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了进一步打击“二月逆流”，使朱德等老帅彻底靠边，他和江青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他们安插亲信，掌控军队，为走向权力制高点铺平道路。】

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了。

东方红，太阳升。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这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名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头版头条社论中的文字。

事实上，“决定性的胜利”并非到来，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确才开始。

钱嗣杰跟随毛泽东拍摄之后，他看到的是所谓“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发生，风云人物一批接一批走马灯似的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真是“我方唱罢你登场”，闹剧丑剧不断……

在那个非常年代里，每一个走进红墙的人，迎接他的不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而是无休无止的政治风波。红墙里中南海的湖面并不平静，居住在中南海湖岸边的人们更不宁静。那个时代太多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竟然让记者们也习惯了领导人不断变着花样地在镜头里出没无常。

且不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总参谋长这一职位，短短四年，钱嗣杰亲眼看见从罗瑞卿到杨成武，跟着崛起的黄永胜又取杨而代之。谁知在钱嗣杰离开毛泽东之后，这位总参谋长和他的几个前任一样地“短命”，与林彪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反革命集团。

钱嗣杰直到今天还说：“我跟主席的时候，是中国政局最乱的时候，整天就看见不是你倒了就是他倒了，不是你挨批就是他挨斗，打倒一个人，跟吃一顿家常便饭那样容易。”

经济工作无序失控，政治生活的混乱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钱嗣杰由于跟随毛泽东南巡的缘故，与“大保镖”杨成武熟悉了不少。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跟随毛泽东很近也是很尽心的代总参谋长，回到北京不久，竟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3月中旬，春暖花初开，与这美好气候相反的是政治气候的一片肃杀。江青和林彪联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顺利地扳倒了他们在军队中的眼中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三人。

其因由源于对“丢失”部分鲁迅手稿的查找。当初负责此事的是傅崇碧。他费尽心力查了一圈，结果手稿就保存在“中央文革”保密员的手里。私调鲁迅手稿是江青亲自交代办理的事情，作为中央领导人的江青，竟然如此健忘。

闹得沸沸扬扬的鲁迅手稿失踪案就这样“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地找到了。江青感到极为愤慨与尴尬。

为了当面说清此事，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赶赴“中央文革”机构所在地——钓鱼台宾馆。虽说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首都所有的警卫警戒工作都归他管，但他也要按照规矩事先在钓鱼台传达室等候，由门口警卫通知“中央文革”，得到允许后，方才可以驱车进入。

傅崇碧来到钓鱼台，在江青的十七号楼前下了车，正准备进楼时遇到了姚文元，他们便一道走进会议室……

从过程看，这场工作汇报不仅顺理成章，也无特别之处。

傅崇碧没有想到，就在他等待江青的时候，一场灾祸正向他逼近……

江青披着风衣，带着一身寒气与一脸怒气出现在会议室门口，傅崇碧等人以军人的姿态起身迎接。江青不等握手寒暄便歇斯底里地冲着傅吼道：“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江青突如其来的吼叫，令全场人惊惧不已。傅崇碧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江青为何要如此“抓狂”。他毕竟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将，解放后在卫戍区这个岗位上，他熟识中央领导人工作特点，也了解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江青的喜怒无常他不仅时有耳闻，也时有目睹。主席夫人的大喊大吼并没吓倒傅崇碧，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反而更加硬气。在江青盛气凌人的注视下，他面不改色地将调查的结果做了汇报。

当江青听到傅崇碧告知鲁迅手稿及收管手稿人员都在“中央文革”时，再次发出了高频率的叫声：“这不可能！”

“这是事实，而且我们有收管手稿的收条。”傅崇碧态度坚决，按章办事。说完，便不慌不忙地将写有收管手稿人姓名的条子交给了江青。

江青依然不相信，她要姚文元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一到，江青不问情由，劈头就骂：“你是个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

接着，装着鲁迅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了进来。箱子打开，里面装的正是鲁迅真迹。江青见状脸色大变，她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如此难堪。随手翻捡了部分之后，她“啪”的一声把箱子关上，当着众人的面命令：“封存起来!”

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傅崇碧调查的事实。

傅崇碧见江青已经“验收”，鲁迅手稿安然无恙，随即带人离开了钓鱼台宾馆。

几天后，江青缓过了神，对傅祟碧主动表示了歉意。她希望傅崇碧不要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记在心里。为让傅崇碧消火，江青拍拍傅崇碧的肩头表示：“我们都是老同志嘛，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嘛！”

傅崇碧哪里知道，江青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无法过去。这场“贼喊捉贼”的闹剧，已经被他这个卫戍区司令员毫不留情地捅破，当众将了江青一军，搞得她无法下台。

江青忍不下这口气，深感自己颜面扫地，尊严受到了极大“伤害”。她恼羞成怒，转而嫁祸傅崇碧，竟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由，将此事告诉了林彪。她希望借林彪之手，让傅崇碧消失。

