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告密，武则天还采纳了侍御史鱼承哗之子鱼保家的建议，专门设计制造了一种收集告密信件的铜匦。铜匦器形特殊，“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既然投书铜匦又保密又安全，告密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来俊臣还与万国俊、朱南山等人编写出一卷《告密罗织经》，“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自‘支节”（《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将告密上升为一门理论，真是酷吏们的一大发明。

酷吏们问案的共同手法是罗织。“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罪名与漫无止境地随意捕人的做法制造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究竟，百无一实”（《资治通鉴》卷二百三）。

酷吏王德寿因与宰相杨之柔有私仇，便在审问地官尚书狄仁杰时，公开让狄仁杰罗告杨之柔，狄仁杰心中不忍，以头撞柱，血流满面，才得以作罢。杨之柔是武则天的本家外甥，狄仁杰长期为相并深受武则天的信任，酷吏对他们二人尚如此胡为，对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左补阙乔知之有个美貌的小妾，名叫碧玉，深受乔知之的宠爱，乔知之甚至因此不娶妻室。武承嗣知道后，便以教授梳妆为名，强行将碧玉借去，再不放回，并把乔知之打发去从军。乔知之思念碧玉，便做了一首《绿珠怨》的诗送给她，诗中说：“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朝野佥载》卷二）碧玉得诗后，三日不食，投井而死。武承嗣发现这首诗后，怒火三丈，他命人罗告，乔知之被斩于南市。乔知之与碧玉不过是被酷吏逼死的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对，有不少人，只因为妻子长得漂亮，被酷吏看中，因而家破人亡，做了刀下冤鬼。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宰相岑长倩与格辅元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因而得罪了诸武。他们先让岑长倩去西征吐蕃，不久又招回，将他和格辅元一同投入狱中。来俊臣又胁迫岑长倩之子岑灵原将另一宰相欧阳询之子欧阳通攀扯进来，百般拷打，最后都以谋反罪杀掉。一案而诛三宰相，可见酷吏荼毒之烈。

綦连耀一案，更是骇人听闻。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有一个相面的术士为了骗钱，欺哄一个洛州的七品小官綦连耀，说他头生两角、“有龙气”，此事被酷吏吉项侦知并向来俊臣告密，武则天派其侄武懿宗审理。在武懿宗的暗示下，被告刘思礼广引朝臣、大肆诬告，结果，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均被诛杀，亲友被流放的达一千多人。

除罗织外，酷吏们所采取的刑法也是五花八门，令人发指的。《旧唐书·来俊臣传》载：“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先遣狱卒尽杀重囚，然后宣示。”酷吏索元礼发明有十种大枷，分别叫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录、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和求破家。这些枷名，光听听也会叫人魂飞胆战、毛骨悚然的。

此外，还有什么“凤凰晒翅”、“狝猴钻火”等酷刑。“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日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朝野佥载》卷二）。酷吏们以酷刑为能事，人们也给他们起了不少相应的绰号。如称索元礼为“索使”、周兴为“牛头阿婆”、李全交为“人头罗刹”、王旭为“鬼面夜叉”等。这些“牛头”、“鬼面”横行于世，制造出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酷吏们处理案件，杀戮过甚，大多以死刑做结。例如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郝处俊之孙郝象贤的家奴告主人谋反，这本属莫须有之事，但由于武则天对曾谏止唐高宗逊位于她的故宰相郝处俊旧恨难忘，便指派周兴审案，要族诛郝象贤全家。监察御史任玄殖极力替郝象贤辩护，结果被免官。郝象贤终于被满门抄斩，武则天并派人掘了他家的祖坟，焚了郝处俊之尸以泄愤。临刑前，郝象贤大骂武则天，并夺了卖柴人的柴向刽子手打去，被当场杀死。武则天下令，从今以后，死刑犯处决，都用木丸塞嘴，以防止犯人叫骂。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的六道使杀流人案，更是杀人如麻。当时补阙李秦授根据武则天多疑的心理，谎称“代武者刘”，“刘者流也”，建议武则天诛杀那些被流放的诸王或大臣的亲族。这本是李秦授借流人之首以邀宠的手法，但很符合武则天的心理，她立即派酷吏万国俊前往岭南推按。

万国俊到广州后，把流放者统统召集在一起，然后假传圣旨，命令流人自杀。流放者哭声震天，喊冤声动地，万国俊命全部赶至水边，一次就杀死了三百余人。万国俊回朝后，谎报流人谋反，并建议武则天派员视察各地流人的动静。武则天升万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同时派刘光业、王德寿等五人分赴诸道巡查。“光业等见国俊盛行残杀，得加荣贵，乃共肆其凶忍，惟恐后之，光业杀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余少者咸五百人，亦有远年流人，非革命时犯罪，亦同杀之”（《旧唐书·万国俊传》）。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武则天滥施淫威，确实旷古未闻。

