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太后生有三子三女。三个儿子依次是：隆绪、隆庆和隆祐；三个女儿的排序是：观音女，长寿女和延寿女。在这些儿女中，隆绪虽为长子，但太后并不偏爱他，反倒是他的弟弟隆庆、大妹和小妹更得太后的宠惯。隆庆，生而歧嶷，八岁封恒王，统和中官拜南京留守，夏时常随太后避署于炭山北面的凉殿，平素“调度之物，悉侈于隆绪，”太后还特许他拥有一个宫卫。有辽一代仅十三个宫卫，单太后称制所建宫卫竟达四个（隆绪、隆庆、韩德让、太后本人），可见其权势之大，专横之极。观音女，封魏国公主，后又封齐国公主。其貌酷似年轻时的肖太后，且又会讨母亲的喜欢，故甚得恩宠。统和年间下嫁北府宰相肖继先。出嫁时太后赐奴婢万口。延寿女是太后的小女儿，“性沉厚、甚得妇道，不以贵宠自骄”（《辽史·公主表》），因而太后视若掌上明珠，但体弱多病，年仅二十一岁就先太后故去。

不过，太后爱子女，却绝不骄纵，对隆绪尤其如此。隆绪是皇太子，还没有亲政的皇帝，对他自然不能像其他子女一样宠惯。而是要锤炼他成为一代有作为的、能够继承她的事业的君主，因而对隆绪的教育就显得比其他子女苛刻和严厉。小至平素穿衣、骑马，太后都要亲自过问；大至生活品行太后亦多有管束。甚至隆绪不能随意从府库索取钱物，凡是给臣下的赐物，都得经过太后过目和批准。

太后临朝称制二十七年，在此期间，隆绪早已成人。但由于国家大事多由太后日理，加之母后十分严厉而隆绪又惧怕三分，因而隆绪一般不参预朝政，有时索性撒手不管，这对好揽权的母后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隆绪不理朝政，显得异常清闲，除了演习绘画、音律和骑射占用一些时间外，大多数时间便放纵自己，沉溺于酒色之中。圣宗共有二十个儿女（男六女十四），是辽朝九个皇帝中子女最多的一个皇帝，想必与此很有关系。特别是喜好骑马打球，一人角色，就有点不能自持。隆绪如此纵欲，太后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这矛盾就是，隆绪纵欲，与权无争，可使她放手揽权，自是喜悦；但如此长久下去，隆绪不就成了庸碌之人，这又与她对隆绪寄予的厚望——成为有作为的一代君主，相差甚远。她感到了忧虑。恰好这时汉官马德臣上书劝谏隆绪，他在谏奏中以唐太宗、玄宗为模式，劝圣宗不当“轻万乘之尊，图一时之乐，万一有衔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辽史·马德臣传》）。对此，太后深以为然，于是她也劝诫隆绪说：“前圣有言，欲不可纵，吾儿为天下主，驰骋田猎，万一有衔橛之变，适贻予忧，其深戒之。”（《辽史纪事本末》）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留情面的训斥。

有一次弋猎，隆绪的侍臣以为离宫甚远，挑逗隆绪，狎邪笑谑。后来这件事被太后知晓，就把那些侍臣找来，“重行杖责”，并当堂训斥隆绪，使隆绪一时难以下台。

肖太后为了使自己开创的“中兴”事业，能够在她身后始终如一地进行下去，她知道光靠劝诫和训斥来培养隆绪是远远不够的，她开始有意识地从思想和素质上培养隆绪，以及传授实际经验。《辽史·刑法志》云：“（肖太）后称制，留心听断，尝劝帝宜宽法律。帝壮，益习国事，锐意于治。”每逢战事多携隆绪一道亲征，除了言传身教而外，太后还经常督促他多读一些书，并将有关唐朝兴亡的史书推荐给隆绪。从此，隆绪好读“贞观政要”，学识大有长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太后称制的晚期，隆绪已是年过而立之年的“大皇帝”了，虽说隆绪至孝，且太后专权，尚不能完全以一国之君的面目临朝，但太后毕竟年事渐高，也不便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很多事情都交由隆绪处理，当然，事关重大的问题，仍需太后裁决。

大致在澶渊订盟以后，直到太后逝世，这段时间是太后向圣宗移交政权的过渡时期。前引路振奉命使辽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种移交的一个侧面。那时圣宗已基本独立。

肖太后从年轻新寡摄国当政起，就支撑着整个北朝江山，可谓日理万机。时间不知不觉一晃就是二十余年，肖太后已成了双鬓斑白的老祖母。由于日夜操劳，她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年）十二月起肖太后终于病倒了，当她刚刚把朝政大事移交给辽圣宗不到一个月，便离开了人间。

隆绪抚棺大恸，“哭必呕血，群臣请改元，不许，终制，三年”。在终制期间，移母后的棺柩于父皇景宗的乾陵，并追谥母后为“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公元1052年）更谥“睿智皇后”。

圣宗料理完丧事之后，矢志继承母后的遗愿，励精图治，要比肩中原王朝，把追唐超宋定为治国目标。同时，对内继续推行太后既定的宽松治国的方针；对外则奉行太后的和好北宋的外交政策。史称圣宗：“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潜，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惟圣宗乎！”（《辽史·圣宗纪》）如果肖太后地下有知，也一定会笑慰于九泉之下的。

十一、承天治绩

公元1009年十二月底，北宋的首都开封，不像往日那样喧哗和骚动，大街小巷显得有点冷清。朝廷大臣不去上朝，却身着丧服不时地出入于都亭驿，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北宋政府正在为真宗赵恒的叔母肖太后发丧致哀。