阴谋总是伴随野心存在，而且和许多机缘巧合联系在一起。此事在林彪眼里，已不再是一个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简单“冲击”一下“中央文革”，而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党篡权事件。顺此思路往下走，那么如此重大的阴谋绝不会是一人所为，一定是有后台、有背景。于是林彪决定把火“烧”得旺一些，他上挂下联，深挖后台。恰在这时，吴法宪又送来“一把火”，告诉林彪：“空军政委余立金公开抵抗向叶群汇报工作，而且狂妄自大地说：‘我没有跟叶主任汇报的任务，况且我也不能说，这有组织纪律！’”

余立金坚持原则的做法毫无疑问触犯了林彪的权力与尊严。林彪认为余立金胆敢如此猖狂，是和一个重要人物在背后撑腰有关，他就是代总长杨成武！

自从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南巡，突遇武汉“七二○”事件，空军政委余立金以自己的机敏反应与绝对忠诚，快速安排了空中线路，使得毛泽东安全撤离武汉，从而化解了一场危机，为此深得杨成武信赖。此后，杨成武让他作为毛泽东“信使”，往返于上海、北京两地之间。

身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见自己的“老搭档”肩负如此重任，便想从余立金身上搞一点儿新精神，吃一点儿情报“小灶”。不料，他在余立金那里碰了硬钉子，搞得很没面子。之后，打小报告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林彪拿着江青和吴法宪“告状信”，眼前一亮。

在此之前，毛泽东一再表示不同意他们“揪出军内一小撮”。林彪一直苦于没有正当理由去“枪打出头鸟”，更无法去引蛇出洞。这次，机会来了。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

3月23日凌晨，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调动工作，而且限令即刻离京。第二天，“处理”决定再次升级，傅崇碧被指犯了“严重错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遭到撤职审查。此后，傅崇碧的住宅接二连三遭到查抄，他的家属、子女都被赶出了京城。

3月25日，在林彪主持下，军委办事处改组，另行成立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为成员。军委办事组由此取代了军委常委会，其大权掌握在林彪亲信“黄吴叶李邱”五位大员手中。林彪党羽渐丰，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政治集团终于形成。

军委办事组成立当天就开始呼风唤雨，紧锣密鼓地拉开了排除异己的序幕。

当晚，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团以上干部一万多人。林彪宣布命令前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

林彪话锋留有余地，但在场的人都悬起了心，不知这回谁又要倒霉“落马”。果然，一枚“炸弹”通过林彪的三寸不烂之舌弹射了出来。

林彪当着一万多军队干部的面，宣布了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林彪不仅除去了自己的心头之患，而且还争取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他不断推波助澜，将毛泽东推到神化的位置。凌晨一时三十五分，毛泽东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代表，表示对“杨余傅事件”处理决定的支持。

拉到了毛泽东这张“虎皮”，提升林彪个人威望的“大旗”就更加有了号召力。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面对十万多人汇集的狂热“海洋”，林彪用不紧不慢的湖北腔宣布了由黄永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命令。

4月1日起，军队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元帅，他们看“红头”文件只能享受到团级干部的待遇。

那些与林彪并驾齐驱的元帅们基本都被排挤出高层领导圈子，与林彪有了一层隔膜。林彪成为一花独放的元帅，终于可以享受“唯我独尊”的待遇了。与林彪一样喜悦的还有江青，那些功劳显赫的元帅们始终是笼罩在她头顶的一道阴影，对她多少有些无形的制约。在新卫戍区司令员任命下发的第三天，她就写了一封亲笔信送上。可是收发室的同志还未得知傅崇碧司令员被撤职的消息，回复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于是把信退了回去。

这还了得！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处理决定。很快，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的秘书等受此牵连，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或者是离职检查。

然而，“杨余傅事件”落幕之日，也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大幕拉开之时。两个集团上演了一出出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又尔虞我诈，相互拆台的闹剧。

直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军委扩大会议，与全体人员讲话时才对这件事做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林彪通过“杨余傅事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进一步得以控制首都局势，并通过“杨余傅事件”打击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们”，为安插亲信，培植党羽扫清了“障碍”，也为自己走向权力高峰铺平了道路。

钱嗣杰每次面对毛泽东与林彪一同出现的时候，内心总有一种遗憾。这位“亲密战友”身体的孱弱单薄与毛泽东高大健壮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而林彪是第二号人物，在取景拍摄时不可能不突出他。林彪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他总是谦虚地紧随毛泽东身后，绝不会越雷池半步。如此一来，投在镜头里的形象就越发不上相了，对比之下，林彪显得更加“渺小”。

然而，林彪那瘦弱的躯体里包裹着一颗强大且不满足的野心。他不养眼的形象并没有妨碍他如日中天的“腾达”。善良而质朴的人民，因为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就毫无保留地热爱着他的亲密战友，并将“身体永远健康”的祝福送给了他。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夕，十大元帅除林彪一人外，死的死，散的散，没有一个掌握实权；中央政治局内，已无一人可与林彪抗衡。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终于，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他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

林彪一跃成了“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他手摇红宝书，面带微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里。

【“革命大联合”联而不合，武斗事态持续加剧，中央不得不重拳出击。毛泽东凌晨约见大专院校“五大领袖”，国内紧张局势方才得到缓解。全国山河出现了“一片红”的景象。】

进入1968年，随着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的相继成立，军队干部一般占据了主要地位。不少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社会秩序开始逐渐恢复，国内局势比1967年稍稍平稳。但业已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很难迅速恢复，更何况大批造反派骨干也进入了各级领导机构，有的地区和部门，不仅没有显示出天下太平的苗头，反而愈发混乱，甚至还有继续恶化的倾向。

