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乱局未了

1政局大洗牌

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军阀间更是如此。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奉在北方由暗斗转入明争，东南方，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准备驱逐长江流域的奉军，这给吴佩孚东山再起制造了机会。吴佩孚兵败后，有日本人劝他弃曹从段。吴却说，关于个人一时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望瓦全也。吴一生以关云长为膜拜对象，所以时时不忘一个“义”字。

1925年10月20日，吴佩孚在岳州发表通电复出，随即在武汉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来觉得十四省毕竟还是格局不大，干脆称为“讨贼联军总司令”；至于此“贼”是奉还是冯，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一般人理解还是指的奉张。吴大帅不甘心局促于湖北一地，决心要夺回他当初开府之地——河南。

吴在汉口查家墩司令部出兵两路，任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令他假道河南，由陇海路东进，直插山东。另一路由寇英杰为主将，由京汉路北上，消除奉军的两翼，即山东的张宗昌与直隶的李景林。两路人马都要通过河南，但河南督办是国民军的岳维峻，他对于讨奉不表反对，所以帮助靳云鹗经过归德（商丘）进入鲁境。但是对于从京汉路经过的一路却敬谢不敏，因为这要通过河南的腹地，是冯玉祥绝对不能允许的。10月28日，岳维峻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吴军假道河南。

再说，孙传芳本来约定岳维峻一起攻打山东，可是岳维峻却不见动静，孙便通电问罪。岳不敢得罪这位直系新星，连忙于11月分兵两路攻打山东。不料，正在进展顺利之时，吴佩孚再次提出假道河南的要求。岳维峻只好将原来属于靳云鹗的三个军还给靳，才解了燃眉之急。

北方局势正在胶着不清的时候，奉军内部发生了倒戈。

1925年岁末，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李景林都曾参与其间。冯与奉张勾心斗角自不待言，李景林本是奉系，为何要介身其中呢？原来奉系军人的地域观念极强，所以直隶的李景林和山东的张宗昌虽然身在奉军之列，却时时有客军之感，便生出另起炉灶的想法。张宗昌与吴佩孚都是山东人，极力与之攀老乡。李景林也和吴佩孚拉上关系，又因为冯军猛攻直隶地盘，李与冯发生了摩擦。李景林终于在12月5日通电讨冯，并与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同时将郭松龄逮捕的奉军将领全部释放。李景林态度的突然转变，对于奉系内部的战争，奉冯之间力量的对比，以及奉直合作的前途，都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吴佩孚被张宗昌的巧言所惑，命令靳云鹗暂缓攻鲁，直、奉有意共同对付冯玉祥。

李景林宣布讨冯之后，冯军索性分南北两路进攻李景林，冯、李两军在京津之间激战，双方死伤惨重。那时的军阀动辄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可是在杨村一战役，就遗下四千多具尸体！在冯军强大的攻势下，李景林于12月24日退往山东。

此时的段政府因为一系列外交问题，被国民所攻讦，为了缓冲舆论，于12月16日任命许世英为国务院总理，吸收了若干冯派与国民党政客。段为讨好冯，任命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鹿钟麟为京师警察总监，甚至想把山东也纳入冯的势力范围。这是冯玉祥势力急剧膨胀的时期。1926年初，冯玉祥所部的第一、二、三军，及郭松龄残部组成的第四军，分别占领了京津，并控制了京奉、津浦两路。

这时的奉张在郭松龄倒戈之后，元气大失。但他极思卷土重来，再次入关，恢复他原来的势力范围。但此时，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无形中构成了一致讨奉的形势，国民军有相当的实力，吴佩孚的残余正重整班底，伺机北上，窥伺京津，以图死灰复燃。所以老张的处境着实堪忧。张作霖最怕的是吴、冯合作，毕竟他们都是直系出身。于是奉张一方面拉拢吴佩孚，一方面鼓动直鲁联军反攻天津。

