少去关心领导人在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有什么隔膜。从照片上看，两人表情都还不错。“文革”爆发后，钱嗣杰发现刘少奇的表情十分沉重，脸部浮肿，好像生了大病一般，那时距离刘被彻底打倒仅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钱嗣杰再次回忆起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也无法准确说出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具体场景。但事实上，当他1964年夏天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刘已经有了很深的芥蒂，两人之间至少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交锋”。

第一次发生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便积极响应。他回到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这次调研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开端，也是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

众所周知，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几年里，因为总路线的要求而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这些似乎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成为六亿人民摩拳擦掌的追求，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参战”的大跃进局面。人民公社是1958年提出的，“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集体经济形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截至196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项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存在，它们被称为“三面红旗”。当时在党内，一致认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三面红旗”由此也被看做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完全正确，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也正是这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不仅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让毛泽东看到了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大干几年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就是在这种热腾腾的情况下走出去的，他要看看热腾腾的下面“煮”的都是些什么？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是他便于调查真实情况的地方。

这次接触农村，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震撼。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这与在北京中南海里听到的汇报差之甚远。作为国家主席，他的内心经受着煎熬。他因老乡依旧在过苦日子而难过，更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蒙蔽，在心里对“三面红旗”打起了问号——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行不行？对不对？

心里有了疑问，必然会反映在言行中。刘少奇返回北京不久，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党的工作问题。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办事都很严肃的他，如果遇到批评人，更是口气严厉。“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跌下台”从刘少奇口中说出，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敏感的神经。

1962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甚至涉及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无疑也涉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威。

“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党的高层并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随即去了武汉。

第二次分歧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62年初，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他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可能更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符合农民的意愿。此时的刘少奇正为农村疾苦深感不安，认为田家英送来了解决困难的“良药”。两人一拍即合，刘少奇表示支持，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的汇报说仅仅是个人意见，但毛泽东还是将账算在了刘少奇的头上。毛对刘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刘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没有顶住，偏离了方向，是右倾抬头的表现。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刘少奇感到委屈与不解。

当时的刘少奇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的肩上一头担着最高统帅，一头担着亿万人民，哪头都不能偏倚。他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既要将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这分寸如何把握，令刘少奇寝食难安，一夜一夜难以入眠。他吃安眠药吃到夜间入厕走路不稳，多次摔倒在地。

毛泽东带着气愤与不满，约刘少奇到中南海他常去游泳的“游泳池”一谈。

尽管刘少奇就如何处理好复杂而又必须面对的关系，精神与身体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还是决定要与毛泽东据理力争，试图说服领袖。这既是他无法回避的领导职责，也是他倔强固执性格的体现。

这次交谈，双方都带着情绪，冲突在所难免。

毛泽东将长期郁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

刘少奇也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一一道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名字，人相食，要上书的！”

说到最后，毛泽东深感悲凉：“‘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稳住自己的情绪，慢慢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但是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

肯定两条，否定两条，刘少奇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他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点头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搞，不中断。

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较为满意。但他有了不祥之感，体味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刘少奇是右倾思想。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毛泽东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国。包产到户——这简直就是一个要彻底打碎毛泽东理想的馊主意。它竟然得到党和国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认可！这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样，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从最初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到十年的土地革命、八年抗击日寇，再到解放全中国，他为了中国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身为国家的统帅，他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这个群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是阶段性地对农民有轻重缓急之分，骨子里却从没有忽视过这个阶层。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动情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在毛泽东看来，高举“三面红旗”，就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让底层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他空想、急躁、不切实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底层广大人民的利益。包产到户的设想，被毛泽东扣上了许多帽子——“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可见，毛泽东对要让农民们走回头路的人恨之入骨。

按理，毛泽东与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两人的家乡相距很近，而且两个人都属于“故土能离，乡音难改”的“顽固”人，他们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层。其实不然。毛泽东是一个认事不认人的人。也是湖南人的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倒了。到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时，毛与刘逐渐在三年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的看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分歧，直到矛盾激化无法调和。

刘少奇从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时起，就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从1922年相识相知到1964年，一直默契配合，并肩战斗了整整四十年。

1953年，党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与“二线”后，刘少奇开始主持一线工作，并被党内公认为毛泽东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自己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

“文革”前，“一线二线”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实际存在的一种分工。

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毛主席曾当着他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

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了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问题。他将自己置于二线的位置上，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初衷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自己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同意中央日常工作交由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历史上所说的一线，就是由此而来。

可是，中央从来没有对一线二线制度做出过正式的成文规定，对刘少奇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也从没行文，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甚至它的职权分工都是模糊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一线二线分工逐渐清晰。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的一个举措，促使了这种非正式的制度更为明确。

1962年2月8日是“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来了个大撒把，将所有会后需要落实的事情都交给了刘少奇等人，自己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他有意识地摆出自己退居二线，放手让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姿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意见的一种表现。

直到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毛泽东还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尽管对刘少奇很多意见并不认同，但他依然认可由刘少奇挂帅。至少此时，他还是不想打破一线二线的分工形式。

由于中央对一线二线的领导分工没有形成正式制度，也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很多时候，毛泽东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当成搞独立王国。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也很难区分正常职权与搞“独立王国”的界限。这种误解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的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

毛与刘就包产到户问题争执后不久，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之前开了十天的预备会，和以往一样还是由刘少奇主持。预备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也卓有成效。

多日凝结在刘少奇眉间的疙瘩舒展了不少。

8月初，预备会顺利结束，接着中央工作会议拉开序幕。

8月6日这天，毛泽东带着他特有的威严神态走进会场。一落座，便是一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讲话。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会议中间，毛泽东吸着烟，仔细听着大家的发言，遇到一些有兴趣的问题，他会积极地参与发言。当说到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状况时，毛泽东马上对大家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很明显，毛泽东要告诉大家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包产到户最后结果又将农民拉回到了过去。

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陡然提升了人们反“复辟”的警惕，刚刚放松的神经再次被拉紧，原定的议程也被打乱。原来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行讨论。大家的思路转向了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个党员维护自我最起码权利的行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被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8月中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炎热的季节里，在毛泽东危言耸听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主题中结束。

刘少奇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在接下来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同意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观点。

从此，经济调整成了阶级斗争的附属工作。阶级斗争成了纲，经济调整成了目，纲举目张，刘少奇并不以为然——纲举，目不见得能张。

需特别说明的是：此时，林彪正在军队内部大搞“三突出”政治运动——即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学习毛泽东著作。

刘少奇的反思与林彪的“突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给党内外、军内外造成了一种看法：林彪是突出政治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而刘少奇做得不够。从党内外的职位讲，刘少奇的地位仅在毛泽东之下，而林彪的地位则不及刘少奇高，这就形成了毛、刘以及林、刘之间的矛盾纠葛。

【毛泽东为“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随着运动的推进，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激化。】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四清”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开始，基本限制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当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腐败丛生，愈演愈烈，加之国际上中共与苏共论战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局势十分紧张。如果说毛泽东为避免苏联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那么“四清”运动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具体的形式。

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这一课题，众人举手赞同，大声叫好。因为这个浅显的道理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重大命题。