2月2日，铁路运输方面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国家主要运输“动脉”的津浦铁路线上，两列正常行驶的客车突然遭到武装分子抢劫，这起恶性事件导致数名乘务员被绑架，随车的枪支被抢走，通讯调度中断。除此之外，武装分子还令人发指地将这条铁路上的几座铁路桥、附近的公路桥炸毁，致使徐州地区铁路交通瘫痪。4日，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无比愤慨。他知道，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有关《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一信：“像另纸（指《情况反映》——作者注）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周恩来所忧虑的正是毛泽东的心病。进入1968年，毛泽东已经将他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大联合等重点问题上。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只是“暴露敌人”的过程，现在差不多了，该收场了。“天下大治”才是他的愿望。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递来的报告，毫不犹疑地予以支持。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上用重笔批道：“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有了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这个命令更为严厉——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2月6日命令办理。

可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全国形势并没有因为军队“改朝换代”而出现好转，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那些靠打砸抢起家的“造反派”，浑身流淌着“造反”的血液，他们眼里已没有党和国家。对待毛泽东最高指示，他们也丧失了以往“无限忠于”的虔诚心态。人的心灵在“打砸抢”活动中渐渐扭曲，远远超出了派性争斗的范围。

这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的。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现象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他针对这种乱象表示：“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毛泽东再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对局势继续做出了错误判断，将武斗长期持续的原因归结为是阶级敌人内部破坏的结果，甚至联想到国民党特务在背后操纵指挥。

很快，4月10日，《人民日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这篇文章，通过党报“喉舌”，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的信号发送给了全国人民。

如此一来，“天下大乱乱上添乱”。

“文革”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走资派”党政领导干部与“臭老九”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新判断”的思路，那么斗争对象就要扩大到普通人。平民百姓中很多人在解放前出于工作生活的需要，或者因为家庭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或多或少与国民党人或者是国民党政府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不清理更乱的关系，突然被翻了出来，社会上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心更加叵测，局势也更加不堪……

3月份后，广西、陕西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恶性事件。其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仅柳州一地就被抢走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两派组织在大街上修筑工事，设立据点，俨如临战。城市里不断传来枪声，每天都有人在流血、在死亡……武斗不断，殃及无辜群众，他们不仅生活学习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生命财产也没有保障。

6月13日，中央为此发出特急电报，但打红眼了的造反派双方都不肯罢手，拒不执行停战命令。造反派这一无视党中央的举动令毛泽东十分恼火。

此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制止业已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以严厉的措词，责成他们立即停止武斗，并且指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措辞如此严厉的公告，在造反派眼里依然是轻薄的一纸公文。他们不仅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武斗，甚至在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继续抢劫国家银行、炸毁国家仓库、抢劫车船、中断铁路、私设电台，无恶不作；什么破坏性大、有轰动效果就来什么。最为可怕的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杀伤指战员，抢夺武器装备，致使大量武器弹药流入社会，伤人亡人事件层出不穷，武斗程度不断升级。

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接着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相继发布，左一拳右一拳打下去，终于显现了威慑力量，原来武斗厉害的地区枪声渐稀，那些坚持“武装斗争”的造反派组织内部开始瓦解，人心一旦涣散，战斗力必然削弱，大部分造反组织放下了武器，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全国形势波动不安，没等毛泽东松下一口气，他的眼皮底下又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

1968年7月27日上午，工宣队按照北京革委会的部署，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文革”以来，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驻京联络站”，1967年达到数千人之多。这些组织一直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像这样非同寻常的武斗风源地，自然是难以攻克的顽固堡垒。

工宣队刚进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顿时火冒三丈，在校园静斋楼的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宣队“拼了”，并把数千发子弹发给武斗队员，让他们抵抗、还击。接到命令，造反派中的顽固分子便带领队员们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五名宣传队员丧生，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很快，毛泽东就接到了消息。“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是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的，蒯大富等人的武装抵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毛泽东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大联合的意图。毛泽东决定，立即召见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谈话。

五人抵达人民大会堂已是28日凌晨一点，其中蒯大富因忙于武斗的后续事宜还晚到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与学生谈话，从黑夜谈到天明，整整讲了五个多小时。

这一次，毛泽东的眼中没有了兴奋的光芒，脸上没有了慈祥的笑容。他眉头紧锁，透着恨铁不成钢的遗憾与懊恼。

从下面一份由学生“五大领袖”整理的“传达要点”中，我们仍可读出毛泽东复杂而隐忍的心情。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城楼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土匪国民党。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地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聂元梓

清华大学蒯大富

北师大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毛泽东向“宠儿们”发出了严厉警告。

毛泽东对学生“领袖”的严厉批评，也使在场的江青十分尴尬。她推诿责任，将学生搞武斗归结为不听她的话，拿出家长对待学生那种痛心的模样：“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五大领袖”在江青软硬兼施中，在伟大领袖义正词严中，心里多少有些委屈，可这种冤情他们是无法说出的。他们所作所为一直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否则，借个虎胆，他们恐怕也不敢公然违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五大领袖”在冲锋陷阵、出尽风头之后，被“中央文革”与江青当作活靶子，击落在“战场”上。