冯的处境并不顺利。首先，直鲁联军摩拳擦掌在准备反扑；还有因为郭松龄兵败使奉张对他咬牙切齿；而且阎锡山怕他图谋山西地盘，因此对他满怀敌意；再有吴佩孚时时要找他算旧账。更使他头痛的还有内部因为地盘分配问题，引发了矛盾。于是他又祭起“引咎下台”的法宝，一方面转移国内人们的视线，一方面借以消除内部的离心力。

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在廊坊被刺身亡，段祺瑞极受刺激，怕遭到杀身之祸，正准备辞职下野，不料冯玉祥抢先通电下野。冯在下野通电中，一面假惺惺表白自己追求和平的心迹，一面又自相矛盾地表示愿意联合一切力量共同对付奉张。冯为结好吴佩孚，在通电中称他“学深养粹”，希望他忘记过去的恩怨。

这时，全国形势似乎大有和缓之势，奉张有下野之意，段祺瑞的辞职电早已准备待发，吴佩孚也在同时通电表示，结束“讨贼”。于是吴佩孚一时博得各派势力的推崇，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旧直系、奉系、冯系都发来电报，对吴表示拥戴。此时，吴佩孚若是有一点政治家的智慧，哪怕有一点政客的手腕，即使不能根本扭转大局，至少也不致于使之恶化。

2在利益下的联合

张作霖派密使去武汉企图说服吴佩孚与他联手讨冯，但吴最恨出尔反尔，刚刚宣布讨奉，哪里能倒转过来讨冯呢？不料，吴佩孚忽然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军准备联合湘、黔两省夹击武汉。虽然该情报真伪尚未可知，却使吴大受刺激，他忿然作色道：“冯焕章简直不是人，我还能和他们做朋友吗？”便下了联奉讨冯之决心。

吴、奉决定联手对付冯玉祥。1926年1月17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声言，关外由他负责。关内则交予吴佩孚全权主持。1月20日，吴佩孚通电讨冯，斥骂冯玉祥“巧于遁饰，更肆毒谋”。吴早就计划分兵三路进攻河南。一路是去年靳云鹗由鲁西攻豫东；26日，又派鄂军的寇英杰从京汉线进攻豫南；还有一路由刘镇华率镇嵩军自陕东攻打豫西。至此，冯玉祥联吴讨奉的预想全部落空，其属下一片讨吴之声；而张宗昌、李景林、萧耀南、齐燮元等也齐声讨冯。吴将一切置之度外，唯将讨伐冯玉祥作为第一要务。设若吴能够利用形势，并非没有可能再造辉煌。可是吴佩孚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儿，他现在认定冯玉祥是不共戴天之敌，不将其置于死地誓不罢休。

张宗昌又加紧向吴示好，欢迎吴回到山东来。吴正在居无定所之际，居然有人愿意让出自己的地盘，不得不使他大受感动，立即下令靳云鹗停止进攻山东，转而与寇英杰一起对付河南的岳维峻。

靳云鹗由河南东进，攻占了山东兖州，这使准备进攻天津的直鲁联军不敢贸然行动。奉张派人联络靳云鹗，说明吴张已经捐弃前嫌，协力对付冯玉祥，所以靳已没有与直鲁联军作战的必要。靳云鹗立即与直鲁联军停战，并从京汉、津浦两路进攻国民军。1月22日，靳云鹗、张宗昌、李景林在泰安举行军事会议，会后三人还跑到泰山的孔子庙里叩头，结拜为异姓兄弟。

靳云鹗曾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协助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升任师长。可能是有这一段渊源，他心里一直主张联冯讨奉。李景林因为曾参与郭松龄的倒奉之举，即使张作霖没表示什么，但他总怕张来找他的麻烦，所以也愿意与吴联合，参加讨奉。另外，孙传芳也是个坚定的讨奉派。孙、李、靳三人暗中曾与冯军密谋，准备消灭华北一带的奉军、鲁军、晋军。冯军曾于1926年5月发动对晋北的攻势，阎锡山连忙向吴、张求救。吴电令靳云鹗立即前往救援，靳却不予理睬。阎锡山又发现靳、冯之间的往来密电，赶忙向吴举发。这时，奉军也截获了孙、靳、冯秘密来往的情报。于是吴决定解除靳的兵权。

