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肖太后和辽圣宗调动二十万大军举国南下。虽然沿途遇到了北宋军民的激烈抵抗，但太后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绕过宋军坚守的城池，终于深入到靠近黄河的澶渊（河南濮阳），正面威胁汴京。

辽军南下，边关告急文书数次传到开封，宋廷大震，君臣慌作一团，有的主张迁都金陵，有的主张迁都成都，以避辽军之锐。惟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主张抵抗，经过寇准晓之以利害的陈奏，宋真宗才决定亲征，渡过黄河，勉强到了澶渊。宋真宗对抗辽毫无信心和决心，但由于他亲临前线，北宋将士看到宋真宗的黄伞，士气大振，个个争先奋战。这时河北、河南的几十万军民也纷纷云集到澶渊一线的黄河北岸。辽军先锋将领肖挞凛到澶渊城外察看地形，被宋军用伏弩射死，使辽军的士气大受挫折。双方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出现了“和谈”之势。

其实，早在这次南下之前，太后已有两手准备，这就是一方面以索取关南之地为借口，向宋展开积极的军事进攻。关南之地即是周世宗北伐契丹所得的三关两州。另一方面则利用北宋降将王继忠奔走于辽宋之间，放出和谈之风。太后南下之时，曾命王继忠写信给莫州守将石普，又通过石普委婉地向宋真宗说明“和议”，要求可由北宋派使臣提出，以便于辽朝掌握主动权，也好讨价还价。

宋真宗原来就是议和派，尽管在他亲临前线以后，军事形势明显地对宋方有利，但他仍没有抗辽的决心。所以，肖太后谋求和议的信息，正好与宋真宗的心愿不谋而合。于是宋真宗派使臣曹利用至契丹军前议和。肖太后与韩德让故意怠慢宋使，在气势上企图占有上风。他们坐在骆驼车上，而在车下给宋使设座，馈之食，边饮边议和事。太后说：“关南之地原是后晋送给我们的。周世宗又给夺走了，现在应当归还我们。”曹利用说：“晋、周的故事，我朝不管。如果你们要求每年支付一些金帛作为军资，我朝还可考虑，若要割地，恐怕我朝皇帝不会答应。”太后见曹利用口气相当强硬，心中不快，便面带愠色：“你们既不还我失地，又不赔款，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和谈诚意？！回去吧，看来非在战场上打下输赢不可。”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破裂了。曹利用连夜赶回宋方大营，向真宗如此这般汇报了一番。

曹利用一出营帐，肖太后便下令各路兵马进军作战，说是宋方无议和诚意。当下擂鼓鸣角，驱动大军向宋方营寨杀来。宋真宗闻报辽军又开战，忙召寇准前去抵敌，宋军在寇准指挥下，一战告捷，打退辽兵进攻。肖太后没有服输，准备再战。

这时宋真宗听到打了胜仗的消息，登上澶渊南城，向黄河北岸眺望，想领略一下胜利的喜悦。可是远远地望去，辽军并未因兵败而乱了阵脚。但见旌旗随风飘扬，营寨扎得星罗棋布，井然有序。真宗很是惊讶，以前常听辽国肖娘娘能御戎三军，颇有武略，未曾亲睹，以今观之，果然名不虚传，与她作战难得占上风，还是罢兵吧。于是原来就有点怯与辽军作战的心理，此时就更动摇了，因而无形中坚定了真宗不战而要和谈的决心。回到下榻的营帐随即召见曹利用嘱言，只要不割地，多给一点赔款也可以，就是岁输一百万能成和议，也在所不惜。曹利用接旨再往辽营，太后正欲发兵忽听宋使奉命前来议和，暗暗高兴。但她却有意识不接见曹利用，先让政事舍人高正始直接与曹利用谈判，辽方仍坚持前次谈判条件，不肯让步。利用只得陈明真宗愿意，要求见太后。太后这时觉得订盟时机已成熟，略作让步，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谈判成功。历史上把这次和议称作“澶渊之盟”。

和议规定：（1）宋尊肖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2）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3）两朝罢兵，各守旧界（易州归辽，瀛、莫两州属宋）。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4）若有“盗贼”捕逃，彼此不得单方收留和匿藏。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十二月七日，先由宋方将此协议写成誓书，以大宋皇帝真宗的名义转致大辽皇帝圣宗。誓书日：“……共遵诚信、虔奉欢盟……远具披陈，专俟报复。”辽方接到宋真宗的誓书，即于当月（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十二日，由圣宗致书宋真宗：“……孤某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至此，辽宋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为争夺燕云的战争以和好结束。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以和约的形式来处理和维持民族间的关系，是从“澶渊之盟”开始的。而且这种形式只存在于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在这以后没有再出现过。“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形成了宋、辽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辽、宋双方得到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在此后的一百二十多年中，双方和平相处，因而南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南北的公私贸易、经济交流，呈现出繁荣活泼的景象。在南北两个皇室间也从此相互通好，遇有喜庆节日，双方都或送函、或遣使臣祝贺，按皇帝年龄分称兄弟，南北亲如一家。