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不久，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代表对那天晚上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传达。存在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做了检查。到8月底，首都五十九所高等院校工人宣传队全部进驻。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安稳了，风平了，浪也静了。全国局势得以控制。

8月10日至9月1日，“全国山河最后几块地方也涂成了红色”——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其中由军队领导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就有二十个。

9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称：“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经过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在毛泽东看来，“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在“全国大乱”中取得的，某种程度也证明了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理论的可行性。那么“斗批改”便是他所期望建立新秩序的百年大计。而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完成了组织的换血，是为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必不可少的组织准备。

这次全会距离上一次全会过了两年多，并不符合一年召开一次全会的正常组织程序。

它以牺牲国家主席的政治生命为前提，成为很多正直党员代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68年11月24日，七十岁生日这天，刘少奇等来了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将其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的通知。从此，他再没有开口说话。】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钱嗣杰和以往一样要在这个会议上负责拍摄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新闻照片。他一走进会场，就感到了气氛的非同寻常。当他拿到全会文件与全会代表名单后，更是唏嘘不已。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上届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二人，连半数都不到。为凑名额，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中央委员的名额，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九人，与八届中央委员人数九十七人相比，总算勉强过半。这个数字表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打倒”、“迫害致死”与“靠边站”的中央委员就有四十八人，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

钱嗣杰终于明白，这次全会为什么会叫做“扩大”的全会。倘若不扩大，会议室的座位都难以坐满，投票也无法过半数，过不了半数，那些决议也不能以投票方式得以通过。

钱嗣杰举起镜头，内心十分感慨，以往熟悉的老领导们许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富有造反激情的年轻代表。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九大”做组织与政治准备。会议内容中最重要的议题有两个。

第一议题是对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统一认识。

从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两年多。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事态的发展，对它持有怀疑以致反对的人日益增多。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毛泽东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的承担错误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绩。

他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文革”的结束时间，他依然相信“文革”三年就能摸到底！

第二个议程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议题不是新鲜话题。

早在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刚刚登上火车离开北京，与他相隔不远，同住中南海里的刘少奇就步入了人生最为屈辱和痛苦的时刻。

1967年7月18日晚，依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几十万群众联合批判刘少奇。

那天晚上，狂热的人群聚集在中南海红墙外，他们携带了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反复播放令人神经紧张的造反歌曲，刺耳的高音喇叭与喧闹的呼喊声将宁静的中南海夜晚变为沸腾的不夜城。

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进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他难以承受，汗珠不断地从脸上渗出。刘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在旁的造反派狠狠一掌将手绢打落。国家主席的汗水洒落在地上……

事前，刘少奇已通过孩子们得知自己将要接受批斗的消息，他意识到与子女生离死别的时刻快要到来了。批斗他的那天中午，他从衣服的口袋里拿出两份文件让孩子们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批语全文，再一个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让子女看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去，他连自己的办公桌都不许子女接近。如今到了最后关头，他认为不能给孩子们心里留下不明不白的疑问。刘少奇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孩子们，语重心长：“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毛泽东撰写《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日子又接着来临。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全文，同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

上百万人拥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据刘少奇的子女回忆：“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到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

刘少奇在结束批斗后，回到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自己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那样的岁月里，宪法已被视为一张废纸。刘少奇的抗议无济于事。

8月8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帽子，他说：“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他再次郑重提出辞职：“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

然而，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次申诉、抗议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

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孤身一人，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

这时，“中央文革”在江青、康生等人指示下，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断升级。他们知道，仅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罪名，难以做成铁案。如果从历史的根子上去找敌我矛盾的“证据”，才能将刘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

专案组一开始曾希望能找到“自首书”一类的物证。一面发动全国各地揭发，一面组织大批人员从敌伪档案和陈年报刊中清查。仅为查找所谓“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四百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档案材料，结果一无所获。当搜索物证的各路人马空手而归后，专案组便不择手段地用逼供和诱供等卑劣手段制造伪证。经江青、康生等人批准，专案组先后拘押了一批无辜人员，其中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仅由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有六十多人。

他们把这些人抓来后，采取长期隔离、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逼取假口供，拼凑栽赃刘少奇的伪证。1929年在沈阳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在逼供下被迫写下了刘少奇“叛变”假证词，但受良心谴责，很快就又推翻供词，并先后写了二十多次材料要求改正，但这些要求改正的材料都被扣压或撕毁，不被人所知，更没有向上报送。

当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并在年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为了赶在“九大”前完成对刘少奇的组织处理，江青、康生一再催逼，专案组日夜奋战，最终于1968年9月整理出三份所谓“罪证材料”。这些材料，足以将刘少奇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江青9月16日在“罪证材料”上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随后，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也做了意思相同的批示。

林彪还赞扬道：“挖出刘少奇这个隐藏四十多年的特大坏蛋，清除这一最大隐患，更加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无比深远。”“专案工作卓有成效。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这些罪状材料上报到了毛泽东手里。一份份按有鲜红手印的揭发检举，一张张留有“忏悔”泪痕的交代材料，看上去每一个罪证都无懈可击，都是铁证如山。

