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几次欲惩罚李莲英，都因慈禧从中掺和而化为泡影。而李莲英却更加肆无忌惮。光绪愤愤不平，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你们瞧着，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骄横无礼的奴才痛痛快快地处罚一场的。因为不管他有多大权势，毕竟还是我们手下的一个奴才，此刻尽管让他放肆下去，假如有一天，不再有人可以站在我和他中间做解劝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末日到了。”（德龄《瀛台泣血记》第149页）

然而，事实的发展如同前几沃一样，光绪立下的誓言，只是空洞的口号而已。一个无权的皇帝怎么能惩罚一个权倾内外的太监呢？反而李莲英却同慈禧一起死死地困住了光绪。直到把他送上西天。光绪的誓言与同治的遗诏一样，都成为千古遗恨。想必这兄弟二人在九泉相会之日，只能为此相视而泣吧。

十二、戊戌政变

光绪是不甘心当一个受人支配的傀儡皇帝的，但是慈禧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垂帘听政时大权在握尚有情可愿，因为皇帝毕竟年幼，可是在皇帝大婚后慈禧已经“归政”。政权仍没有转到他的手中。光绪虽为此而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偌大中国竟然被岛国日本打得惨败。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兵费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长沙等处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及台湾给日本。……

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文臣武将纷纷上书请求拒绝和约，谴责李鸿章这个签约者。当然，当时影响最大的首推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官僚家庭，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中国虽在镇南关由冯子材领导的军队大败法军，收复谅山等地，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在此大好形势下，清政府竟然鼓吹乘胜即收，与法国议和并签订《中法和约》，造成中国不败而败的局面。由此，康有为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强烈希望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危亡、民族灾难。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赴京应顺天乡试时，上书朝廷，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是即《上清帝第一书》，可惜此书并未上达清帝。此后他又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鼓吹变法。又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作为实行变法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合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

变法求强之风在甲午战后越刮越大，深居宫中的光绪屡有所闻。他本来对国贫兵弱的状况十分不满，早有求强之心。况且，借变法之机改变自己傀儡地位也正是当务之急。于是，光绪决心变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登上了舞台。

康有为在会试中考中，被录用为工部主事。小小主事无权拜折上达光绪，更不可能面见光绪。将光绪与康有为二人联结在一起的是大学士、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翁同龢早闻康有为之名，但未见其人。康有为上任工部主事后，曾以拜谒为名多次登门，在交谈中他向翁同龢陈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翁同觫很是欣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请求光绪破例召见康有为。

“依老臣的愚见，皇上大可把他召到宫里来见一次，听听他的见解。”

“很好！那我们就召他来见一见吧。今天就请翁师傅出去传谕他，打发他明儿上宫里来吧。”光绪很愉快地接受了翁同龢的建议。

次日，光绪召见了康有为，倾听了他的变法主张，光绪越听越兴奋，为遇知己而由衷地高兴，于是决定重用康有为，实行变法。

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积极联络梁启超、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谭嗣同等共同部署、推进变法。在他们的推动下，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的诏书明发全国，宣布了变法的正式开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锕，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东华续录》光绪一四四）

自此之后变法诏令屡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方面：首先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规定各省藩臬道府均可直接上书言事。州县等官言事者，即由本省督抚将原封呈递于朝廷。至于士民有欲上书言事者，即有本省道府等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阻隔。如敢违抗，一经发觉，立即将该省地方官严惩。其次是裁汰冗员，取消重迭的官僚机构。规定朝廷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地方督抚同城者裁去巡抚。复次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军事方面：主要是练兵，练兵先是练洋操。在练洋操的同时，又改用洋枪洋炮，添设海军、铸造兵轮，举办团练等；文教方面：首先是办学堂、改书院为学校。规定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时务学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次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规定自下科为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一律改试策论。复次是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派大臣至各国游历考察等。

