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1865—1936），作为一个旧式军人，善政不多，但其为人清廉如水，不爱敛财，更不用人唯亲。因此他在当时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何尝不是有史以来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直到他续弦娶了袁世凯的义女张氏，才接受了袁送给他的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他在这栋房子里只住了两年。

段祺瑞大权在握，却从来不收礼，只是遇见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却之不恭时，才会在礼物中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悉数退还。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汉奸的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一架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段祺瑞的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段祺瑞一早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7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被黎告上法庭，此事足以说明段祺瑞的囊中羞涩。

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段祺瑞身边，因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所以文化水平不算高。不少人劝段祺瑞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段都没有答应。他的胞弟段祺甫来京求大哥给自己找个官做，段祺瑞也是一口回绝，给了他一些钱回去做买卖。

段祺瑞一下台，窘迫立至，为了节省开支，他一改不管家的毛病，亲自过目家中每日的账目。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天津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廉价住宅，连平日仅有的娱乐打麻将也免去，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公馆的规模缩小了，厨房里人少了，当差打杂的加上看门的，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每人屋里三四个老妈子都压缩到一两个。直到后来，除留下继妻张氏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多亏段祺瑞的一些老部下自愿轮流为段站岗放哨，帮助处理些杂务，这才使得公馆中不至于到了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老段暮年时胃病发作，家人劝他开荤，增加营养；被他严拒，说：“人可死，荤不可开，我已承诺终生忏悔，不可变改。”

段在弥留之际，心系国事，留下亲笔遗嘱，向国民政府提出为政“八勿”，作为国家的“复兴之道”。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4吴张联手

此时，吴佩孚与张作霖乃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位最有实力的人物，1926年5月18日，张作霖电邀吴佩孚在京会面。

其实，吴、张二人仍有不小的分歧。吴打着“护宪”的旗号，准备恢复曹锟时代的宪法，这样必然要恢复曹锟任命的颜惠庆内阁。而张作霖当初起兵反对曹锟贿选，颜惠庆曾下令讨伐奉系；若是承认颜内阁，无异承认自己当初的起兵为叛逆。可是，他与吴曾达成“关内吴，关外张”的约定，只好声称自己不干涉。

为了会面时不至于发生当面争吵的尴尬场面，吴张双方先由代表会面协商。由于双方各有英美和日本为后台，会谈中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王士珍、赵尔巽两位北洋元老出面调停，又有孙传芳通电支持吴佩孚，张作霖才同意暂时由颜内阁摄政。但5月12日颜内阁宣布就职后，奉系阁员拒绝入阁，说明奉张并非不干政。实际在军事上，吴奉也并不合作。原来双方讲好，奉直两军都不进驻北京，北京治安由王怀庆为卫戍司令，可是4月22日，张宗昌的鲁军开进北京，大肆发行奉票，使北京商民叫苦不迭。

此时，段祺瑞已经下台，颜内阁成为光杆司令，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国民军在南口枕戈待旦，张作霖一邀再邀吴佩孚北上解决时局。

直吴与奉张手下的将领对奉、直联手讨伐国民军始终采取保留态度。此时，直军方面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伺机夺取山东；靳云鹗在保定按兵不动，准备伺机率兵进娘子关，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地盘。奉军的李景林曾因暗中支持过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在孙、靳发兵后，回师天津截击入关的奉军。5月18日国民军发动攻势，至30日，雁门关以外的要地，尽为国民军所有。吴佩孚得知这一情况后，始于5月26日动身北上。30日，路过石家庄时，阎锡山赶来欢迎。阎唯恐吴、冯合作，将他的山西吞掉，竭力诋毁冯玉祥，说他生有反骨，最不可靠。为了联络感情，抠门的阎老西儿还赠送吴五十万元的军费。

吴在石家庄以靳云鹗逗留保定、顿兵不前、虚靡军饷、贻误战机等理由，下令免去其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等所有职务，后来似乎觉得有些过分，又任他做陕西督办。靳云鹗乃是吴手下最有功劳的战将，因为联奉及任命河南督办等问题与吴发生摩擦。此前，国民军猛攻大同，吴令靳云鹗前去救援，但靳在保定按兵不动；奉张以为吴与冯又有新的协议，颇为怀疑吴的合作诚意。吴痛斩一臂就是为了联奉讨冯。吴的部下有人对此感到不安，问道：“大帅这么办，还到保定去吗？”吴斩钉截铁地答道：“去！”于是专车向保定驶去。当专车到达保定时已是晚间，可是保定城里却是一片漆黑。吴的手下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吴仍不动声色，继续前进。直到专车进了保定，电灯才大放光明。靳云鹗率部下全副武装地在车站迎接。原来，靳的手下见吴不听他们的意见，计划将吴杀掉，所以停电准备下手，由于有人力劝，才临时改变主意。