至此，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

这次全会在江青、康生、林彪等人操纵下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造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两万两千多起，有两万八千多人被判刑。

而重病中的刘少奇对此毫不知情。他万万没想到，1968年11月24日自己七十岁生日的这天，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刘少奇接到正式通知，他被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

听罢传达，卧床不起的刘少奇顿时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c……

自此，刘少奇心已成灰，他沉默不语，用无言表示着自己的愤怒与抗议。

得知刘少奇的状况，周恩来出面做工作，动员北京医院两个熟悉刘少奇的护士前往护理。但刘少奇始终无言。直到去世，他没有再说话。

另一个世界是死寂的，但也是清朗的。

【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九大”党章。毛泽东考虑良久后，点头同意。林彪用了十年时间，由1958年的第六位，最终跃为第二把手。】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这与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隔整整十三年。

一曲《东方红》音乐响起，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制服，带着微笑，挥着大手，从容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顿时，全场一千五百一十二名代表个个热泪盈眶，起立注视着伟大领袖，忘情地拼命鼓掌，掌声如雷动，在大会堂的空间里回响。这样的气氛，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毛泽东的脸色显得格外红润。

钱嗣杰透过镜头，注视着被个人崇拜推向神坛巅峰的、同时也被“左”倾狂热包围的毛泽东。毛泽东怀着高昂的情绪，用洪亮的湖南话宣布大会开幕：“‘九大’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对中国的前景充满着乐观。代表们更是兴奋不已，毛的话音刚落，场下的掌声就再次淹没了人民大会堂……

然而，真实的中国，前景并不容乐观。

单说这些前来开会的代表，不少都是通过非正常的组织渠道上来的。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而代表着全国两千二百万党员的“九大”代表，很多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目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甚至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更有甚者，竟在赴京的列车上突击入党。

这样成分组成的党代会不可能成就毛泽东所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九大”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通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总纲里的一句话，这也是建党以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党的接班人指名道姓写进《党章》，并以《党章》的形式固定下来。

“接班人”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开幕的第一天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是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它的主旨，是要把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

党章将林彪未来的“第一把手”政治地位拴在了老牛桩子上，林彪又用“左”倾思想“拴”住了全国人民的“手脚”。

大会后的前景，可以想见。以后的实践也证明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指导方针的错误。

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成为“九大”最闪亮的“明星”。根据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回忆，这个将林写入党章的“了不起”创意出自江青：“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林彪是一位善于在“左”倾土壤中生长的元帅。他在政治利益驱使下，获得了更多的创新灵感。他最终异军突起，毫无悬念地成为政治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1958年，林彪在毛泽东提议下担任了党中央常委、副主席，在领导人中排列第六。十年之后，他跃过陈云、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成为第二把手。

林彪长于揣摩人的心理，利用人性的弱点大搞个人迷信，在党内军内直至全国范围掀起了神化毛泽东的运动。他喜欢跟在毛泽东后面表态，不仅与毛泽东意见完全一致，而且将毛泽东的意图做进一步的发挥。“文革”初期，毛泽东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类似这样的“接龙”语言，几乎成为林彪的习惯性伎俩。时间一长，大家对林彪这个套路就不新鲜了。到后期，毛泽东对他的套话很是反感，开始警觉，直到正副统帅彻底“分道扬镳”……当然这是后话。

对毛泽东歌功颂德，在当时的中国普通百姓看来是无可非议的。林彪正是看明了这一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把对毛泽东合情合理的赞颂转化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个人崇拜。

1959年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不久，林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多次号召全军“一定要把毛泽东的思想学到手”。指出，“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一词由此而来，在“文革”中使用率极高，并得到广泛认同。

1960年9月14日至20日，林彪亲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决议》又诞生了一个全军指战员人人知晓的经典口号，那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到了1961年，林彪已不仅仅是位号召者，还成了最为积极的鼓动者。他从军队开始，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而且，他的“学习方法”有了新的突破，就像发明创造一样，不断弄出新的成果。他提出对毛泽东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如风吹过，全国响应，成为当时时尚的政治流行语。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注入了“走捷径”的实用主义，也助长了形式主义歪风盛行。而他自己更是好大喜功，指示部队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本，《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

根据林彪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到了1964年5月，《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正好可以编纂一本小书。于是《毛主席语录》高调出版，指战员官兵人手一册，成为随身携带的重要“武器”。因为是普及本，故而文化水平很低的解放军战士，也可以随口背上几段毛主席的经典话语。

后来“文革”发动，《毛主席语录》获得更大的普及，六亿人民，人手一册“红宝书”，将中国大地铺盖成了一个红彤彤的“红海洋”。

当然，林彪颇有“创意”的举动也招来不少的质疑，包括他的老搭档罗荣桓元帅也觉得这是断章取义理解毛泽东思想，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走形式、走捷径，这样的学习理解很容易导致片面性……

尽管质疑声不断，林彪造神的脚步却并不停歇。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五一六通知”后，5月18日上午，林彪做了一个实际上是会议总结的讲话，他用大量篇幅歌颂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上的天才，因此，“毛泽东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6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更有不俗的举动。他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毛泽东著作高度概括为“老三篇”，并提出要求：“‘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为了普及林彪的“次高指示”，他的这几句话还被谱上曲编成歌，在电台上和各种场合播放、演唱，使林彪的这些“指示”很快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林彪在全国人民心中，政治地位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位居第二。透过一张张毛、林亲密无间的新闻照片，老百姓对林彪已无比信任。