当时高层领导者对腐败现象“杀”声一片的情绪，正如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文中所讲：“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步调基本一致，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积极，一样的感情基础。运动中期，呼应烘托相当默契，彼此非常满意。但到后期，潜在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而且激起了千层巨浪。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越往后“左”倾色彩就越浓，关于其性质、目的和方法，两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两人越走距离越远……

到了1963年11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开始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使得毛刘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为以后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根。善于无风也起浪的江青借题发挥，说王光美开了夫人参政的先例，为她自己政治登场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

从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回忆中也可看出王光美下去蹲点的勉为其难：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刘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对他进行了一次批评，大家担心王光美下乡后，刘少奇的健康。因为刘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夜间无人照料，药劲来的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对王下去，严肃地要求他接受。刘认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见，但工作任务又必须完成”。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铺，以解众忧。……一直到1968年病危，刘少奇睡了5年地铺。

王光美第一次下乡是1963年11月，历时五个月。地点是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她离京前问刘，应该注意什么?刘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每月回来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边。”她并不理解这话的含意。王光美说，她是真心实意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指导思想的，但也仅限于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的干部经济退赔从严要求，或对基层干部工作的难处不够体谅。至于如何挖上边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会议汇报，即《桃园经验》报告。报告的用语十分尖锐，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两面政权”。但是，直到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出，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书记的职，仍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其他犯错误的干部，检讨退赔后，取得了群众谅解，都恢复了工作。证明桃园的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敌斗争的高度，确实是一场教育。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少奇十分看重基层第一手调查材料的真实性。为了掌握基层真实情况，他不惜自己多病的身体睡在家里的地板上，也要让妻子去替他完成搞调查的任务，国家主席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的确让人动容。

王光美毕竟不在中央高层，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心思。她的《桃园经验》肯定不会符合毛泽东“根子在上面”的要求；所以越到后面，毛泽东就越不满意，大家也就愈加地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整个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过激语言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中十分明显。不仅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感情，也使得各级负责人的神经变得相当敏感。

起初，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还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于是这个《桃园经验》也成为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在各种场合大力推广，要求全国学习。

1964年夏天，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去了十四个省市巡回演讲《桃园经验》，在中共党内，陪夫人巡回作报告，刘少奇是第一人。毛泽东从没有这样做过，“文革”前夕，他最多出席观看过几个由江青指导的“革命现代京剧”；周恩来则更不可能坐镇现场让邓颖超作报告了。

一次，刘少奇在大热天将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到人民大会堂讲话，虽然桌上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便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少奇看了一眼身边的周恩来，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随后，他又讲了一些更重的“犯忌”的话：“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少奇却直言毛泽东的这一套“过时”。尽管他讲这些话不一定具有针对性，但极容易造成误会，被大家误以为是“贬低毛主席”。王力回忆：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泽东是有很大触动的。

刘少奇如此“号令天下”，也让很多高层干部非常不满。军队方面意见最大，认为刘少奇在树立自己和夫人的威望，而不是树立毛泽东的威望。

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是对《后十条》的修正。

这一次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分歧严重。但毛泽东还是同意刘少奇担任“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的总指挥。当然，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内心同意刘少奇的所作所为。

这年夏天，钱嗣杰第一次跟随毛泽东到被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国“夏都”的北戴河。由于每年夏季中央高层在此办公，这一带海边游泳的人不多，显得格外幽静。而相隔不远的海岸线却十分喧闹，浅海里游泳的人密布，沙滩上躺满了晒太阳的人与各种颜色的凉棚。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工作和在北京中南海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由于北戴河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且中央领导多喜欢游泳，那里提供了领导人紧张工作后的休养条件。

每年7、8月份中央领导人基本都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北戴河。大人们开会，家属和孩子们却在海边玩耍、交际。

一般炎暑的日子，江青也来北戴河，只是不同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住所在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喜欢在那里和工作人员打扑克，傍晚散步，下午游泳。她的泳姿不规范，不属于国标式。有一回，她在海边见到王光美游泳，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动作十分娴熟而自如。这以后，江青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因为毛泽东与江青作息时间不一样，他们很少一起出现在海滩，钱嗣杰的镜头里他们夫妇在一起的镜头不多。越往后，他们在一起的镜头就越少，常常是毛泽东到了，江青走了；江青到了，毛泽东走了，几乎形同陌路。即使两人在一个镜头里，那也是公众场合，“文革”期间，他们从生活夫妻走向了政治夫妻。

钱嗣杰带着照相机经常跟在主席身后，有时随他一起骑马，有时则随他一起在海边游泳。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喜欢一人坐在海边，静静地望着天海一线的远际。钱嗣杰那时就感到：毛泽东有时很孤独，甚至是寂寞的。

和女儿们一起在海边游泳时，毛泽东总会很开心。这样的时刻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显得太少太少。

相比之下，刘少奇一家给人的感觉其乐融融，温文尔雅。孩子们极有修养与礼貌，一见大人便会鞠躬问候。刘少奇与王光美虽然相差年纪不小，但两人看上去十分和谐，他们下海游泳时，排成一排，由爸爸妈妈一头一个，拉着三个不大的孩子一起往大海走，给人感觉这个家庭恩爱有加，很有协作意识。

1964年夏季的炎热在进进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开会时正值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到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竟然高调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

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这个寿宴，邀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与几位会议代表出席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都在受邀名单。另外，还有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打扮，他们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周恩来先带着陈永贵等人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正在另一房间里埋头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陈永贵一行走到国家主席在前，刘少奇一时竟没有抬起头看他们。

刘少奇埋头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后来回忆：“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儿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这回陈永贵听懂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当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点点头，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桌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谁也不敢大口吃东西，尽管桌上摆放的都是可口的饭菜。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于是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这回听懂了，赶紧频频点头说：“习惯习惯……”

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一晚他的话显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有些话大家至今记忆犹新。“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大家听罢都很紧张，心里直打鼓：“老寿星”今晚这是怎么了？

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蒙在鼓里，也不可能想象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在座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都知道毛泽东讲话有所指向，绝不是空穴来风。缘以何故，只是不讲出来罢了。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敲动碗碟的声响外，感觉不到很多喜庆热烈的气氛。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日宴会，然而，它蕴含的政治意义却是深远的。一年多后，即1966年的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过完七十一岁生日后，又发生的两件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给他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

第一件事情，会议期间，刘少奇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雪峰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会场屏风后面走来走去，一脸不屑。她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也不满意。

第二件事情，原定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次结束会议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当天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当毛泽东知道会议开完了，顿时脸色沉了下来，火气很大地说：“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不得不告诉毛泽东：“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悄声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她又是指谁呢？陶铸夫妇不敢插言，但心里颤颤的，舞台上表演的什么，全都不记得，满心都是困惑。

三天后，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

第二天正逢1965年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照例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他们心情沉重，仅是来应酬一下，已没有心情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调解。陶铸、安子文也到刘少奇住宅给他提意见。刘少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意见。

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真诚地向毛泽东做了检讨，表示：“我对主席不够尊重。”