光绪在紫金城极力推行变法，慈禧在颐和园加紧密谋。应该说光绪的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了的，尽管她是不情愿的。康有为有过详细的说明：“迨胶（州）、旅（顺）继割，政权利权纷纷输失。上傍观坐视，积愤忧怒，乃使人告太后日：‘吾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权，我宁逊位！’西后忧而阳慰许之。阴乃与荣禄而谋废立。于是皇上与常熟（即翁同龢。因其为常熟人，故名）锐意维新。”（《康有为政论集·复依田百川君书》）

在阳慰之后，慈禧密切注视着紫金城的动向。为了使大权固握在手，她采取了积极措施。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四天，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按照祖制到颐和园给慈禧请安，他见到慈禧施礼说道：

“孩儿给亲爸爸请安。”

“罢了！”慈禧冷冷地回了二个字。

光绪请完安后垂手侍立一旁，静待慈禧问话。慈禧还真的问到了光绪的情况。

“皇帝近日吃得可好？”

“还好，亲爸爸。”

“政务纷繁，身体吃得消吗？”

“吃得消。”

“近日有不少人具疏拜折参劾你的师傅翁同龢，你知道吗？”顺便问了几句后慈禧转入了正题。

“孩儿可是未接到什么参劾翁师傅的疏折，不知亲爸爸此言何出？”光绪不解地反问了一句。

“因为翁同龢是你的师傅，所以很少有人直接参劾。你看这不都转到我这儿了吗？”

慈禧说着顺手拿起了一堆奏折，向光绪扬了扬便又放回原地。她见光绪似信非信，就又顺手拣起了一份奏折瞟了两眼，又抬起头看了看光绪，然后说道：

“翁同龢身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处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此等之人怎堪重用，我看还是革了他的职吧！”

“孩儿谨遵懿旨。”光绪听完慈禧的旨令后稍一犹豫，他怎忍心在此用人之际去掉得力干将？可是，不去翁同龢恐怕什么也别想办，为了变法强国之大局，那就只有委曲求全，于是他还是表了以上的态。

慈禧见光绪答应革翁同龢之职，又进一步提出了她的另一个要求。

“还有两点也请皇帝考虑：今后凡是经我赏赐的官员及补授文武一品、满汉侍郎者，必须前来谢恩；荣禄聪明能干，处事得体，皇帝应重用才是……”

“孩儿遵旨，回宫后著即妥办。”光绪又答应了慈禧的要求。

光绪终于离开了颐和园，离开了使他恐惧的地方。他没有想到“明定国是诏”刚发，慈禧寸步不让，为他所推行变法设下一个又一个的绊索。无奈，为争取变法的成功，他全部答应了慈禧的要求。可是，光绪哪里明白，今日的委曲求全正是明日变法失败的前奏，他太软弱了！

四月二十八日，翁同稣被革职还乡。“谕内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一十八）

同日，在翁同龢收拾行囊离京南下之际，第二道上谕传了下来。“又谕：此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饮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一十八）

四月份总算满足了慈禧的两个要求。五月又继续满足她第三个要求——重用荣禄。先提拔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又授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军政大权一手揽，京畿地区简直成了荣禄的天下。

光绪以为对慈禧的让步妥协会换来她的同情与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而慈禧却始终认为光绪是在打着变法的旗号，力求达到夺取她手中权力的目的。所以，光绪变法越积极，诏令颁发得越多，慈禧就越担心。因此，正当紫金城诏令屡下之际，慈禧与荣禄也正在密谋策划着一场新的宫廷政变：他们决定利用九月天津阅兵之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复行垂帘。

宫廷中的许多秘密往往是难以秘密的。慈禧与荣禄等人的密谋竟然被光绪闻知。真是晴天霹雳，光绪闻此消息真有些六神无主、坐卧不宁。他不能就这么等待囚禁，必须采取紧急的反措施。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秘密召见杨锐，把颐和园的密谋转告于他，令其速速出宫，召康、梁诸人研究对策，力挽危机。临行之际，光绪为慎重起见，又写下了一道密谕令杨锐带出。

杨锐离宫后匆忙召集康、梁诸人，不一会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人聚于康家，杨锐阿众人转述了光绪的口谕，然后从怀中取出了密谕。康有为手急眼快接过了密谕，立即压低声音念了起来。