就这样，林彪好似一个“鼓吹手”，从军队“吹吹打打”到党内，再从党内“狂热演奏”到全国，一路“吹打”得顺风顺水。到了“九大”，林彪终于完成了他的推广工程——以军队为基础大搞个人崇拜，再到党内推崇个人迷信，最后使“造神理论”风靡全国。

“九大”之后，尽管对毛的个人崇拜热度不减，“左”倾路线还在继续，但由于一年前毛泽东几个组合“重拳出击”，各地武斗现象少了许多，国内局势渐趋缓和，进入了波谷时期。

特别是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停止了下滑，开始有了起色。196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这样高的增长说明各行各业正在恢复之中。

经济形势好转的同时，“九大”也埋下了最高权力分配问题的隐患。

在毛泽东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按计划应该进入收尾阶段，专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设立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已完成使命，应予撤销。为此毛泽东建议：维持党中央机构正常运转还是要依靠政治局制度，使用常委。但他的这一建议，触动了江青集团的利益。他们不愿轻易放弃到手的权力。康生在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故意写下“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的表述，原想暗度陈仓，蒙混过关。哪知，毛泽东关键时刻绝不含糊，审阅时，他将这句话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尽管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大本营“中央文革小组”也寿终正寝。这样，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使得红极一时的“文革派”们有了一层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

与此相反，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并更直接地掌握军权。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同时，他们也担心以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势力发展，威胁自己。

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

权力双方如果没有制约必定会令局面失衡。面对现状，毛泽东认为，只要争斗的双方没有到威胁政权的稳定，他便不做过多干预。

“九大”结束，毛泽东的心情放松不少。他的思考重心转移到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第四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上，他要将国家发展逐步纳入正轨。

5月下旬，毛泽东再次外出……

【1969年5月下旬，毛泽东再度来到武汉。看着梅岭一号内原来张贴的画像和语录，他意兴全无，要人将它们统统摘下。】

5月29日傍晚，一抹晚霞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湖面。暮色中，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齐放，车水马龙。伴随着电报大楼钟楼发出的浑厚悠扬的乐曲，夜幕开始悄悄降临。

当喧闹的街头变得车少人稀、渐渐安静下来时，一队轿车从中南海新华门鱼贯而出，转弯向东，急速驰向北京站。轿车里坐着七十六岁的毛泽东，他又要外出巡视了……

在重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常喜欢离开北京一段时间。“九大”结束不久，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轻松地登上了南下的专列，驶往他所熟悉并喜欢的江城武汉。

钱嗣杰和以前一样跟随前往。这次，毛泽东还是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不管来过几番，毛泽东对烟雨濛濛的东湖总是百看不厌，那个住惯了的梅岭一号，不管陈设多么陈旧，他还是住得舒心。

钱嗣杰发现，此次来鄂，毛泽东在武汉住了将近一个月，到6月底，天气已经很炎热了，但他没有再提到长江里游泳。过去，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来武汉停留，仅他在武汉长江游泳的记录，就有十八次之多！

5月31日，毛泽东抵达梅岭一号。走进过厅，他的目光就停留在悬挂在走廊上的毛主席照片上；随后，他走进会客厅，又走进书房，再到卧室，看见了更多的照片和语录。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突然，他竟要工作人员立刻将画像和照片统统摘下！

刚才还笑容满面的毛泽东一时变脸，令陪同在场的省领导惊诧不已。

这以后，梅岭一号除了悬挂一些国画外，毛泽东照片和语录没有再出现。一次，工作人员不知为什么说起了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马上打断：“你们也不想想，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伟大领袖来了，东湖宾馆按照惯例要准备一些新闻影片，以便毛泽东休息时观看。正好“九大”召开不久，东湖宾馆就准备了“九大”在内的一些新闻纪录片。孰料，毛泽东观看“九大”纪录片时，面对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鼓掌的场面，没有高兴，反而拂袖而去，边走还边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

虽然远在武汉，但毛泽东对过度宣传自己毕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这就是一种态度。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文件提到的几个“不要”的内容，正是“文革”中最受推崇的形式。温度陡降，出乎人们的意料。

逐渐，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他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经济形势方面。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等。

在武汉期间，专列就停靠在郊区的车库场里。毛泽东下车只是带着中南海的随行工作人员与警卫人员，其他司乘人员都待在列车上待命。他怕乘务员们待命时间太长，没有事情做会寂寞，就把地方省领导送给他用的一台十八英寸电视机送到专列乘务组的休息车，让他们没事儿的时候收看节目。那个时候只有中央电视台一个台，而且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收看时间，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格外感动。毛泽东外出视察乘坐专列时间长，与列车乘务员朝夕相处，建立了“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他常常会带着几分自豪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看，这是我的队伍。”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南巡归来，自5月29日出发，他在外地历时将近四个月。专列进京前，先停靠在天津陈塘庄车站的一条专用线上。为表示对专列随行工作人员的感谢，他应大家的要求，决定接见全体工作人员，与大家一起拍个“全家福”。