毛泽东不以为然，回敬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的确，毛泽东心里已经将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定了性，那已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原则性的分歧。

元旦一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们又都被毛泽东召了回来。他要主持后阶段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主持会议的第一天，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与领导人。最终，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不等代表们掌声结束，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场里没有了掌声，响彻大厅里的是毛泽东严肃的声音。

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主题就是一个：社教员讲“四清”，要有阶级立场，要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新生资产阶级？大家四下张望，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到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反问他：“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回答：“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毛泽东这么一讲，刘少奇就不敢再提什么了。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件去掉了原来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里的“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

这一新观点不幸地成为“文革”中的主流观点，被毛泽东点名的张霖之，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打倒，最终被迫害致死。

正如古人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滚雪球”似的发展过程。或许到了此刻，毛泽东才真正横下心——绝不做任何让步。他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

从“四清”运动下发的四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加深的过程。

（第一份文件。

1963年5月20日下发的《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心内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处于一个战壕中，目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份文件。

1963年11月14日下发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现的过火行为做了纠偏，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这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有了分歧——毛泽东认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白了，就是清理当官的。刘少奇不同意，他主张整下边“四不清”问题，是清查经济上有污点的会计、出纳等人。刘少奇认为的“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的表现。而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矛盾交叉”实际上忽略了主要矛盾，走资派被“小人物”掩盖了。

（第三份文件。

1964年夏，刘少奇主持起草《后十条修正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份文件是对《后十条》的修正。9月18日，《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同时下发全国。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将下发的十多天里，再次发生两件令毛泽东不快的事情，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

毛泽东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1964年8月20日，当华北局几位大员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他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这两份文件。毛泽东没有料到，刘少奇不顾他的情绪，在会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就连几位深得毛泽东重用的爱将——那些拥护大跃进的前锋们，如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纷纷支持刘少奇的主张。结果有意见的华北大员们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即使如此，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的部署，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两份文件下发。嘐

（第四份文件。

毛泽东将各位高层领导召回来重新制定了《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次，毛泽东不是来听讲，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否定后，最后将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二十三条》，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终于公开化，这两份文件日后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分歧落在文字上的见证。

毛泽东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仅仅“四清”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新的运动，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在毛泽东连续的“进攻”下，虽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和检讨，但都没有改变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他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原谅。

【跟随毛泽东去南巡，长焦镜头似乎透视了伟人的内心波澜。毛泽东终又踏上了井冈山，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思绪万千，心潮激荡。】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后，毛泽东下决心拿掉刘少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何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没有再与刘少奇正面交锋。

1965年3月14日，他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主席选择在春天离开北京，让大家有些意外；因为毛泽东通常在国庆节后，10月底或11月初才离开北京到相对温暖的南方，一般去武汉和杭州住得多一些，过了冬天再回北京。

钱嗣杰估计了一下，这一走大概到夏天才能返回北京。他赶紧准备相对充足的胶卷，在外地进口胶卷不如在北京买起来方便。当时新华社有规定，每个摄影记者出去带两部相机，一部是一二○，一部是一三五，所以两种胶卷他都要准备。对于摄影记者来说，照相机就是枪支，而胶卷就如同子弹，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专列时称一号列车，它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

前驱车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主车分为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和工作人员车厢，最后警卫车是八三四一部队的车厢。

钱嗣杰登上专列时，看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着整理带出来的五六个大箱子，里面全是书。毛泽东有个习惯，只要外出，不管时间长短，书是不能少的，古今中外的书都要带上，反正是专列，有的是地方放书；每次外出，毛泽东最大的行李就是书籍。

火车开动后，钱嗣杰走进毛泽东乘坐的车厢，他见毛泽东穿着睡衣，嘴里叼着烟，凝神望着窗外，于是悄悄在一旁为他拍了几张照片，结果，跟随主席出来的工作人员看见后，他们也争着要与主席合影。钱嗣杰见主席注意力放在思索上，就让他们一个个悄悄凑上前去，站在主席的身后，然后由他赶紧按下快门。

当时钱嗣杰的心情是紧张的，给中央领导拍照需要掌握每位领导的性格特点。给周恩来拍照，钱嗣杰就比较放松。因为周总理比较随意，而且对记者的工作很熟悉，知道记者需要什么。记者们都把他看做长辈，就像是普通单位的领导一样。在大家眼里，最好拍的也是总理，他不仅性格随和，长得帅气，又有风度，不管笑不笑，都上相。有时候，钱嗣杰会对他说：“总理，再过那边一点儿。”通常，周恩来都会照顾记者的意见，换换角度，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来到毛泽东身边后，钱嗣杰发现主席最不喜欢摆拍，更何况那个时候的照相机都是手动，光圈焦距快门全部靠手来调整，拍摄一张照片的全套动作下来要好几秒，而且又不能总是将镜头对着主席照。毛泽东一个姿势最多也就拍两三张，如果遇到他不给拍摄的角度，那么摄影记者只能自己找角度，想办法。这次还算不错，主席大概心情好，他跟大家合了好一会儿影也没有反感情绪，钱嗣杰踏实地拍了好一阵。

毛泽东专列出发的第一天晚上到了邯郸，他没有下车，在车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下午继续前行。一天后即3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

那天下午，他的专列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这所仓库很大，当时叫一○二仓库，里面铺有军用铁轨；主席专列全部开进去，外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他们看见毛泽东下车，一道大步迎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没有几多寒暄。除王、张二人外，当时并无他人迎接。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迎来送往的那一套。

王任重快速为毛泽东打开了“吉斯一一○”三排座轿车的后车门。每次来武汉，毛泽东坐的都是这辆车。

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不张扬，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驻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脸孔，令毛泽东十分愉快。那几年，他年年来武汉，都习惯住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领袖。看到大家，毛泽东高兴地伸出右手，亲切地招呼：“同志们好啊！”

“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纷纷握住主席的大手，笑得那么灿烂。王任重、张体学等省委领导向毛泽东汇报后随即离开，对主席，既没有“接风酒宴”，也没有联欢晚会。毛泽东一直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他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因此，谁也不敢多献一点儿“殷勤”。

钱嗣杰知道，武汉东湖是毛泽东的最爱。每一回他都要在湖边住上一阵子。这回也不例外，毛泽东一住就是一个半月，直到4月29日晚上才离开。

专列载着毛泽东驶向湖南长沙。众所周知，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是在长沙度过的，这里的一草一木记载着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与杨开慧也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爱情记忆。

每次来这里，省委第九招待所就成了专门接待毛泽东的地方。

毛泽东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5月中旬，出席越南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援越抗美的外事活动后，他忽然提出了顺道重上革命摇篮井冈山，亲自看看老区人民的愿望。

这个消息让大家太感意外——毛主席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日理万机，一直无法重来故地。而这次，他是有暇情来当“徐霞客”的么？

毛泽东此次离京，表面是离开了政治中心，可他无心来游山玩水。很多时间，他都在思考问题，他在思索采用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整风社教在毛泽东眼里都失败了，那么只能发动一个符合他的愿望的群众运动，自下向上揭露党的黑暗面，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修蜕化的变质分子……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似乎看到了让党保持永不变色的希望。