此时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势力如日东升，他们针对北方局势发表通电，对内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对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主张都与吴佩孚的理念并无二致，他马上复电表示响应。为更加透彻说明自己的心迹，他还派特使持函前往广州，除了表白一贯的政治主张之外，特别强调必须讨冯的决心。岂知，冯玉祥已先他一步与广州挂上了钩。但广州方面还是希望吴能够以大局为重，放下个人恩怨，致力整顿国家。吴的特使阴差阳错地阻隔于路途之中，当他把南方的意见带回来的时候，吴佩孚的讨冯之师已经发动多日了。吴与革命竟然擦肩而过。

另外，冯玉祥虽然声称下野，却安排邓宝珊率领二、三两军进攻山东。而河南的国民军、陕军都加入这场混战之中。

国民党鉴于吴佩孚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同盟军冯玉祥，于2月16日发表宣言，声称吴已是革命之障碍，必须全国共讨之，以争取国民会议早日召开。

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对各方都是若即若离，反倒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冯玉祥游说阎，企图与之合作讨吴；吴佩孚也拉拢阎，共同倒冯；张作霖更亲自写信给阎，反复申明冯玉祥就是当代吕布，三姓家奴，必须讨伐之。阎锡山反复权衡之后认为，吴、张联手后实力大过冯玉祥。便决心与他们合作。原来的联合讨奉变成了联合讨冯。

3北方混战

1926年元旦，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一天，冯玉祥通电下野。声称要出国考察。冯将国民军交给张之江统帅，自己去了察哈尔的平地泉静观局势，一方面密切与苏俄和中共方面接触。实际上，冯军布置于近畿与京奉沿线，冯在幕后操纵一切。吴佩孚则通电收束“讨贼”的军事行动，尊重宪法，安民以政。

再说吴佩孚攻豫的三路人马。寇英杰率领的鄂军久攻信阳不下，吴不得不令他绕过信阳向北进军。靳云鹗进展顺利，先后攻占豫南、豫中，3月4日，寇英杰与靳云鹗在郑州会师。同时，豫西、豫北的国民军也都被赶出境外。

吴的战绩似乎还算不错，却因此造成内部的瓦解。原来吴佩孚曾经许诺，他的三员大将，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早晚都能做上督办。萧耀南于2月暴卒，留守武汉的陈嘉谟顺理成章地做了鄂督。当初靳云鹗攻鲁时，吴许之以鲁督；寇英杰攻豫时，许之以豫督。可是现在张宗昌成为吴的同盟军，吴不便剥夺其鲁督的位置。靳云鹗攻豫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吴佩孚却将豫督给了寇英杰，只让靳云鹗做河南省长。靳云鹗咽不下这口气，辞省长不干，吴佩孚只好又给他加了一个“讨贼联军副司令”的头衔，这才将事情摆平——想起来，这些军头们行事简直像是小孩子。

1926年2月初，直鲁联军由德州北上，分两路向国民军发起进攻。中旬，李景林先后占领津南许多县城，并与冯军展开拉锯战。声称出国的冯玉祥一度回到张家口，指挥调度军队。

3月1日，张宗昌派遣毕庶澄率领其渤海舰队载陆军六千人，登陆大沽口，支援直鲁联军在近畿的战斗。冯军经过苦战，击退渤海舰队，封锁大沽口，禁止一切船只进出。遂引起外交使团的抗议。第二天，冯军只好撤除封锁。不料，3月12日，日本舰只与冯系守军发生交火，互有伤亡，八国公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道歉、赔款等无理条件。