严刑之下，必然屈打成招；酷罚之下，必然招致冤狱；罗织之下，必然滥杀无辜，连著名宰相狄仁杰下狱后，面对酷吏们的严酷刑罚，也是一问即招，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某从诛戳。反是实。”狄仁杰趁狱中对他看守较松时，借送棉衣之机，将帛书捎至家中，他的儿子替他诣阙喊冤。当武则天召见狄仁杰时，“谓日：‘承反何也？’对日：‘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旧唐书·狄仁杰传》）。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武则天时期酷吏们的刑罚之滥。

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制造了长时期的恐怖气氛。例如武则天因为来俊臣“推勘必获”，于是在洛阳皇城丽景门专门为来俊臣设立了“推事院”，“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者，百不全一。”（王）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竞门’，言人此门者，例皆竟也”（《旧唐书·来俊臣传》）。当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发言，道路以目；或因人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日：‘未知复相见否？’”（《资治通鉴》卷二百四）

酷吏们依仗武则天做后盾，干尽了罪恶的勾当。但他们也没有好下场，他们不过是武则天手中的工具。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成了替罪羊，做了武氏政权的殉葬品。那个向武则天建议设铜匦的鱼保家，因为仇人投匦告他为徐敬业的叛军制造武器，很快便被武则天杀死了，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在唐中宗神龙元年所下诏书列举的二十七个酷吏中，来俊臣、周兴、傅游艺、丘神勣、索元礼、侯思止、来子殉、王弘义等人均先后被武则天处死或流放。

武则天利用酷吏维护了自身的统治，又用酷吏们的性命去减轻人们对自己的责难，一石二鸟。她的手腕是高明的，很多人都把仇恨记在酷吏们的账上。如来俊臣被杀时，“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竞剐其肉，斯须尽矣”（《旧唐书·来俊臣传》）。酷吏们不过是武则天的爪牙，而他们的总后台武则天是难逃其咎的。有唐以来，任用酷吏之多，实行恐怖统治时间之长，武则天都是首屈一指的。在她的统治下，告密者相望于道，酷吏们横行不法，冤狱遍于寰中。这一历史悲剧的始作俑者就是女皇武则天，是她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放出了形形色色的精灵。

酷吏政治是武则天畸形政权的产儿，酷吏政治也是独裁暴政所特有的历史现象。它不仅打击了李唐宗室和朝廷官僚，也给广大人民带来了苦难；武则天所导演的这幕血腥丑剧是一场民族的悲剧，这个深重的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武则天除了重用酷吏之外，还任用了大批冗官。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命令房玄龄进行r大规模的精简，中央一级官员只保留了六百四十三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到高宗时，官吏数目已经大大增加，武则天当政以后，官吏队伍的膨胀就越发不可收拾了。武则天除按正常科举取士外，又举行殿试、自举、试官、武举、南选，还护充宦官和“不次授官”，只要合她的意，随时可进入官僚阶层。

武则天之时，卖官之风已经很盛，据《朝野佥载》卷一说：“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外行署，钱多即流。”“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众。”洛阳令张昌仪收了一姓薛的五十两金子，便嘱托天官侍郎张锡授官给他。不巧张锡丢失了写有姓名的条子，便去问张昌仪。张昌仪说他也记不得名字，只要是姓薛的便给官，于是张锡便给六十多个姓薛的人都授了官。授官之滥，由此可见一斑。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又派人赴七道授“试官”（即见习之官），由于乱授拾遗、补阙、著作郎等官，“故当时谚日：‘补阙连车载，拾遗凭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脱尚书郎’”（《唐会要》卷六七）。大批冗官多系贿选，上任后便大肆搜刮钱财，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

武则天滥授官吏的做法主要是哗众取宠、收买人心，除了开武举和南选，在客观上对选拔岭南人才和武将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外，其余的措施只是标新立异，滥置了大批冗官。酷吏们作威作福，冗官们当财不让，搞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火山总要爆发，民怨终将沸腾，武则天统治末年，已是哀鸿遍野，风雨飘摇了。武则天的宝座已经不稳，一场政变危机已迫在眉睫……

十、上阳白发人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的一天，在荆州附近的大江之上，烟雾濛濛，一叶扁舟漂流在洪涛之中。船上除了水手之外，只有两名官员。他们面向大江，携手而立，对天盟誓，决心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推翻女皇武则天的统治，恢复唐室。其中，须发皆白的是即将离任的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柬之，另一位是他的继任者、五十九岁的将军杨元琰。这次江上之誓是一场政变的前奏，这场政变的领导人就是年高德劭的张柬之，而政变的直接导火线则是由于步入老年的武则天对张昌宗、张易之的过分宠信。