吴到保定之后，冯方还派来代表，仍希望吴能收编冯部，共同讨张。有人想通过曹锟来劝说吴。不料，曹锟也极为痛恨冯玉祥，说：“没有我曹锟，哪有冯玉祥这小子！我要是在位，冯玉祥就应该赐死。”吴、冯合作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断绝了。吴佩孚尽管不同意曹锟复任总统，还是安慰他道：“总统不用着急，等我把北方扫平，就出师湘岳。那时大局已定，大总统，您不干，也得让您干。”

6月28日，吴、张终于在北京会面，在怀仁堂举行了会谈，只谈了30分钟即匆匆结束。其实二人所要谈的问题早已在幕僚们的预备会议上面都已解决了。会谈之后，吴就回长辛店临时行辕去了。第二天，奉张即令张宗昌将李景林缴械，逼他下野。

张之江、鹿钟麟谋与吴佩孚合作未果，遂退守南口，准备移向西北。吴、张会谈中决定用兵南口，讨伐冯玉祥，妄图彻底消灭国民军。吴张商定，由吴佩孚统一指挥关内的奉军与直鲁联军，其实是奉张想看吴的笑话。奉吴联军遂在南口与国民军遭遇。南口正面由吴佩孚部主攻，此时吴佩孚手下已无可用之兵，所以久攻难下。7月初，直鲁联军与奉张会攻南口，冯军第十师刘汝明部苦苦支撑。7月下旬，在苏俄已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打电报给冯军将领，告诉他们，南方正进攻两湖，开始北伐，要求他们坚守南口，牵制住吴佩孚。奉军在国内战争中动用了飞机、坦克，仍不能攻克国民军阵地。这时，又有奉军的吴俊升及晋军阎锡山的配合，国民军不得已自南口撤退，8月15日，国民军退入绥远，以后再转入陕甘。身在苏俄的冯玉祥携带着450万卢布兼程回国。于9月16日抵达绥远的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加入国民党的北伐行列。

南口之战，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场大战。在这次战争中，奉、直两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扼制国民军势力的不断扩张，冯玉祥的国民军缺少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终于不敌，最后在奉、直、晋的联合围攻下，国民军惨遭失败，退往西北。从此，北方各省便完全陷入奉、直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二湖南引发北伐

1唐生智赶走赵恒惕

吴佩孚之所以迟迟未能北上与张作霖会面，是因为湖南又出了变故。

湖南自1923年赵恒惕主政之后安定了一阵，赵一心顾及湖南省政，发展经济建设，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绩。赵恒惕重新整编的四个师中，唐生智任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驻防衡阳，是当时实力最强之师。保定军校的老校长蒋百里对这个学生也另眼相看，称赞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暗示湖南有相当的军事潜力。

唐生智（1890—1970），湖南省东安县人。生于官宦商人家庭，父亲唐承绪在东安办过天锡矿冶公司，也曾任前清湖南盐务署长和民国县长、湖南实业司司长。1908年春，唐生智考入湖南陆军武备学堂（陆军小学）第一期，1909年升湖北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并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唐生智在陆军中学毕业后，被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0月，辛亥革命爆发，唐生智邀几个保定同学南下上海参加革命，1912年唐生智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二连学习，因学习成绩优异，成为校长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湖南西南有一处叫洪江的商埠，是鸦片等货物的集散之地，驻扎在此地的军队都赚得钱包鼓鼓，自然是人人见到都眼红的地方。赵恒惕派第三师师长叶开鑫驻防洪江，引起了唐生智的不满。1925年冬，三十几岁的唐生智向赵提出要和叶开鑫换防。赵觉得难办，因为叶与唐都是他的下属，并无厚此薄彼的理由，便找人劝说唐生智。此时唐生智身边有号称半仙的顾和尚，他不断地为唐占卜算卦，结果总是不应久居人下之类的挑逗性话语。这些都刺激得唐生智雄心大炽、豪气冲天，渐渐地不听赵恒惕招呼。

