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28日下午，直奉两军开始接触。初期，直军接连失利，损失颇重。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布置，并于5月1日至琉璃河指挥战斗。采用诱敌深入的计策将西路奉军击垮。战争中各战场都有连带性，一方面的失败会影响其他方面，果然西路奉军的溃败致使东路、中路奉军一路垮了下来，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一直退到山海关。只有张作相部保持一支较为完整的队伍撤退出来。之后，双方又在山海关一带又有所接触，奉军凭借九门口天险抵抗追击的直军，但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强弩之末的奉军很快又被直军击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又怕后方有变，急忙托人请英国公使及住在辽宁的传教士代为斡旋停战。6月20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军缴获枪支八万余支、各种大炮二百余门，战马近万匹。

3徐世昌下台

徐世昌是北洋系中有名的“琉璃蛋”、“活曹操”，惯于玩弄手腕，平衡各派势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初，靳云鹏与直系走得较近，徐便利用奉系势力打压靳内阁，以抑制直系。后来他听说，奉张联络孙中山，邀粤军出师北伐，攻直军之背，应许将来广东非常国会北上，举孙或段为大总统，又连忙向直系示好而疏远奉系。

吴佩孚早就对徐世昌利用各派矛盾，制造摩擦，坐收渔人之利感到极端厌恶。吴虽然是个军人，但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早在衡阳驻军之时，他就与西南方面有联络，准备取消南北两政府，而另组第三政府。

直奉两系虽然为了实现在自己主导下的全国统一而争斗不已，但有一点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要把徐世昌从总统的位置上挪下来。

直皖战争结束后，全国舆论也都认为徐世昌乃是统一的障碍。此时，吴佩孚对于奉、皖、孙联合新旧交通系围攻直系不能坐视，便联络一些倾向直系的人士，提出恢复旧约法，促成黎元洪恢复总统之位（因为黎的总统任期尚未到期），维持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全国，实现和平；同时也使南方的护法没了着力点。吴佩孚本来与西南各派有旧交，所以他这一想法得到陆荣廷、唐继尧，以及广东陈炯明等人的赞成。直系统兵将领也纷纷通电，要求以恢复法统为前提，孙、徐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国会方面也认为，依照临时约法，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所以1917年黎元洪解散国会实为非法，因此1918年选举的安福国会也是非法，徐世昌是个伪大总统，自然应该下台。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万般无奈之下，宣布辞职，回天津隐居去了。

这时，奉军落败已成为事实，张作霖已被免职。于是直系派人迎请闲居天津的黎元洪复位。徐世昌自然不愿意痛快地离开，还想观风待变。吴佩孚指使属下发表通电，请他“敝屐尊荣”，及早退位。回想当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时，冯国璋也使用了“敝屐尊荣”逼他退位，如今历史重演，真可谓循环不爽。

直系在打败皖、奉两系后，内部却发生了分裂。

证诸历史，政治巨头的恩怨往往由于身旁小人的构煽，直系的分裂也是如此。当初徐世昌下台之际，曹锟左右有意拥立曹大帅取而代之，曹锟与吴佩孚商量，吴却说：“现在咱们是婆婆，等当了总统，就成了儿媳妇了。各省说别的不听你的，就知道找你要钱。有这钱，咱们不会把自己的队伍训练好么！”所以吴佩孚主张先恢复1917年的国会，重申旧法统，使广东护法政府失去借口。而要恢复旧国会，必然也要恢复黎元洪的总统地位。曹锟虽然最终同意了吴的意见，却在心中留下阴影。有些平时对吴不满的人，如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阎锡山等人趁机竭力撺掇曹当总统。为此直系有了洛派、保派和津派的分野。

徐世昌下台的同一天，直系的人奔走于天津黎宅，请他去京就任大总统。但是皖系和广州都不同意黎复位，认为缺乏法理根据。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们满心希望重登总统宝座，却又不想做直系的傀儡，便提出“废督裁兵”作为复位的先决条件。当时，人民厌恶战争，所以“废督裁兵”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要求，曹、吴等直系实力派也不得不随声附和。其实，他们何尝会尊重法理，不过是应付各派的托词罢了。傲视天下的军头们岂能容得黎元洪一再拿乔？果然，在吴佩孚一声恐吓之下，黎元洪乖乖地于1922年6月11日进京赴任。

黎元洪对曹锟一直怀有戒心，因为曹就是1917年逼迫他下台的督军团中之一员，而且现在各省军阀中，曹的势力最大。加之曹锟近年来搜刮民财，声名狼藉，民愤很大。而吴佩孚一向标榜爱民，不贪财，不卖国，很受百姓的拥护。于是黎有了以吴代曹的想法。内阁成员中一些亲吴之人也认同这个想法，便秘密进行此计划。不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被人透露给了曹锟，不但使曹痛恨黎元洪，也使曹吴之间的隔阂愈加扩大。