重上井冈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寻找当年的记忆与斗志的努力——犹记烽火，更难忘烽火。井冈山成全了毛泽东的斗志，也铸就了毛泽东的意志。这片土地曾是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起点，如今又将成为他捍卫红色政权永不改色的新的起点。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一场看不见烽火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这年毛泽东七十二岁，阔别井冈山三十六年。三十六载春秋，正好是他人生岁月的一半时光。

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到1929年2月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入江西、福建作战，毛泽东在井冈山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由此带领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艰难曲折，但无论环境怎样艰险，他始终没有放弃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念。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与挫折；为革命，他还先后失去了六位至亲最爱。伤痕累累的他，抱着坚定的信念，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

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决然不是一个地理名称——那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融进他生命中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

5月19日，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接到了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准备22日接待毛泽东上山。这可是国字第一号接待任务，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尽快做好宾馆附近的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工作。同时决定，暂不对外公开毛泽东秘密上山的消息。

5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三号楼，当晚到了与江西交界的茶陵县。为了保证安全，茶陵县委决定不让毛泽东出县委大院，就住在县委办公室。大家七手八脚在办公室里临时架设了一张酷似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的大木床。因为是临时住一晚，跟随左右的汪东兴就决定不再卸载装书的樟木箱。谁知，手不释卷的毛泽东不管临时不临时，一住下就伸手找书看。县委书记灵机一动，马上找来一本《茶陵州志》。茶陵因始于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酷爱读史的毛泽东躺在县委办公室的临时大床上《茶陵州志》，一直读到凌晨三点才睡去。

第二天，车队进入了井冈山区域，第一站便是永新县。对于这个地名，毛泽东内心有着独特的感受。这里是贺子珍的故乡，贺子珍也是毛泽东走进武装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陪伴者，两人相携走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十年岁月，这位坚强且倔强的革命女性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遗憾的是，个性刚强的他们都很倔强，最终分手，一段色彩斑斓的战地爱情最后以断肠人在天涯的结局而落幕。

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王卓超早已在永新迎候，毛泽东没有在永新住下，而是接着前往宁冈县茅坪。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后勤机关曾设立于茅坪，它成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指挥中心。这里的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纪念地。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泽东曾居住这里，在八角楼的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等著名论点，为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前头开道的汽车来到茅坪，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下了车。钱嗣杰背着相机坐在前面的车上。他一见有人下车也紧随其后下来，和大家一样，他认为这个地点对于毛泽东很重要，老人家一定会下车看看的。可是大家猜错了，车子开到这里，毛泽东却对开车的司机摆摆手，示意他不再下车。开车的师傅很善解人意，他想毛泽东不下车并不意味不想看看。他没有马上将汽车开走，而是开着车在八角楼前的地坪上徐徐兜了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目光专注，浏览了没有任何改变的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随后车子乘势掉了个头，直奔通往黄洋界的盘山公路。

已经下车的警卫人员见此情景，赶紧登车，钱嗣杰也没有拍上照片，跟车继续前行。大家纷纷猜测：主席是不是要保存体力，登上更高的地方？

下一个要去的地方便是距茨坪西北面十七公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的黄洋界。

车队穿越崇山峻岭，平稳且快速地驶向黄洋界山顶。

井冈山党委和管理局的领导已赶在毛泽东到达之前在黄洋界迎接。

虽然毛泽东已经七十二岁，但身体很好，步履矫健。工作人员为了毛泽东登山省劲，在北京就为他准备了一根竹拐杖。毛泽东下车与井冈山领导同志握手后，工作人员赶紧将拐杖递给他，他就这样手持竹拐杖，大步走向山顶，站在高处，极目远眺。

由此放眼望去，只见峰峦叠嶂，地势险峻，真是气象万千。

钱嗣杰已经选好了拍摄的位置，站在毛泽东身边按下了快门。

很长时间，毛泽东才从远处收回目光，转身走到当年曾经烽火弥漫的哨口。这处遗址经过三十六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存十分完好；那门令“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大炮也忠于职守，静静地矗立在哨口上。

毛泽东带着岁月的记忆与深情，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大炮的炮身。他像看望一位久违的老战友，将内心的倾诉都放在了手指的移动上。安静的大炮与沉默的毛泽东一起感受着并没有走远的烽火岁月。

毛泽东又来到一座木制纪念碑前，碑南面是朱德题写的“黄洋界纪念碑”五个大字，北面则是印刷体毛泽东词作《西江月·井冈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仰视着碑文，充满激情地读了起来：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昂扬的词章，更令毛泽东心潮澎湃。他向大家聊及往事：“1928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趁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这门大炮是南昌起义军带上井冈山的，至于黄洋界上的三发炮弹，人们都说前两发受潮，第三发没有受潮，所以‘炮声隆’。其实第三发也受潮了，只是打前两发时，使炮筒加热，为打响第三发提供了条件。从这点说，前两发的功劳不能抹杀哟！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大家听后由衷地折服，觉得毛主席真的很伟大，什么事情经过他一讲述，就鲜活了、生动了，道理不仅深刻而且通俗易懂。

井冈山党委领导见毛泽东谈兴正浓，便将随身带来的黄洋界讲解词呈给他审阅。

毛泽东看到其中有首当年红军新编的《空山计》唱词，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段唱词勾起了毛泽东一段埋藏记忆深处的回忆。

那是1928年夏天，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队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后改称三十一团）在永新西乡塘边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一天，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和十八名红军战士来到塘边村搞调查。大家分散之后，只有贺子珍等几人留下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突然，村外枪声骤起。一位赤卫队员急促跑来报告，地主保安队打来了，领头的还大喊大叫：“蒋委员长悬赏五万大洋，抓住毛泽东有重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贺子珍异常焦急，她紧握手枪，不断督促毛泽东赶快离开这里。毛泽东却不慌不忙，神情自若地抽着烟。他环视四周后，对村干部下达命令：“通知群众，马上撤出村子，都到山上去!”不一会儿，村里人去屋空，静得可怕。

敌人进村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靠放空枪壮胆。

乡亲们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在山上搞得锣鼓喧天，冲杀声响成一片。立时，敌人惊恐万状，急喊：“空城计，空城计，中了毛泽东的空城计，快跑啊!”毛泽东和乡亲们居高临下，目睹着敌人一哄而散、弃甲逃命的狼狈相，不由得欢呼跳跃起来。

塘边村的乡亲们称赞毛委员急中生智，料事如神，胜敌有方。

事后，红军按照京剧的二六板新编了《空山计》唱词，将诸葛亮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唱词改为了“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而毛泽东正好是一个京剧迷，而且偏爱《空城计》，非常喜欢节奏较快的二六板。很快新编《空城计》就在红军里传唱开来了。

毛泽东望着讲解词，情不自禁哼出了声：“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大家被毛泽东这一举动逗得直乐，真想不到毛泽东还会有板有眼地唱京剧。

毛泽东唱罢，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京剧改革啰，旧瓶装新酒，用革命斗争内容，便成了革命戏曲了。实践证明，只有广大群众听得懂，京剧才有生命力。”