“变法蠲忤皇太后，位几不保，尔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在场诸人屏住呼吸倾听了光绪的密谕，他们均感事态严重，必须立即采取反措施。可是慈禧、荣禄大权在握，而且京畿地区已牢牢地控制在荣禄手中。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挽救危局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方可，必须选定能够信赖的军帅。袁世凯的小站之兵数量虽少，只有七千人，但素质高，可谓精干强悍。而袁本人又多次表示支持变法，故此他便作为第一候选人。聂士城也倾向变法维新，他被作为第二候选人。为慎重起见，大家又一致认为应选派出“侦探”前往二师驻处作一次实际摸底，然后再确定最后一步如何走。

先派徐致靖劝说受过光绪特恩的王照前往聂土城处，若聂表示真心支持，可以许以直隶总督之职，将其军队调入京师。可是徐致靖迎面碰了钉子，王照不肯冒险。

“你这样怕事，不过是为身家之计罢了，真是辜负皇上圣恩。”徐致靖遭到拒绝后，怒斥了王照。

“见解不能强求相同，我认为让皇上去冒险，于心更不安。”王照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徐致靖碰鼻后，争取聂士城之事告吹，大家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袁世凯身上。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由谭嗣同、徐致靖二人前往天津。谭嗣同、徐致靖受任后马不停蹄直奔天津袁府。袁世凯热情地接待了两位特使，酒席款待自不必说。入夜，他们便在袁府密室进行了秘密会谈。

谭嗣同作了多方游说劝导后，见袁世凯态度明朗，于是便亮出了底牌。

“新政将成，而满员内外阻压，明公苟出而图，我军北洋之位可取而代也。”

“惟朝廷所命，敢不尽死！”袁世凯听谭嗣同话后立即表态。

“荣禄、刚毅实拨弄口舌，挟母后以临天子，今将明公刃，取二人头以谢天下。”谭嗣同明确了袁世凯的任务。

“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听罢袁世凯所言，谭嗣同、徐致靖为之一喜。但丑话还是说在前头好，谭嗣同决定给袁世凯以警告。

“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如入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公，惟公自裁。”

“你以我为何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的慷慨陈词，使谭嗣同、徐致靖为之动心，他们为顺利地完成任务、为能救君难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次日晨，谭、徐二人速离天津回京，对康、梁诸人作了较为详细的汇报。然后转呈光绪。光绪闻知后也感到了快慰，于是便“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五）

八月初一日，光绪召见了前来陛见的袁世凯，他要亲自作一些布置。

“臣叩见皇上。”当太监导袁世凯进见光绪后，袁世凯立即叩头见礼。

“卿自天津而来，一路辛苦了。”光绪向袁世凯问候道。

“谢皇上关照，皇上召见，三生有幸，何敢言苦！”

光绪在对袁世凯表示问候关切之意后，便转入正题，他用严肃认真的面孔低声说道：

“我们的新政是马上要实行了，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是有着生死存亡关系的。不过，我们的皇太后——老佛爷——也许因为不很明了世界大势的缘故，未必能够赞同，所以，现在我们想暂时不使她老人家知道我们有这种计划。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绝对不使任何一个宫监能够把这里的消息传去给太后知道，所有此刻已经伴着太后在园子里的人也一律不准走出来。因为他们一到外面，就立刻可以听到各种消息，回去少不得总要给太后说的。因此之故，我们现在命令你，立刻就调一队兵去把颐和园暂时监守起来，在我们所决定实行的新政没有全部发出之前，绝对不许任何一个人进去，也不准任何一个人出来。（德龄《瀛台泣血记》第276页）

袁世凯毕恭毕敬地细听着，他明白了光绪的全部计划，听完之后，说了一个“是”字便匆匆退出宫去。

此后数日，光绪又二次召见袁世凯。一切布置停当后令其速速行动。接着又加恩擢升其为候补侍郎。光绪确实对袁世凯寄予了重大希望，但他怎能预料希望终化泡影，袁世凯背叛了他，投入了慈禧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