钱嗣杰接到通知，也同大家一样高兴。他知道，大家虽然和毛泽东在一个列车上，但每一个人只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很少有机会亲见主席。这一次大家不仅能近距离看看主席，而且还能在一起拍照，自然是件喜事。

接到消息，钱嗣杰连饭也没吃，赶紧走出车厢找到一个适合拍照的地点——这个“全家福”有百来口人，需要一个大点儿的地方才行。

找了一圈儿，最后将拍摄点选在了专列前一块开阔的草坪上。

听说要与主席拍照，火车司机、检车乘务员、列车员、警卫战士、餐车的厨师、服务员还有办公厅领导、行政人员都早早地来了。大家在第一排为毛泽东摆上一把椅子，其他人就准备围着椅子盘膝坐在草地坐下。后面的人依次错开，排成几排，形成一个半圆形，以免镜头里装不下这么大的阵容。

不一会儿，毛泽东走到大家面前，向大家亲切地招了招手。他没有坐那把椅子，而是让卫士搬开，双手向两旁的人招了招，示意大家靠近些。

“咱们都是自家人啊。”他边说边带头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上。前排的人赶紧围在毛泽东两边，纷纷坐下，顿时大家的掌声和笑声响成了一片。

这是毛泽东专列留下的一张人数最多、工种最全的“全家福”。近百人的笑容永远定格在照片上。

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们哪里知道，此时毛泽东的内心很是复杂。一场中苏边境冲突将他“准备打仗”的欲望再次撩动。

原来，毛泽东外出之际，早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漫长中苏边界硝烟再起，发生了我方重大伤亡的事件。

冲突爆发于1969年8月13日。苏军派出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三百多名步兵埋伏在我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的边界线附近，在两架直升机支援下，对我方正在巡逻的边防小分队突然发起袭击。尽管我军官兵奋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三十多人全部牺牲。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均有多人伤亡。8月，冲突升级，毛泽东多年“准备”应对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中苏两国边界长达七千多公里，在草原、戈壁，边界标志极不明显，十多公里才有一个界桩，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划清边界，属于争议地区。当初因为中苏友好，双方居民倒也相安无事，牛羊越境吃个草，谁也不当成什么事件。自从1962年4月苏联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中国公民越过两国边界逃往其境内，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后，局势骤然变化。不要说中国边民，就是不懂人事的牛羊越境吃草，也会招来苏联边防军无情的射杀。截至1969年，记录在案的苏联边界挑衅事件就达四千多起。

发生在1969年3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在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的正义自卫。中方奋起反击，使得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珍宝岛自卫战一下子从边界冲突演变成了两国间的重大政治事件。8月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冲突事件使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全国各地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

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面，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抓紧进行，超常规地从政治上、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的临战状态。

构成1969年战争一触即发的战争大背景要追溯到1964年。

1964年，中国周边环境开始恶化，南面美国对越南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西南面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还未完全消除，北面的中苏边境又开始冲突不断。四面受敌，新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严竣时刻。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状态，4月25日，总参作战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的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重要铁路枢纽、桥梁和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缺乏相应保护措施，易遭轰炸破坏。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居安思危，意识到中国军队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

于是，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讨论农业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从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危险的论述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必须要有可靠后方的看法。“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备战问题。

为强调备战问题的重要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督战”……

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在7月2日观看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大比武赛场上，他又就军事工作与战略问题与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等人交谈。强调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游泳，要练习夜战、近战。天津、北京地区要搞三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就不怕敌人的来犯。

随后，总参作战部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自此，全国备战的空气日趋浓厚，“深挖洞，广积粮”，所有的城市都在大挖防空洞，有的城市还搞成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的永久工事。

1965年4月，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紧急修订正在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把备战工作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这个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在积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苏联方面没有闲着，而且“备”得更凶。

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调兵遣将，大规模征兵，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大量增加军费，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向边民发放武器……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措，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珍宝岛事件之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

4月，毛泽东在“九大”政治报告中特意加了这么一句话：“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6月间，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7月11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8月上旬，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8月下旬，毛泽东又批准了中共中央的《“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

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

9月16日，从武汉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在审定新华社发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时，毛泽东亲笔加了一条，将其列为口号的第二十二条：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长的一条国庆口号，不算标点符号，长达八十三个字。

9月23日与29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毛泽东在全世界面前，又一次显示了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10月1日，人们在庆祝两弹爆炸成功的欢呼声中迎来了国庆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一个国庆节。毛泽东要借二十周年国庆大典，宣扬我们的军威与国威。

国庆前后，战争阴云密布，全国上下一派紧张战备气氛。为提防可能面临的军事袭击，深挖防空洞成为首要的全民工程。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防空洞建设时期。除了军人，几乎妇孺老幼全部出动，还有众多企业参与。当时有这么一句口号：“帝修不除，挖洞不止。”还有一句是：“家家都修防空洞，备战备荒为人民。”

