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太后改革法律主要是依据唐朝法律。唐律是我国历史上集中体现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从阶级实质而言，它仍是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但较之草原上原有的奴隶制法律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不仅如此，肖太后还在有关涉及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量刑上，做了一些尝试性的革新。在封建社会里，“十恶”之罪是统治阶级最忌讳的，因而量刑也最残酷，就历代中原王朝而言，从唐代至明清，在量刑上是呈加重的趋势，但肖太后却同样以宽松的态度待之。在《辽史·耶律阿没里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连坐。阿没里谏日：‘夫兄弟虽日同胞，赋性各异，一行逆谋，虽不与知，辄坐以法，是刑及无罪也，自今，虽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太后嘉纳，著为令。”肖太后这一开明的决定，表明她的胆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较她还晚的一些汉族地主阶级政治家。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口头上所宣扬的“仁政”之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刑不上大夫。然而在肖太后摄政时期，某些违法乱纪的官僚贵族却受到比较严肃的制裁。统和六年（公元988年），奚王筹宁杀死无辜的李浩，按照以往的惯例这是不足为道的。像筹宁一级的贵族杀死个把人，就像猎杀一头鹿一样随便。但这一次虽然没有让他偿命，肖太后却批准有司的处罚，让他出钱供养李浩一家。与奚王筹宁杀李浩的同时，“输忠保节致主功臣”耶律勃古哲私下残害百姓，被人告发，太后令有司调查，结果所告之事都是事实，因此以大杖决之。肖太后颁行汉律，减少了辽朝旧法的许多混乱和残酷成分，标志着契丹族的文明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日俱增。

2开科取士。科举取士，在中国历史上起自隋唐，它使得一大批中、小地主，及至少数布衣子弟能够在考试面前取得人仕的“平等”权利，这本是中国封建政治走上成熟的一种标识。但是这种制度对于刚刚脱胎于原始社会、踏上文明的门槛，既而又在不长的时间内匆匆地向更高一个层次的社会迈进的契丹族来说，却是一件新生事物。

按照草原的传统，契丹实行的是贵族政治。朝中高级官员多由地位显赫的家庭世选而来。其办法有别于中原西周的世袭制，不是子孙世袭，而是在世袭贵族集团的子孙内量材选用。那些世袭贵族集团之外的中、小贵族子弟，被关在了参预治理国家政治的大门外面。肖太后倡导科举，则把这扇紧闭的大门开了一个隙缝，显然具有进步意义。

肖太后早在当皇后辅佐景宗时，就在景宗保宁八年（公元976年）十二月协助景宗颁布了“南京复礼部贡”（《辽史·景宗纪》）的诏令，这是辽朝准备实行科举的开始。到圣宗即位，肖太后称制，便把开科取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统和六年（公元988年）采用唐朝的制度，正式开科取士。

当时科举分乡、府、省三级考试。政府鼓励有才学的人都来参加考试。起初考试内容主要是词赋、法律等，后来又增加明经、茂才异等。考试时间不定，经常是每年考试一次进士，有时隔一两年才举行一次。考试后，录取授官的办法基本上按照唐代的制度执行。初行科举，每年只取进士二人至多四人，到圣宗统和二十四年（公元1006年）起，也就是肖太后摄政第二十四年时，进士人数猛增，达到几十人多到百余人。

当然，肖太后开科取士主要是对汉人的一项政策。所以肖太后把贵族政治向社会关闭的大门开了一个不算小的隙缝，至于契丹族参加科举只不过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后来，这扇大门终于向社会大开了。

3任贤去邪。太后深知一个人的耳目能力有限，如不集思广益，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更谈不上治理国家。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韩德让“表请任贤去邪”，太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辽史·耶律隆运传》）于是，又有许多贤达得力的人才被超拔任用。

张俭，幽州宛平（今属北京）人，功著两朝，时称贤相。然而发现张俭，却是一段有趣的故事。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张俭举进士第一，调云州任幕僚。有一次圣宗狩猎到云州（今大同市），云州节度使空手来见圣宗，圣宗隐隐感到不快。按照草原惯例，皇帝巡幸或狩猎到某地，当地长官都应献当地特产，以示敬重朝廷。可云州节度使却空手来见，圣宗当然不快，不过云州节度使并不感到紧张，而是不慌不忙地上前施礼，然后奏言：“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圣宗半信半疑，命张俭入帐。待张俭进得帐中，却是一位容止朴野的普通人，圣宗很不以为然，勉强赐坐。但当论及政治时务时，张俭很有见地，于是圣宗大喜，带回朝中，荐与母后肖绰。太后“访及世务，占奏三十余事，由此顾遇特异，践历清华，号称明干”（《辽史·张俭传》）。

邢抱朴，应州（山西应县）人，好学博古，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法官。景宗时，曾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太后称制仍守其职。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山西（太行山北端以西）州县发生较大的民事讼案，一时兵戎相见，酿成动乱。抱朴奉太后之命镇抚，因能秉公执法，百姓服其决断，民始安定。统和十年（公元992年），官拜参知政事，经韩德让推荐，太后令他出巡地方，并给予黜陟之大权，抱朴尽心尽力“大协人望”（《辽史·邢抱朴传》）。