毛泽东此时提京剧改革，大家并没有想得太多，也没有意识到他内心最大的忧虑何在，更不可能想象以后“文革”岁月里“一花独放”，只剩下了“旧瓶装新酒”的革命现代京剧。

就在此时，钱嗣杰将张平化夫妇与毛泽东拉入一个镜头，为他们在黄洋界纪念碑前拍了张照片。张平化是这一行人中间唯一的井冈山老战士，他全家有七口人为革命献身。

山区太阳西沉早，等拍完照片，天色渐暗，大家请毛泽东登车，准备前去茨坪。当晚要在茨坪的井冈山宾馆住下。

司机师傅去开车，却不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竟然发动不起来，“突突”响几下就熄火，再发动，依然如此，发动了几次，都告失败。这一下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很紧张。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号人物，他的外出，安全必须万无一失、毫发未损，就连有惊无险的事情也不允许发生。大家在北京谁见过一号车会有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在场的领导吓得脸变了色，司机更是一头大汗。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于是赶紧查找原因。后来发现，原来是水箱缺水，只要加一些水就没问题了，大家这才稍微放下了心。可是环顾四周，山上并没有水源，这水从哪儿来呢？

陪同的领导建议毛主席坐另一辆汽车下山。但汪东兴了解毛泽东外出的习惯——不换车。只要坐上这辆车，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也无论是坦途还是坎坷，一路就坐这辆车。他估计毛泽东不会同意。

果然，当汪东兴将大家的想法一说，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不要换车，这位司机很好，车也很好，我不赞成换。”他走到司机跟前安慰说：“不要着急，水箱开锅不要紧，加点冷水就好了。我带的有水，是准备路上喝的，你就把我喝的水先给汽车喝吧！”

毛泽东用这样风趣的方式拒绝换车，大家都禁不住想笑，也就不再坚持。司机没有更好的办法搞到水，便恭敬不如从命，将毛泽东带的凉开水全部倒进了汽车的水箱。再次发动，车子果然“突突突……”地轰鸣了起来。

终于，在太阳落山前，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依次下了黄洋界，安全护送毛泽东抵达茨坪，住进了井冈山宾馆一一五号房间，这一住就是八天。

宾馆为毛泽东准备了不少好菜，但汪东兴一再叮嘱：“主席吃得很简单，他不准铺张。”于是，每餐只是四小碟菜，外加一小碗汤。毛泽东吃的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辣椒、青菜不能少，他还喜欢吃泥鳅、小鲫鱼。敬老院有一位革命老人，知道主席爱吃小竹笋，特地拔了一点儿送来，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高兴地说：“很久没有吃过小竹笋了。小竹笋味道好，我有这个菜就行了。”

井冈山宾馆坐落位置比较高，楼顶上能环视三平方公里的茨坪镇。有时，毛泽东就到宾馆楼上眺望四周，他看见镇子上有了高楼，有了笔直的马路，路旁绿树成荫。老百姓过去住的泥土墙屋也变成了砖瓦建筑，一排排整齐有序地列在路边。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对汪东兴说：“今天的井冈山与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从文家市奔上井冈山，一千里路走了半个多月。此次我们坐汽车，两天就到了，还是机械化好啊。”

毛泽东实现了“千里来寻故地”的心愿，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到高兴，思忆感悟与性情灵感如泉水一般涌现，冲击着毛泽东诗人的心灵。他打开了诗意澎湃的心扉，让所有的感受与情绪奔向天宇，化为字里行间的心灵见证。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炮火纷飞的征战岁月里写过不少诗作，他经历的战争、动荡、困苦与坎坷是做诗灵感的源泉，更是他心灵活动的真实记录。

这一次，相隔了三十六年，毛泽东再次寻找逝去的革命岁月，“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觉得往事并不如烟，当年的一幕幕依然令他心潮难平。

毛泽东不由诗兴再起，“久有凌云志”——一首词就这么以铿锵有力的五个大字开了头……

5月25日，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第三天，一气呵成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词作写就不久，正巧汪东兴递送文件走进毛泽东房间。他看到主席正在对初稿进行推敲，于是忍不住问道：“主席，这首词发不发表?”

毛泽东虽然诗兴甚浓，但明确回答：“再放一放。”并不急于发表。

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放一放”，就是十一年！这首词从1965年5月写成初稿到1976年元旦才正式对外发表。这期间，毛泽东对初稿又做过几处修改。

他不只是浪漫的诗人，也是一个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是啊，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今天再看毛泽东当年所作的这两首词，我们会发现，它们所蕴含的已不是单纯的对历历往事的怀念和岁月如梭的感慨，而是包含了一种要迎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的准备。毛泽东用超前的战斗的眼光来看待这次重上井冈山，通过怀念革命事业的历程，赞扬了井冈山革命精神与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他是带着“凌云志”重来故地的。而这个“凌云志”在他胸中已经酝酿多时，他一定要将其付诸实际……

一次，他曾深有感触、不无忧虑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你们看，苏联党内特权、官僚集团占据了国家要害部门，捞取大量政治、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仍然存在，甚至还很严重。你们比我知道得多，但报喜不报忧。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担心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7

决不能在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看到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失落！这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真正的隐忧。

毛泽东在诗兴盎然与忧患深沉中，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交叉前行着。上山后的几天里，他对往事一一回忆，对现实一一点评，让历史照进现实。特别是对苏联变修、中国也在变修的担忧，他谈得最多。此前，人们都感到苏共出修正主义这样的事情离中共很远，但经过毛泽东如此尖锐指出并透彻分析后，才觉得是那么一回事。有人当时就慷慨激昂地表态：“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对大家的表态不以为然，他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啊……”8

那么如何防修反修呢？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终于说出了他的“良方”——“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人眼睛一亮，频频点头。

所谓是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指的是什么呢？

有人回答：“艰苦奋斗。”

毛泽东对这答案显然不满意，他让大家从制度方面去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这个答案毛泽东满意了，但在解释这个观点时，他强调了大家平时很少注意的方面——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现在掌权的共产党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方面，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定论，毛泽东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才形成的。他认为这些人官做大了，政治思想开始变了，同修正主义越来越近了。他将自己与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他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代表。另一方面，他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方法，力图解决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他下定决心发动群众同他一道“反修防修”的一次思考之旅，更是一次探索的破题之旅。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找汪东兴做出部署：“明天我们要下山了，做些准备，我要会见老红军、井冈山干部和群众，同他们合影。”于是，汪东兴与管理局同志商量，做了如下安排：先接见老红军、老赤卫队队员和党政军中层以上干部及宁冈县委成员，同他们合影留念；后接见工人、农民和居民，分几批照相。要求大家见到主席后，不要抢着去同主席握手，只恭立鼓掌。

5月29日下午，井冈山广播站正在反复播送着一条大会通知：“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全山革命同志请注意！今天下午四点钟在茨坪宾馆门前召开广播大会，请相互转告。”就这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钱嗣杰背着两部相机来到宾馆餐厅前，发现餐厅门前已被数十名老赤卫队队员、暴动队队员、烈士遗孀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