直到今天，人民依然能享受到当年防空洞带来的荫蔽。那些通道纵横、密如蛛网，所耗水泥、钢筋、沥青数量大得惊人的地下人防工事就是当年深挖洞的“杰作”。

在全民挖洞的同时，各城市还加强了通信警报网的建设，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安等队伍。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了防空常识和自我救护的教育、训练，各大城市的高音喇叭和街头的广播宣传车一遍遍播放着警报器的试验时间和疏散演习的行进路线。所有楼房的窗玻璃都贴上了米字形的防碎纸条……

毫无疑问，中苏剑拔弩张的对垒，把中方的备战带入了全方位的准备阶段，全国几乎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1969年的军费开支猛增了百分之三十八，使得“文革”的经济更加举步维艰。

这时，林彪下达了“一号令”，五百万中国军队完全进入临战状态。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指挥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毛泽东得悉，气愤地拿起火柴将传阅件焚成灰烬。】

“一号令”在“九·一三”事件后，一直被列为林彪的罪状之一，但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审理林彪反党集团案件时，并没有将其列入起诉书内。可见，被各方关注的林彪“一号令”事出有因。

当时，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1969年10月14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决定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

1969年10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的决议也经过他的同意。会上确定了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周恩来留在北京的方案。在京包括老帅们在内的各位领导人也都确定了疏散地点。毛泽东在参加会议的第二天就“疏散”去了武汉。林彪也紧随其后，“疏散”到了苏州。接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三天之内都要离开北京，“疏散”到各地，等待战争的来临。

10月18日是个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也就是所谓“一号令”。这样的全局性行动，事前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到第二天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告诉他。

当晚，“一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

现在来看，尽管这个“一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预测，特别是在苏联军队可能入侵的情况下做出的，但对这样牵动全局，而且是调动全国兵力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就自行要求全军进入战争准备状态，并且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他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向毛报告。不管林彪出于什么考虑，以此种方式下达“紧急指示”显然是极不妥当、也是极不寻常的。

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头一天已经生效的林彪“一号令”，他百感交集。对于军队，毛泽东牢牢掌握着绝对的指挥权，军队并没有因为“文革”的天下大乱而失去控制，反而在此阶段比以往收得都紧。《军委指挥条例》中特地增加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

毛泽东对林彪没有完全放心。林彪的“一号令”，意味着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同意，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样严重“侵犯”军事最高指挥权的行为，令毛泽东感到意外和震惊。

毛泽东对此产生的强烈反应，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得很细致：“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下达如此重大的命令，要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接受。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尽管毛泽东烧了“一号令”，但是“一号令”的执行却没有停下脚步。全国随之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中南海不再宁静。

年迈的朱德接到了疏散的通知。其他老干部也不例外。

“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李富春与妻子蔡畅夫妇前往广东从化，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刘伯承到汉口。陈云、邓小平被“遣送”江西，陶铸被押往合肥。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往开封。徐海东有严重的肺病，生命垂危，时刻离不开氧气，竟也被迫拖着氧气瓶去了郑州。

他们一生戎马倥偬，如今却抛家别子，好似囚犯般被发配出京。

因为病重，无法承受旅途的颠簸，刚下火车，徐海东就合上了双眼。

抵达合肥不久，陶铸病逝。

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关押在开封一家银行金库的高墙深院。不到一个月时间，他便悄然无息地离开了这个“癫狂”的世界。

林彪利用这次备战紧急疏散方案，将眼前碍手碍脚的人物都纷纷支开。他施展浑身解数，更加青云直上。

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开始了强制疏散人口。由于当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祟，人民群众间派系极多，相互对立，于是借疏散人口之名，开始了互相倾轧和排挤。有的城市，掌权的造反组织竟将对立面近二十万人赶出城市。

就在各大军区、城市闻风而动，机关、学校、各大工厂也在酝酿迁移，一场全国城市大疏散即将开始时，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阻止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搬家”。

随着刘少奇的去世，岁月的脚步走进了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希望三年结束的“文革”还在继续，政治风云依旧波谲云诡。突然一天，红得发紫的林彪摔死在大漠，他的死讯也警醒了无数人。

斗转星移，1976年的金秋十月，“四人帮”倒台，十年漫长的“文革”终于画上了句号。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审查平反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

5月19日中午一时许，伴着哀乐和二十一响礼炮，治丧委员会代表与刘少奇家属亲手将国家前主席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1969年底，钱嗣杰离开了毛泽东，走出了红墙。他并不知道，这一去，是与毛泽东永别。

钱嗣杰继续着自己作为新华社记者的摄影事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海角天涯，在他的意识里，自己好像还在毛泽东身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此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世界通告了这一噩耗，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逝世后遗体经过处理，于第二天被移至人民大会堂，准备接受中央领导、国内外友人和人民群众的瞻仰与悼念。钱嗣杰被派去拍摄吊唁领袖的场面。数不尽的工人、农民、学生、战士，老人、孩子，中国人、外国人，无不悲痛欲绝。许多青年在毛泽东的遗体前举手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毛泽东静静地躺在那里，花白稀疏的头发，略显棱角的脸庞，面容上点点散落的老年斑，都已不是和钱嗣杰分别时的样子。望着毛泽东的遗容，钱嗣杰泪水如倾。仅仅过去了七年，毛泽东竟如此迅速地衰老，以致死亡。

钱嗣杰参加了毛泽东追悼会的拍摄。当人群散去，他来到遗体前，同毛泽东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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