九、营建中京

有辽一代共有五个京城，在史书上称作五京。五京中有三个是在原来旧有州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即东京辽阳府（今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幽州），西京大同府（今大同市）。其他两京是在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临横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南波罗城），为太祖耶律阿保机所建，太宗又有扩建。它是辽代前期的政治中心。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西大明城），是肖太后与圣宗所建。

澶渊盟好以后，肖太后根据当时辽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奚五帐院所进奚王牙帐故地上建城。这个新的都城依山临水，土地肥沃，而且在地理上又处于以畜牧业为主的北方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的中间地区，恰好又居上、东、南三京之中。特别是经过太后从做皇后辅佐景宗，到临朝称制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农业在辽国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日趋上升，已能与畜牧业经济并驾齐驱，而奚王牙帐故地周围的自然环境正有利于发展农业。因此，在这里建立新都可以兼顾南北的政治、经济发展。

同时，中京营建的时期，正值辽宋初结盟好的时期。公元1005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宋景德二年）冬十月，宋廷送来结盟后的第一次岁币。契丹习俗，冬夏捺钵（捺钵一般指皇帝四季游猎时所设的行帐）。皇帝出猎时，契丹官员和部分汉人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并在捺钵与契丹、汉人大臣会议国事。所以，接见使节，没有固定地点，多在草地上进行。北宋是直接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朝廷，仪节周备，现在太后以及辽廷大臣不愿示人以简朴。而且太后及辽廷大臣们都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北朝，不能与宋廷的仪节格式相差太远。加上中京这个地方临近中原，但又不偏离契丹族发祥的松漠，是辽宋交往的适中之地。所以肖太后在此建立新的都城是有深远意义的。

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肖太后和辽圣宗命大臣从燕蓟之地选拔名匠，模仿汉都城长安和汴梁的模式和制度设计修建。1959年、1960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九百五十年前的中京遗址进行了勘测发掘，证明了当时中京的规模相当可观。同时也证明了“辽代中期建设的中京城，是完全模仿北宋汴京开封城的制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中京修好以后，肖太后和圣宗开始把某些政务和会议移进京城里办理，中京渐次成为政治中心。内城有两殿，圣宗居武功殿，太后住文化殿，城中还有皇室祖庙，设大同驿接待宋朝使臣，朝天馆接待新罗使臣，来宾馆接待西夏使臣。

统和二十六年（公元1008年）北宋路振奉命使辽到中京，他把使辽观感记在《乘轺录》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对辽朝中京的城市建设、市民风俗、辽廷礼节多有记载。他在记载拜谒国母肖太后时是这样写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自西掖入，至第三门，名日文化门，见国母于文化殿，设山棚，张乐，引汉使升，蕃汉官坐者如故。国母约五十余，冠翠花玉充耳，衣黄锦小纲袍，束以白锦带，方床累茵而坐，以锦裙环覆其足。待立者十余人，皆胡婢，黄金为耳璫，五色彩缠发，盘以为髻，纯练彩衣，束以绡带……伶官致辞于前，文约叙两朝通欢之意。虏主（指圣宗）坐西偏，其旧用器皿皆降杀，以余官进酒，但用小玉卮，盖尊其国母故也。二十八日，复宴武功殿，即虏主生辰也。……国母当阳冠翠凤大冠，冠有绥缨，垂覆于领，凤皆浮，衣黄锦青凤袍，貂裘覆足。俄而殿上施红厨毯，虏主先起，具玉台酌瓘盏以进其国母，拜讫，复位。……正月一日复宴文化殿，如前仪……其次则诸王递进酒，如前仪，国母亦三劝汉使酒，仍遣赘酒者劳徕之。四日，又宴于文化殿，阶下列百戏，有舞女八佾。……八日，辞国母于文化殿，汉使升酒三行而出……”（转引自《宋朝事实类苑》）

乍看上述记载，礼仪修整，歌舞升平，俨然是中原皇室宫廷生活。尽管还保留着草原民族风俗的痕迹，但能走到这一步，对于一个居无定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来说，却是很大的变化。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肖太后好华仪求汉化的努力已大见成效。

十、垂训圣宗

辽圣宗，汉名隆绪，契丹小名文殊奴。在位四十九年（公元982——1031年），相当于北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八年，中经真宗赵恒到仁宗赵祯天圣九年为止的时期。是辽代九个皇帝中居帝位最久的一个，也是有辽一代接受汉族文明较深的一个著名国君。在他的统治时期，契丹社会完成了封建化改革，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因而旧史家把他称做辽朝历史上的一代盛主。但是，“圣宗称盛主，后教训为多。”（《辽史·后妃传》）。

有的史书说肖太后天性残忍，好嗜杀，这不足为奇，也无须为她隐讳。因为这种嗜杀的“天性”与封建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分不开。打开一部封建政治史，那字里行间哪一处没有血泪斑斑的痕迹，哪一处又不是尸骸成丘的写照呢？所以肖太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封建政治中的铁女人。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在被政治斗争所塑造的冷冰冰的面孔背后，她也有与天下众多慈母一样的眷恋儿女的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