肖继先，太后娘家人，少时被肖思温收养为子。肖太后尤爱这位小弟弟，并把自己的爱女齐国公主（即观音女）下嫁于他做妻子，这种婚配多少还留有原始社会族外婚的痕迹。统和四年（公元986年）随从太后抵敌宋军，立有战功，官拜北府宰相。肖继先虽处显贵，但“尚俭素，所至以善治称”（《辽史·肖继先传》）。

王继忠，原是北宋郓州刺史，殿前都虞侯。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望都之战兵败为辽南府宰相耶律奴瓜俘获，降辽。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继忠为报太后不杀之恩，“亦自激昂、事必尽力”。第二年（公元1004年）太后与宋真宗订盟于澶州城下，继忠从中斡旋，起了很大的作用。

4考课官吏。肖太后根据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深知吏治的好坏，关系到一代江山的兴衰，因此她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饬。首先她以官吏的治绩好坏，作为任免黜陟官吏的依据，无论官职高低，只要在其职位上多行不法，贪暴害民，必罢官职，终身不得录用。若政绩不显，在位多年的平庸者，即便是朝廷重臣，或皇亲贵戚也要免去职务，让有才能的廉直人员取而代之。对于勤于职守，努力尽职的官吏，则无论出身尊贵与卑贱都可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肖太后有两个姐姐，大姐早年守寡，爱慕奴隶出身而姿貌甚美又有才干的挞览阿钵，曾向太后请求，允许与之结为夫妻。肖太后在了解了挞览阿钵很有军事才干以后，慨然允诺，使之成为自己身居太后之尊的姐夫。不仅如此，还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干，让他领兵捍御鞑靼的骚扰，挞览阿钵出手不凡领兵后很快就征服了鞑靼诸部。后来他仗着自己是当朝太后的姐夫，又居功骄矜，阴谋“结兵以篡后”，被太后及时发觉，将他兵权罢除，令其出知幽州。

肖太后在用人上自始至终能够坚持任人唯贤，表现出良好的政治家的风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女性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时，往往会造成大杀宗室朝臣而外戚专权的局面，武则天当朝不就是如此吗？可是肖太后避免了。肖氏除了一度担任北府宰相的肖继先，再也没有直系娘家人。就是这惟一的肖继先，也没有擅权妄为，而是以善治俭素著称。

乌不吕，是耶律学古的儿子，性情耿直，不阿权贵。韩德让官拜大丞相时，向太后推荐乌不吕，以为其材可任统军使。太后很奇怪，问德让，乌不吕曾当面顶碰过你，为何还要推荐他？德让回答说：“我居相位，他犹不屈，至于别人就更不必说了，如果用他任统军使，必能镇抚诸蕃。”太后深以为是，于是命乌不吕任统军使，并加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

5虚怀纳谏。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里，臣僚对君主阿谀奉承，习以为常。但肖太后却不喜欢佞臣，她三令五申地告诫大小文武百官，在职期间要秉公执法，不得阿顺媚上。下级官吏若遇上一级官员及朝廷使臣，犯了不法之事，要敢于根据事实直谏其过，“不得曲从”。肖太后以身作则，闻过不究，闻善必从，对于端正辽朝仕风起了很好的表率。她鼓励臣下进谏，妥善处置宋军降俘就是生动的例证。

自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宋军北伐失利之后，辽军频频发动侵宋战争，俘获甚众。一次凯旋归来，师次范阳，举行庆功宴会，肖太后在宴会上显得异常兴奋，不拘礼节与群臣畅饮。有一个名叫郭世珍的大臣举杯来到太后面前向太后诤谏道：“太后对所降宋军士卒如何处置？”太后说：“按以前的老办法，令其充军或服役，这有什么为难的！”郭世珍接口说：“太后恕我大胆，臣以为这样做不妥当，这些降卒必有怀土之情，驱之向北，终不为用，请太后三思。”太后听罢，沉吟片刻，以为郭世珍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传下话去，将数万宋军士卒放归宋朝。并重赏了郭世珍。（张祥《漷阳志》转引自《辽史纪事本末》）虚怀纳谏是肖太后的一贯作风。早在身为皇后辅佐景宗的时候，每遇国家大事，她都召集群臣共同商讨，让群臣畅所欲言。临朝称制以后，仍一如既往，奖励谏臣，从而使得文武百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形成了较为融洽的君臣关系。