还有两千多名其他干部、职工及农民也在茨坪镇的公路两旁等候着。

不一会儿，毛泽东健步走出宾馆，带着那人们熟悉的笑容。

“毛主席来了！”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间都愣住了。

毛主席真的来看大家了！人们反应过来后便使劲地鼓掌。

毛泽东来到大家面前，等待多时的老人们，此时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激动得都忘记了说话。毛泽东不紧不慢地上前，依次握住了当年给红军雪中送炭的那一双双粗糙的手。

来到革命烈士袁文才的发妻谢梅香跟前，井冈山管理局局长还未及介绍，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故人。他紧握着谢梅香的手，唤一声：“袁嫂子……”

还是三十八年前在井冈山大仓村第一次见面的称呼啊！谢梅香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整整三十八年了，天翻地覆，毛委员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还是这样亲切地称呼自己。谢梅香只顾抹泪，呆呆地仰望着毛泽东，很久才喊了一声：“毛主席……你真的回来了？！”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嘱咐袁嫂子保重身体。这感人的一幕被在一边的钱嗣杰定格了下来。

与大家握手之后，管理局的同志请毛泽东站在前排中央，井冈山各级领导站在两边，井冈山新老同志、烈士遗孀同他一起合影留念。

随后，毛泽东又在宾馆门前分别与四批干部、群众代表合影；合完影，他又走向公路，挥手接见道路两旁的乡亲们……霎时间，“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万山呼应。

此时的钱嗣杰也是激动不已，连连按动手中的快门。

人们簇拥着毛泽东一步步走近轿车。此时，毛泽东情绪难平，对乡亲们难以割舍。他在沙石路上走得很慢，频频地向两旁的群众招呼。因为有警卫人员阻拦，大家在距离毛泽东十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毛泽东走近汽车，没有马上上车，而是微笑地站住了。他扭过头，再次向为他送行的井冈山人致意。大家见状，激情四溢，还是拼命地鼓掌，有的禁不住扯开嗓子高喊：“再见了，敬爱的毛主席！”

毛泽东转过身，望了望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然后踏上汽车。他坐稳后，摇下车窗，就此离开。

轿车在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徐徐向前行驶，汽车转弯，从人们的视线里最终消失。许多人依旧不肯离去，他们跑向更高的地方，望着远方的公路，希望能再送主席一程。

这次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钱嗣杰为毛泽东照了一百多幅照片。从照片上能感到，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的心情一直很兴奋。

离开井冈山宾馆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临别，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提前与宾馆结清住宿、用餐账款。按以往规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除按定量交全国粮票外，每天伙食费交两块五毛，七天合计十七块五毛。但是宾馆会计坚决不肯收，他说：“三十八年前，毛委员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拿出好东西来招待毛主席，连酒都未喝一次，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生活管理员解释道：“你说得在理，但主席有严格的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会计还是摇头不肯收。管理员又解释道：“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认为‘吃饭给钱，天经地义’。”他并举例说明，“前几年主席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东西，后来我们院内整风，对这位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主席知道这事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随后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两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粮票离开井冈山吗？”会计听了这番话，不能再说些什么，他随后开出了编号为0006484的发票。

【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做出了一件重大决策——撤销军衔制。军人不分职务高低，由此统一着装。毛泽东希望在军队中率先取消等级制度。】

1965年5月31日清晨六时，毛泽东的专列正点从江西省会南昌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他在站台上背着两只手，缓缓散步。此时，他的目光里带着一层忧虑。

从井冈山归来的他对国内外斗争形势和党内存在的问题的估计已十分严重。毛泽东在思考，是否可将反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作为国内工作下一步目标。

6月1日，怀着深深的思虑，毛泽东来到浙江省会杭州。和以前一样，他下榻在杭州西湖边一个叫做汪庄的园林宾馆。

这天，中国军队取消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无论官职大小，着装都改为一样，任何军衔、资历的标志都从军装上消失。

杭州的6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美色的飘逸与清秀。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是各自不同的风采与情愫。

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毛泽东不得不为此消耗极大精力去认真应对。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与中国西南接壤的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二十二万（1966年达三十八万，1967年达四十二万，1968年高达五十二万）。“特种战争”就这样变为了“局部战争”。

美国在越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并派遣大量军队直接参战，自然对中国南方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此时与中国东北接壤的苏联召开了苏共三月会议，使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西南方向的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对策。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在1965年大部分时间里，谈得最多的第一是防修反修，第二就是备战备荒。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这次谈话，毛泽东对取消军衔制，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表达了明确的态度。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去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看来，历史上我军简单明快的军装在毛泽东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好感。其中蕴含的深层含义，还是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从成立的第一天，严格地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原则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他历来将“钢铁长城”看得非常重要。与刘少奇在政治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后，他不愿国家主席直接控制军队；但是按照国际军衔制的要求，国防部长又属于国家主席直接领导之下。怎么办呢？只有取消军衔制度，如此才能保证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

军队着装上官兵一致的作风又回来了。就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类似“士兵委员会”组织的群众监督。

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对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

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能不能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

毛泽东到达杭州后，用了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结果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老红军、老八路纷纷表示拥护，大报小报也是一概称赞此举英明。

他在杭州还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几乎一两天就是一个会。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联席会议。过去他召开会议，一般区分很清楚，要不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要不就专门召集军队领导开会，很少党政军混合一起开会。这次他特别邀请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参加，一是想就此听听南京军区对军衔制取消后的各种反应，二是他觉得有必要向地方党政军吹吹风，让大家体味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也抵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他叮嘱周恩来：“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

果然，毛泽东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由于美国实行全面遏制，加之开会前十天主办国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被无限地延期了。

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对此很是关心。他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非常敏感，和大跃进那几年相比，毛泽东理性了许多。比如，他就不赞同三线建设项目搞大投入，认为三线建设要压缩，要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而且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四千八百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和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动不动就是万斤高产田相比，毛泽东已经不再为粮食产量高指标热血澎湃。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在他脑海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一千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毛泽东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了井冈山上。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

毛泽东不满意一些计划指标，一直在批评大家，搞得与会人员都有些紧张。大家谁也不说话，气氛很压抑。

毛泽东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缓和气氛，便转换话头，说了一个题外话：“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

大家不由得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但细心一想，毛泽东的题外话，还是涉及国家制定计划经济如何关照民生的主题。

这个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一直进行到第二天的凌晨，此时时针也已经指向午夜。大家都觉得坐得时间太长了，更担心毛泽东的休息。于是，周恩来便提议会议暂时到此为止。

毫无睡意的毛泽东见大家都面带倦容，就同意会议先到这里。这时他的目光扫向坐在一边认真地记笔记的罗瑞卿，毛泽东是被罗瑞卿一身新军装吸引了，他喊着罗瑞卿的绰号笑道：“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的吧？”

罗瑞卿抬起头，点头承认是特制的。

下属这身新军装勾起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他问：“你还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穿起来好神气。你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你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你将大号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哎……”

陈毅第一个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也是当年的知情人。他接过毛泽东的话头，继续往下讲：“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啰，个子太高啰……”