那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消灭了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地方军阀，统一广西；在联省自治、保境安民风气正浓之时，受到各方瞩目，人称“新桂系”。于是川、湘、黔诸省纷纷派人观摩学习，湖南赵恒惕也派叶琪前往参观。叶琪是广西人，与唐生智本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关系很是不错。其实，赵恒惕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就是希望广西与湖南统一政治立场，即联省自治，互不侵犯；同时也有共同对付广东的意思。那时，广东政府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聘请苏俄顾问，因此引起全国各方的疑虑。所以叶琪一到南宁，便责问李宗仁，为何要和广州的共产党合作。李宗仁回答他：“我们国民党有自己的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实行共产主义呢？”叶琪在广西亲眼目睹了革命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景象，反而被革命感化。广西方面乘机制造舆论，宣称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拉唐加入革命阵营。

1926年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到梧州，与李宗仁等商讨两广统一及北伐问题。叶琪会晤了汪、谭之后，又于1月下旬前往广州，广西方面更为大事宣传，称唐生智代表与两广有了联络。

此时唐生智决心驱赵，为求稳妥起见，唐通过蒋百里在吴佩孚面前说项，希望吴能谅解他的驱赵行动。吴佩孚本想利用唐生智来分化赵恒惕的部下，可是经叶琪广西一行后，对唐疑虑重重。此时吴正在忙于对付南口的冯军，所以表面上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实际上是等唐驱赵成为事实之后，再以犯上的罪名讨伐他，从而收一石二鸟之效。

赵恒惕面对咄咄逼人的唐生智，以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金光明法会为名，邀唐到长沙参加法会，准备乘机除掉他，被唐生智识破，遂于3月初集中军队迫向长沙，唐生智还电请广西李宗仁派一个旅在湘桂边境声援自己。3月8日，唐向赵恒惕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长沙。赵恒惕自知不敌，12日宣布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军务司长，自己“因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依照省宪规定，所遗省长职务，着由内务司长唐生智代理”。13日赵恒惕离长沙北去，16日唐自衡阳到长沙，25日就任湖南代理省长。唐生智掌权后很多人不服，这让他恼怒异常，于是开始先清除异己。唐借开会之机，拘押了第二师师长刘铏，杀了保定军校校友张雄舆、文人肖培楷，解除叶开鑫的职务，并派第四师骑兵旅旅长何健向叶开鑫部进攻。唐生智的这些“新政”，激怒了叶开鑫、贺耀组等，他们便起而抗击唐生智。唐叶战争爆发。3月25日，广州政府派陈铭枢、白崇禧来长沙和唐生智联络。3月27日，唐生智军进入岳州，叶开鑫退湖北。

2李宗仁促成北伐

再说，唐生智在湖南的所作所为，大出吴佩孚的意外。赵恒惕和吴佩孚颇有交谊，吴听到赵恒惕被唐赶走，恨恨地说：“都是省宪闹的。”他能够容忍赵恒惕的自治，却不能容忍唐生智与广州政府的勾结。而且两湖本是他吴大帅的发迹之地，岂容唐生智挑战他的权威，于是，他派其心腹战将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主持对湘防务。此时吴佩孚尚未北上，唐生智尚不敢对其有过分的表示，遂派代表向吴保证，将继续维持自治的局面。吴威胁唐说，他的军队虽然准备北上攻打国民军，但是也可向南用兵，打唐生智；接着令唐退出岳州，不得与广州发生关系。

不料，唐生智初生牛犊不怕虎，公然向吴大帅叫板：“湖南非作战之好战场，湖南伢子也非好惹之人，吴大帅胜我不足为荣，我若胜大帅可一举成名。”唐生智之言很有道理，证诸历史，两湖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谁想染指，都会惹来一身麻烦。而在当时，湖南是广州政府北伐最大的一道障碍，也是北方军阀“讨赤”的前沿阵地。

吴佩孚执意要将唐生智赶出湖南，于是便面临了两面作战的局面，这是任何人都能看出的绝境，他却不以为意，大概他太陶醉别人恭维他的那顶“常胜将军”桂冠了。吴佩孚的军师张其锽力劝吴放弃过问湖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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