七、以攻为守

我们现在再把历史的画卷拉到辽与宋的和战关系上。

辽宋之间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事，自公元986年宋方失利以后，战略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宋军由原来的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宋朝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保定）东至泥姑海口（塘沽附近）的东西九百里、南北六七十里的地区，利用原有河水塘泊，加以疏通，筑堤蓄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戍守，用以阻止辽朝骑兵。辽方则由原来被动挨打一变而占据上风，成为进攻一方。不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而言，宋朝方面总的来说，无论在人力物力、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人心向背等各方面都较辽朝优越一些。当然这种优越尚不足打破辽宋双方的对峙均衡局面。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肖太后审时度势，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十二月，太后接受与辽国西南相接的党项族西夏政权首领李继迁的归降。以皇族耶律襄女封义成公主，嫁李继迁，并封他为夏国王。终圣宗一朝，辽夏关系都是和好的，西南边境无战事。统和十年（公元992年）十二月，肖太后派东京留守肖恒德等领兵征服了一向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高丽，这样太后巩固了左右两翼。另一方面，肖太后利用宋廷畏惧失败，苟且偷安于南部的心理，在军事上主动出击，频频南侵。

从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到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澶渊订盟止，十八年间，较大规模的南侵战役就有八次。具体地说在统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这些年份里，不是肖太后与圣宗率军亲征，就是派重臣南伐。一般地说，重臣南伐规模较小，多属骚扰性质，而太后亲征则规模较大，往往深入到宋的北京（河北大名）。时间大致选在九月出兵，还师不过十二月。

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冬十月，寒冷的北风已吹遍朔野，整个草原已呈现出一派初冬冰封的景象。但凛冽的朔风却没有吹熄肖太后胸中复仇的火焰，尽管三月前大败了北犯的宋军，她仍然要报复宋军的挑衅。随着冬令时节的来临，辽国境内畜群也已膘肥体壮，正是用兵的季节，而且宋军新败，一时伤了元气，也正好利用。于是太后选定一个吉日，整点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出了居庸关，向南京（幽州）进发。

十一月，驻兵南京。太后随即与耶律休哥一同商讨有关南进的作战计划。太后决定分兵两路，由耶律休哥为先锋都统，用轻骑兵阻绝应战的宋兵，经祁州直趋真定府，再向宋之北京（河北大名）与太后合师。太后则亲率兵继其后，分兵出滹沱河北，经雄、莫、冀等直赴宋之北京。

出师之前，太后选择平阔的狭底埚举行阅兵式，“亲阅辎重兵甲”，只见旌旗招展，马声嘶鸣，好不威武，太后很是得意，随即传旨出征。太后用兵一向注重军事探报，以便知己知彼。因而当其与休哥分兵不久，前方探马即来禀报，宋欲乘太后南下之机，偷袭空虚的南京（幽州），以抄太后之归路。太后闻报，心中暗忖道：“此计虽妙，但碰到我，它也就不灵了。你抄我的归路，那我也不能便宜了你，我非置你们于死地不可。”想到这，太后便拔一支令箭，派人飞马传令休哥毋入祁州，而是火速折兵向莫州，与太后形成南北夹击刘廷让于莫州之势。且说宋将刘廷让等按原计划兵进莫州时，阵脚还未扎稳，太后与休哥也随后兵临莫州城下，并将莫州围得水泄不通。这时时令已是数九寒天，辽兵一个个精神抖擞，他们是愈寒益坚。太后身着貂皮衣袍，横剑立马，拉开四面阵势，以骑兵在前，分列成队，每队约五百至七百人不等，每十队组成一道，每道独挡一面。宋方虽也排开应战的阵势，但怎奈天寒地冻，士卒手足皆冻得起了冻疮，疼痒难耐，连弓弩都不能开张。故尔当太后鸣响战鼓，辽兵前后有序冲突而来时，宋兵先自不能相持纷纷败退，李敬源和杨重进也死于敌军之中，只刘廷让带着数骑，冲出重围，得以保全性命。

莫州一战，宋廷大惊，他们原没料到辽方会在取得辉煌胜利的三个月之后，就会发兵讨伐，这时听到莫州又败，赶忙调重兵到各个关隘路口加强控扼。在这种情况下，太后感到再要兵进宋之北京已是不切合实际了，加之前锋部队耶律休哥进兵不利，国舅详衮挞烈哥等又战死，于十二月底太后下令班师。

此役之后，太后又多次亲征，胜多败少。但无论胜败如何，战争都给宋辽两方沿边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怨声载道。这是因为“辽国兵制……人、马不给粮、草”，放纵士兵“四出抄掠以供之”，号称“打草谷”。其打草谷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余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御寨及诸营垒，惟用桑、柘、犁、栗。军退，纵火烧之。……”（《辽史·兵卫志》）

当然，肖太后连年出兵也给辽国人民带来了不幸。虽然战争多以辽方获取胜利，但毕竟也要耗用大量财富和人力，这对辽的发展很不利，因而以攻为守，经常出兵作战，终不是长久之计。同时，肖太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觉年过半百，御戎亲征，也甚觉力不从心。于是她开始寻求一个妥善的办法，既能保证双方和好罢兵，又能制约宋军，来处理辽宋间的关系。这样终于在公元1004年，肖太后以武力作后盾，与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

八、澶渊订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