大家目光都转向了罗瑞卿，哈哈笑了起来。罗闹了个大红脸，望了望毛泽东，不服气地回了句：“主席你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的，怕是特一号都要小呢。”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

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

他一语落地，大家颇有些沉重感。这几年，毛泽东的确越年迈越不服老，一旦不服老，很多行为就有些反常。他内心不服老，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让他也不敢老。

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没有直接回答。

1959年9月24日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罗瑞卿曾煞有介事地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并谈了自己的理解体会：“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要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其他不知情的人或是不了解毛泽东性格的人在听到毛泽东这句问话后，更容易理解为它仅与天气有关，毕竟，杭州要比北京的空气清新湿润许多。而与毛泽东共事很久的战友们，都了解主席讲话总会有别样的含义或所指。从1959年走到1965年，毛泽东再次重申这一句话，肯定不是清谈天气，也不会是随口而言；更何况，他与刘少奇矛盾已经公开化。那么，北京的空气不好又是指谁呢？大家不敢深想，也不愿深想。

毛泽东内心最隐秘的感受，是常人难以触摸与猜测的。就连多年负责毛泽东安全、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侍卫官”罗瑞卿，也无法准确体会毛泽东这句话潜台词的具体意义。到了这年年底，他也由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变为最不信任的人，成了林彪陷害与阴谋中的“牺牲品”，倒在了“文革”的前夜。

会议快要结束时，罗瑞卿借机向毛泽东汇报了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的情况。

自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中央高层掀起了重上井冈山的热潮。罗瑞卿自己也在6月初故地重游，上了一趟山。他之前，李富春也去访问了井冈山。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在井冈山流连忘返，做诗写赋，好不热闹。郭沫若前脚走，后脚跟来了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李立三是第一次登上井冈山，他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他在山顶上，用俄文唱起了《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令所有人无比感慨。当晚，李立三夜不能寐，挥毫落笔，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井冈好》就这样诞生在井冈山上。

毛泽东静静听完汇报，脸上并没有笑容，他没有为此感到欣慰。他不太看重这种形式上的热闹，上述登山者与毛泽东的心境相比，相去万里。

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卓绝，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之魂；没有井冈山的烽火连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基。

会议结束了。大家离开不久，天色放亮，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又起身登上专列。那天，他准备离开住了半个月的杭州前往上海与夫人江青会合。

自从头一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江青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为将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的指示落实到现代戏的改革中，江青“冲锋陷阵”定点在华东地区，更确切地说是坐镇上海指挥华东地区的现代戏改革。

这一次，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就是在江青“精心”组织下，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拉开序幕的。也是这一天，毛泽东落笔写下了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作。

一个在井冈山上犹记当年烽火，一个在大上海大搞现代戏剧革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有了共同的机缘：和平年代的“反修防修”需要什么形式——“风雷磅礴”的文艺形式。这不正是一种井冈山精神的延续与再现吗？

毛泽东此时也十分看好这场文化革命带来的推动与收获。

他的专列在6月16日晚到达了上海。

此时观摩会已经进行十一天，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共准备了二十四个剧目，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

这些剧目主要宣传了“大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一色地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

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而是约见了复旦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与他们漫谈，了解文艺界整风的一些情况。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判。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遭到了公开的反对和否定。这种风潮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

毛泽东座谈时，江青一直在场，她虽然没有插言，但都将其一一记录在案。

毛泽东谈道：“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这个观点，他讲得很明确。

经过一百天的踏青与思考，他脑海里的政治谋略越加成熟。一个全民参与的大革命运动框架渐渐形成，下一步需要他做的则是回到北京——“启动”。

6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近三个月的“旅行”，带着他的思考也带着他的诗作回到了北京。

返京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邓颖超正好也参加陪同。活动结束后，邓颖超告诉毛泽东：“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

毛泽东回去后，觉得可以先将井冈山上写的两首词给邓颖超看看，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一并附上了他修改后的两首长调词：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

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

黄洋界上，

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

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

人间变了，

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

万怪烟消云落。

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重读这封字数不足六十字的“短信”，我们不仅可以从毛泽东对邓颖超“没有办法，只得从命”的潇洒幽默语气中，感受到他们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情，也可从中体味到毛泽东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

邓颖超比毛泽东年纪小很多，因为她参加革命资历老，加之与周恩来是结发夫妻，党内外人士都喜欢尊称她为邓大姐，就连周恩来在家里也是用工作人员的口吻称妻子为“大姐”。久而久之，“邓大姐”便成了中南海里家喻户晓的称呼。毛泽东也顺其自然，习惯地使用了“邓大姐”这一亲切的称呼。

给邓颖超写信十年后的1975年底，毛泽东决定1976年元旦发表两首词，其一就是1965年夏给邓颖超看过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作发表之际，周恩来已生命垂危。工作人员在床前为他诵念这首词作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最后几天进入弥留的他，在病榻上轻声吟诵的还是毛泽东的作品。

毛泽东的词作，正是他与周恩来、邓颖超这一代革命者共同的信仰与理想的表达。

【1965年7月，在最炎热的夏天，李宗仁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他一下飞机，首先向毛泽东的塑像鞠躬。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这位前中华民国代总统会面，彼此一谈就是四个小时。】

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的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

海外华人闻之更是欢欣鼓舞，感到扬眉吐气。中华民族任人***、任人宰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声震撼世界的巨响，也使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兴奋不已。

十六年前，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后，又力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丢城失地，难以支撑。李宗仁这位被蒋家王朝请出来临时“顶天”的代总统不得不逃亡美国，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涯。

但李宗仁终究是中国人，虽然远离故土，却一直关心着生他养他的祖国，关心着台湾海峡两岸的动向。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在美国《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沿着错误的政策走下去，应该仿效戴高乐的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李宗仁这一政治上的变化很快就引起周恩来的密切关注。

1965年3月，李宗仁给住在香港的老秘书程思远写信，表示愿意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碌碌无为虚度残年。程思远立刻把李宗仁的愿望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果断地做出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1965年7月18日清晨，一架波音七○七客机迎着火红的旭日，进入祖国南部边境的苍山云海中。七十多岁的李宗仁一直伏在舷窗前向外俯瞰。崇山峻岭，绵延不绝，滔滔江河，川流不息。这就是故土，他激动得情绪难以抑制……

为隆重迎接李宗仁归国，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乘坐专机亲自前往李宗仁抵达祖国的第一站——上海虹桥机场迎接。

他们一到上海，便在上海东湖宾馆的客房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恩来直接指挥空军及有关部门，密切注意这架巴航波音七○七客机的飞行动态，并且随时准备为保证李宗仁先生一行和客机的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当上海黄浦江映出一缕朝霞时，电话里终于传来消息：“李先生一行所乘的客机，已经安全进入我国领空。”周陈两人听罢，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放下心来分别回到房间去小睡了一觉。

7月19日十一时，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一行安全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走出机舱的李宗仁，一眼便看到周恩来微笑着站在候机室门前，亲切和蔼地注视着他。他连忙快步上前，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周恩来。

周恩来也非常激动，紧拥着李宗仁呼唤道：“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激动得难以自禁，连声说：“我回来了，回来了。总理你好，总理你好啊！”