3月18日，北京学生在国共两党联合支持下游行抗议外国干涉，并驱逐段祺瑞下台。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有47名学生被杀，更加引起舆论的愤怒。事先并不知情的段祺瑞闻知后赶来，面对死去的学生长跪不起，并立誓从此茹素，以示忏悔。次日，段政府逮捕了徐谦、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等国共两党党员，但段祺瑞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完结了。据说，游行队伍中有冯军加入，鹿钟麟身为警卫司令竟然坐视不管。20日，国民军通电休战，奉军趁机占领滦州、唐山等地，直鲁联军进入天津，靳云鹗进驻保定。处于窘境的冯玉祥真的去苏俄，寻求军事援助去了。

此时，仍在北京的国民军感到最大的威胁来自奉军与直鲁联军，仍希望联吴以摆脱当前的困境。为了讨好吴佩孚，冯军准备去除段祺瑞，释放曹锟。4月9日，鹿钟麟率兵包围了执政府，准备以金佛郎签约、屠杀学生、挑拨战争等罪名囚禁段祺瑞，以此来向吴佩孚表示悔罪。但是段祺瑞事先得到情报，闻风而逃到了东交民巷。鹿钟麟便跑到延庆楼将曹锟释放出来，并且通电欢迎曹恢复大总统职位，又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政，并答应全体国民军听从吴大帅的指挥。在迎吴通电中，一改以往态度，吹捧吴是“命世之才”云云。这番举动自然是曹锟求之不得的美事，连忙打电报给吴，让他尽快北上。

可是，吴佩孚偏偏不要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回答鹿钟麟的电报中，竟有“恨不得食汝之肉，寝汝之皮”之句；并且命令全体国民军“全体缴械”。吴的部属都为失此良机而不解，吴却有自己的理由，既然答应与奉张合作，就不能违背诺言；更重要的是，冯玉祥有赤化的危险——他去苏俄就是一个明证。其实那时候人们对于所谓“赤化”的认识极其肤浅，例如甘肃有个张兆钾，他发了一个讨赤通电响应追随张作霖、吴佩孚，其讨赤檄文称“私自招兵，此赤化一也……信仰基督，此赤化三也……”等等，被人传为笑柄。

当时，军阀势力很大，张作霖有军15万人，张宗昌部12万人，吴佩孚和靳云鹗部13万人，阎锡山部5万人，共计45万大军。而冯玉祥领导的国民第一军有5万人，驻扎在京北察哈尔、绥远两省22县；国民第二军有15万人，驻扎在河南；国民第三军有2万人，驻扎在陕西；一共才有22万人。比联合起来的各系军阀人数少一半还多。但是国民军也有它的优势，第一，有苏俄的帮助。苏俄派遣的以普里马科夫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援助冯玉祥制定军事战略，组建装甲车兵，训练骑兵等。第二，冯玉祥军队纪律严明，不准抽烟、酗酒、赌博，不准欺负农民。他们的口号是“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

3月，张学良、韩麟春已率领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入关，向天津进发。同时，直鲁联军从津浦路北上，阎锡山出兵邢台，扫清了吴军北上的障碍。张学良与直隶联军会师天津时，吴军先锋由京汉路北上。

4月上旬，直鲁联军向尚在北京的国民军进攻，双方激战于黄村一带。由于国民军第九师的倒戈，加之吴佩孚拒绝与冯联手，国民军决定缩短战线。4月15日，鹿钟麟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事前还向北京银行公会勒索了二百万退兵费。当天段祺瑞自东交民巷返回复职，而曹锟却住进东交民巷的旅馆。老段复职后，打算联张讨吴，却得不到奉张的响应。盘踞在京津一带的国民军向南口撤退，准备据险扼守。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军、直鲁联军及吴军都向北京疾驰而来。当三支队伍来到北京，并划分好了驻军防区之后，却没有一派支持段祺瑞继续任他的“执政”。19日晚，段祺瑞在任命胡维德署理国务总理后，通电下野。4月20日，段祺瑞离开北京，黯然下台，结束了仅有半年的临时执政生涯。那个一心梦想重当总统的曹锟观望了一阵，没有见到希望，只好失望地搬到西郊“静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