肖太后入宫立为皇后，辅佐景宗十三年，又临朝称制二十七年，前后在辽朝的历史舞台上整整活跃了四十个春秋（公元969——1009年）。可以说，她是继武则天之后的第二个女皇，只是没有举行黄袍加身的仪式罢了。

虽然她的出场，有着许多的偶然因素，但这些因素却蕴含在辽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之中。是辽朝历史在封建制同奴隶制较量过程中的转折时代选择了她，她只是从自己所具备的才能和品德，在“人望中兴”的历史潮流中推波助澜，使得辽朝历史由中衰走向中兴，开创了一个鼎盛的时代。

“太祖二十部”是耶律阿保机时期契丹族进入奴隶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当辽太祖阿保机统一遥辇氏八部以后，继而向四外扩张。辽太祖对于被征服的塞外室韦人、阻卜人、吐谷浑人、沙陀人、党项人、突厥人，以及俘获的汉人统统编制在契丹人的宫帐之下成为奴隶。随着契丹族封建化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肖太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把原来属于宫帐的俘户奴隶改变为部族平民，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又以旧部因繁衍而分置出新的部族，使其分别统于北、南两府也成为部族平民，派他们去镇守边疆。太后摄政时期由于与宋战事多，每次战争都俘获大批人口，但这时肖太后对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宫户奴隶而是依其原来的生活习俗措置新的部族，使其成为平民。在整个重新编制中，肖太后和辽圣宗都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不论是在各部落，还是在各州县；不论是在牧业地区，还是农业地区，一般说来压迫、剥削有所减轻，改善了奴隶的社会地位。肖太后的宽松政策竟吸引了北宋地区的百姓，不少贫民成群结队前来归附。如统和元年（公元983年）二月，北宋与辽朝沿边七十余村的百姓越过边境，投奔辽朝，同年五月又有千余户的百姓来附。这些人也在再编之例。太后重新编制部族的作法，后来为圣宗继续并完成。历史上称作“圣宗三十四部”。

从前后两次编制部族的事实来看，显然，“圣宗三十四部”不仅仅是对原有部落的扩编，而是解放奴隶，向封建制迈进。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最后结论。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说：虽“不能肯定改编就是两种形态的分界碑。但无可否认，由诸宫改隶于政府是一个进步的变动”。因此，肖太后的这一政策无疑对辽朝历史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契丹贵族建立的大辽帝国，由于统辖地区地理环境不同，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契丹族，早年兴起的时候，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渔猎和畜牧，直到契丹族建国后，畜牧业仍是占首要地位的经济部门。不过从阿保机时期起，辽廷开始重视农业，但他们的发展还主要限于原来的农业区，如燕云地区。而肖太后的贡献则不仅仅限于继续开发原来的农业区，而是在于向燕云地区以外的非农业区督促、奖励和扶助农业生产。

在肖太后摄政的二十七年里，单是颁布减免赋税的诏令就达二十余次之多。有的是向全国颁布，有的是单独针对某一地区，如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八月“用室防、韩德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辽史·圣宗纪》）。山西，指太行山北端以西的州县。同年十月，“以南院大王留守言，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辽史·圣宗纪》）。南院部民主要分布在上京、东京、西京和南京各道等地。对当时经济部门的一些生产关系也作了适当的调整，这就是随部族再编把原来属于奴隶身份的“头下户”，改变成具有农奴性质的“二税户”，剥削方式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无偿的占有劳动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是采取封建式的征收地租的剥削形式。并由国家出钱、粮、牛帮助贫户进行生产，还派出有经验的农师传授耕植知识，以诏令的形式告诫辽军在打猎时，不得妨害农业生产，更不准许牲畜损害庄稼。这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调动了各族人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农业生产已经大体上普及于辽朝统治下的大半个地区，昔日杂草丛生的原野，俨然是一派农业经济的繁荣景象，男耕女织，炊烟袅袅一

大约过了数卜年之后，有一位流寓乡间，被称作寺公大师的人写了一首长诗《醉义歌》。诗中有这样几句描写农村景色的诗句：“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穿村迤逦人中门，老幼仓忙不宁处。丈人迎立尾盃寒，老母自供山菜醋。随分穷秋摇酒卮，席边篱畔花无数。村家不弃来相陪，适遇今年东鄙阜。黍稷馨香棲畎亩，相邀斗酒不浃旬。”（《全辽文》）从今天或从汉族的传统来看，这些反映农村的诗句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是从辽代来说，那可就是了不起的变化。因为从居无定处的逐水草游牧到定居下来从事耕稼，这无疑等于在文明的阶梯上又登高了一层。若从这一点来看肖太后积极倡导发展农业，无疑是有功于辽朝，有功于历史的。

大致在这个时候，辽国不断地用野蛮的武力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迫使周边的“高昌、龟兹、于阗、甘州、沙州、凉州”诸地方政权每隔三年就要组成四百余人的庞大使团向辽朝进贡。而契丹每次也以回赐价值不少于四十万贯的物品，来显示自己的强盛。

大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契丹”成为中亚以致欧亚不少民族对中国的称呼，至今有的外国语仍是这样。

另外，就社会矛盾发展状况而言，肖太后摄政时期由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民族间的矛盾所组成的社会矛盾，在辽代整个历史上，是处于相对平缓的阶段，绝少发生过大的、直接威胁其统治的各种反抗。当然这与太后主持下的宽松政治分不开，但也不可忽视太后摄政时，国家机器进一步强化的事实。

肖太后与世长辞了，但是契丹民族沿着她开创的道路，继续向着历史既定的目标——文明前进，终于连同他们开垦的处女地一同融进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历史没有忘记她。

当然，历史也不会忘记，她是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她的一生必然打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阶级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