和周恩来一起迎接李宗仁的除了陈毅，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狄秋等领导，他们都满面笑容地纷纷前来和李宗仁握手。

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

入席前，陈毅对李宗仁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这四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席间，有几位解放军三军首长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周恩来在一边风趣地说：“你们从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

李宗仁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为在北京更隆重地迎接李宗仁回国，他的专机先行起飞二十分钟到达北京机场。

同日上午十一时，李宗仁先生一行乘坐专机，由上海飞抵北京。

海外飘零十多载，一朝归来泪满巾。李宗仁走出机舱，看到北京湛蓝的天空，望见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的热烈欢迎的场面，他竟一时无语凝咽，热泪盈眶。

前来欢迎他的政府和各界领导人规格之高、方面之广实属空前。

李宗仁走下飞机，迎面看见了一尊毛泽东的塑像。他先是一愣，很快明白过来，这意味着毛泽东主席也在迎接他回国。李宗仁对着毛泽东的塑像深鞠了一躬。

这个场面让大家十分感动，欢迎的掌声与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原来，摆放毛泽东塑像是周恩来的主意。

周恩来认为李宗仁回国算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他明确指示，欢迎仪式就在机场的毛泽东塑像下举行。机场跑道上原没有毛泽东塑像。最后大家想办法，将机场一尊闲置的毛泽东塑像抬了过来，于是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感人的一幕。

李宗仁鞠躬后，来到欢迎的人群中。他没想到，在这里会见到这么多熟悉又久违的老部下和老朋友……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刘斐、屈武及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都亲赴机场迎接他的归来。

往日深情厚谊，今日阔别重逢，李宗仁激动得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不停地紧握着一双又一双温暖的手，惊呼着故人的名字，传达着久别重逢的惊喜与激动。

当他来到“末代皇帝”面前时，周恩来特别向李宗仁做了介绍。溥仪很有礼貌地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李宗仁也紧紧地握着溥仪的手说：“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这真是难得的历史性的镜头，“末代皇帝”同“末代总统”握了手。

周恩来看着溥仪对李宗仁说：“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岁了，不像吧?”

当时在身旁目睹这个场面的程思远每逢谈起此情此景，总是感慨万端地说：“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李宗仁夫妇返回北京之后没有多久，毛泽东便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他。

毛泽东会见重要客人，往往是临时安排，即刻通知，即刻会见。突如其来的会见通知使李宗仁惊喜不已，格外兴奋，他甚至还感到一种神秘的色彩。

1965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与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神交已久的毛泽东。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喊着李宗仁的号：“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

不等李宗仁回应，老秘书程思远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的是一艘慈航，已登彼岸。”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这次会见，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增添了他对毛泽东的景仰。

当天下午三时，李宗仁又来到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他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地讲述了回国后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回国不久，毛泽东的生日临近，李宗仁非常有心，记住了这个日子。他找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寿辰，请你替我准备一份寿礼，送给毛主席，你考虑一下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没什么关系。”

工作人员笑着告诉他：“中共中央有规定，不搞个人祝寿，不以个人的名义命名街道，毛主席是不会接受寿礼的。”

李宗仁觉得还是不妥，又说：“那么这样好了，我就在26号这天晚上设便宴，请几个人吃饭，就算为毛主席祝寿好了。”这天，李宗仁真的准备了一桌饭菜，找来几个至好的朋友到他家里吃饭，算是为毛泽东祝贺生日。

李宗仁归国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狂风恶浪，加上红卫兵小将们的造反行动，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当时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没有忘记像李宗仁这些统一战线中的党外民主人士。为了保护他们，周恩来于1966年8月30日夜间，草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就有李宗仁。

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遇到了李宗仁。周赶紧问：“红卫兵找你的麻烦了没有？”李宗仁笑着摆手：“总理，没有，没有。谢谢总理。”他望着周总理明显清瘦的面庞、疲惫的神情，倒是替周恩来担心起来：“总理，你千万要保重!”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李公馆始终平静无事，李宗仁也从来没有讲过“后悔”二字。

1968年9月30日，他应邀出席了庆祝国庆十九周年的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待了两个小时。回家以后，体力不支，次日又因病住院。关于此事，周总理曾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

后来，中央又请出中医国手诊治，但李宗仁身体太差，已经虚不受补，成效甚微。

病危中，他对陪伴在病床边的第二位夫人胡友松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他气喘吁吁，说话很困难，停了一会儿又说，“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李宗仁在病榻弥留之际，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他在信中写道：“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而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怀抱……”

不久，李宗仁先生逝世。

周恩来亲自参加了1969年2月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的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他在仪式上对李宗仁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对李宗仁人生的最后一封书信表示十分称赞，他说：“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毛泽东内心的忧患越来越重。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的一席谈话道出了他的心声。】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一同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毛泽东与马尔罗交谈时讲的一番话，透露了他重上井冈山后的战略思维。

刘少奇那天参加会见，没有怎样插话。

马尔罗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战士，也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他就曾来过中国。他向毛泽东讲到参观延安后的一些感悟。

马尔罗问毛泽东：“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谈到苏联时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

马尔罗谈及苏联的话，这无疑又触动毛泽东的心怀，马上引出了他关于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论断：“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马尔罗不免有些惊讶。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点头，语气肯定。

毛泽东借机向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将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来，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这次谈话没有几天，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9

毛这里说的“62年刮歪风”，就是指他当时讲的“单干风”。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毛泽东正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62年刮歪风”这件事关联。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其重大的判断。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一锤定音，讲得比较含蓄，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但他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性格特点，日子不会拖得太久。果然，没隔几天，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挑明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话题。

这次长达二十四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各大区的主要领导们的思路都集中在了讨论计划上，几乎忘却了毛泽东耿耿于怀的“修正主义”。

然而，毛泽东没有忘记，更没有放弃。

会议进行到后期，即10月10日，距离结束还有两天。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进行了一次谈话，一开始他就发问：“会开得怎么样?”

有人回答：“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

毛泽东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

有人回答：“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

“还讨论了什么?”

“小三线建设相当快。”

毛泽东望望大家，叹了一口气，他发现，这些大区书记答来答去都没有答到要害上。

于是，他只好点题，将话题引导到“正题”上来。

他借“小三线建设”把话说开去：“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的讲话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讲话中夹杂着汉、唐、宋、明造反的历史，也穿插着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这些内容使得他讲述的话题有了厚重感与历史感。

当大家感到必须郑重其事地对待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却结束了这些尖锐的政治话题，峰回路转，调换方向，对正在讨论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

从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此重大问题的时间上看，他还是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在提出问题时看似漫不经心地随便说说，其实是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无足够思想准备的策略。

很快就要散会，大家似乎没有时间更多去考虑“造反”的问题。听者在心里都留下了问号：这个造反是何意思？谁是修正主义？要造谁的反？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

这一天，刘少奇正巧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到党的问题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

毛泽东插话：“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又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在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诸如：“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毛泽东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是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是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频率越来越密集，语调越来越高昂地强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意味着下一步更为激烈的行动将随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