张昌宗、张易之的得宠是和武则天的独生女儿太平公主分不开的。“不重生男重生女”，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十分反常的，而武则天在她所生的四子一女中，却特别钟爱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武则天）以为类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

太平公主为了讨好武则天也是不择手段的，她甚至亲自为母后物色男宠。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太平公主将一位十七八岁的翩翩少年张昌宗带到了武则天面前，立刻受到女皇的宠爱。张昌宗又转荐“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辞”的兄长张易之入宫（《旧唐书·张行成传》），他们均成为这位年已七十四岁的女皇的“男妾”，日夜陪伴武则天寻欢作乐，人们称其为“二张”。

张易之、张昌宗都是故尚书左仆射张行成的族孙。二张得宠后，武则天封张昌宗为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张易之为司卫少卿；同时赐给张昌宗华丽的宅院及大批奴婢、驼马、锦缎等。没过几天，又封张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其母阿臧为太夫人，并命令尚书李迥秀私侍阿臧，追赠二张之父张希臧为襄州刺史。真是二张得幸，鸡犬升天了。

武则天从得到二张后，一时欣喜非常，大有返老还童之感。为了使二张更加快乐，武则天整日在洛阳后宫举行酒宴，并让张昌宗披羽衣，骑木鹤，吹箫奏乐，扮做传说中的“升仙太子”王子晋的模样，群臣皆赋诗歌颂，崔融的诗写道：“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旧唐书·张行成传》）为了博得武则天的欢心，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这班人，经常等候在二张的府门外，为其牵马执鞭。他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不敢直呼其名。当有人奉承地说：“六郎面似莲花”时，身为宰相的杨再思竟然阿谀道：“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大唐新语·谀佞》）

为了安置张昌宗等一大批男宠，武则天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特地设置了控鹤监，张易之、吉项、田归道、李迥秀、薛稷等美貌男子均被任为内供奉，随时准备被召幸。同时，又命张昌宗、李峤、张说、刘知几、沈俭期、宋之问等二十六人在内殿编撰《三教珠英》。其实，编书不过是武则天使的障眼法而已，其目的是要掩饰这个机构的真实性质。正谏大夫员半千不愿当这种供人玩乐的工具，上书请罢控鹤监，被武则天贬为水部郎中。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武则天又将控鹤监改名奉宸府，仍以张易之、张昌宗等一班轻薄子弟为奉宸供奉。为了满足武则天一己私欲，又不时从全国选取美少年来充当左右奉宸供奉。武则天晚年的荒淫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怪有人竟然公开在朝堂上直率地向她提出来1。

二张在武则天的庇护下，气焰熏天，倾动朝野。武则天又加封张昌宗为邺国公、张易之为恒国公；其兄张昌仪任司府少卿，张同休为司礼少卿，张昌期任岐、汝二州刺史；同时一门五官，确是显赫无比。尚食奉御杨元禧得罪了张易之，便与其兄杨元亨一同被赶出了京师。长安元年（公元701年），邵王李重润（后被封为懿德太子）与其妹永泰公主及公主婿武廷基三人在一起议论二张，被张易之诉于武则天，武则天立即逼三人自杀。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宰相魏元忠因得罪了张易之与张昌仪，便被张易之等诬告下狱，虽经宋璟、朱敬则、张说等大臣百般谏阻，最后，还是将魏元忠贬为高要尉，将司礼丞高戬、凤阁舍人张说流放岭南。至于二张平时强占田宅，夺人妻妾之事，更是数不胜数。有一次，张昌期公开在大街上强抢有夫之妇，并把她的丈夫抓起来处死。

对如此横行不法的张氏兄弟，武则天却是百般庇护。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七月，张易之兄弟五人皆因贪赃受贿而下狱，武则天却单独将张昌宗赦免。当宰相韦安石、唐休璟欲追究张易之等人之罪时，武则天干脆将他们调出了京师。十二月，有人控告张昌宗曾召术士相面、说自己

1右补阙朱敬则的上谏，见《旧唐书·张昌宗张易之传》。有天子相，御史中丞宋璟等当即判其有谋反罪。但武则天却连下三道敕书调宋璟出巡外地，宋璟抗命不行。武则天不得已让张昌宗赴御史台受审，但还未审毕，又传下敕书，将张昌宗敕免，气得宋璟连连跺脚，说：“没有先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太后悔了！”结果，二张四次受审，四次被敕，“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旧唐书·张昌宗张易之传》）。二张等作恶多端，不但未受惩罚，反而被加倍重用，这不能不引起大批朝臣的愤懑，张柬之等人更是加快了实施政变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