曹锟本来就愚钝，加之周围小人的浸润，便对吴佩孚有了看法。正好在组阁的问题上，曹锟对内阁中都是由吴佩孚的洛派把持不能容忍，身边宵小又从中挑拨，说他要总统自为。于是保定方面不再记恨皖、奉的宿敌，却把吴佩孚当成了唯一的敌人。

曹锟为了尽快当上总统，企图策动议员玩弄“先选后宪”的把戏；同时保派政客也有以政治手段或军事手段驱赶黎下台的想法。黎元洪偏偏不识相，恋栈不走。冯玉祥策动军人以索要军饷为名，包围总统府，甚至以断水断电的手法，扬言不发军饷则自由行动，向黎大总统耍流氓手段。1923年6月，吴支持的张绍曾内阁倒台。吴佩孚本打算利用黎元洪实现他武力统一的政策，但黎并不为他所用，颇为失望，所以乐得他下台。黎在曹、吴的逼迫下，于13日逃离北京，准备躲到天津租界家中。不料，直隶省长王承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率领士兵千余人在天津北站拦截黎的火车，逼他交出总统印信。从下午5点直到晚9点多钟，才将黎元洪放走。因天气炎热，使身体肥胖的黎大总统血压升高，几乎晕过去。

这次黎元洪冯妇再为，整整做了一年的总统。

4曹锟贿选

直系一战胜皖，再战胜奉，控制了黄河、长江流域；又极力经营着川黔、两广地区，可谓是天下版图过其半矣。曹锟自清末以来，历任军旅高官，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积累下一笔可观的财富。他的几个兄弟倚仗着曹锟的权势，予取予夺也都成了富家翁。于是，曹锟不再满足于督军、巡阅使之类的诸侯，他想当个大总统过把瘾。手下一群帮闲自然体会他的意思，而且也想水涨船高，往上高升一步。

曹锟是军人出身，对政治所知有限，仗着财大气粗，在一伙幕僚政客的鼓吹下，便玩儿起了贿选的把戏。他手下的心腹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及在国会内的爪牙吴景濂等四处活动，为他拉人、买选票。

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笔意外之财。1923年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更加大把地撒钱。10月5日，举行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为凑足法定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可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与之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经过吴景濂左拉右扯，将议员人数凑够，下午4点，曹锟终于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被人称为“罗汉”，也有人骂他们是“猪仔议员”。10月9日，孙中山下令讨伐贿选总统曹锟，并通缉贿选议员，再次北伐，下面再说。

曹锟以贿选的方式上台，自然不会有什么德政，但是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

曹锟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布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支持国会制宪是曹锟在贿选之前与国会多数派达成的协议。曹果然没有食言，在10月10日国庆节就职当天，也就是宪法通过后的第二天，就正式宣布颁行宪法，历经十年风雨的制宪大业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单就内容而言，这部宪法注重对民国建立以来宪政制度实践经验的汲取，特别是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遵循联邦制度原理，在政治、行政、财政等方面，尝试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合作关系，创设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后来有学者认为：“就该宪法本身而言，它综合体现了西方近代宪法理论和宪政原则以及中华民国十年共和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立法经验。”

依照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由于其在责任内阁制度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所以这种政体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经常引发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冲突，人称府院冲突。此前北京政府领导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均概莫能外。然而，曹锟却是一个例外。他在登上总统宝座以后，并没有执着于大权独揽，而是按照责任内阁制度的规定，赋予总理相当大的行政实权。曹在一年任期内先后任命过四任国务总理（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孙宝琦），基本上能够做到府院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此间内阁的倒台往往都是派系党争的结果。

那时曹锟真的不愿意干预政事，因为他正忙于享受呢。他一贯的作风就是万事都交给吴佩孚去做，他天天在总统府里，和过去的朋友聊天、抽烟、打牌、玩女人。洛阳方面对曹锟很有意见，本来就把李彦青、王毓芝、陆锦称为曹身边的“三竖”，曹当了总统后，又有了“光园九子”，指的是：冯玉祥、王承斌、熊秉琦、王坦等人。

议会政治在北洋时期命运多舛，第一届民国国会先后两次遭到非法解散。1922年8月，正是在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支持下，国会得以第二次复会。这一届国会复会后存在时间最长，历时两年多。总的来说，此时国会由于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已经呈现出衰亡的迹象。但是在曹锟执政期间，国会仍然以临时会议形式存在，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功能。而曹锟也比较尊重国会的立法权，即使是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与国会产生意见分歧，一般也只是采取协商方式，并在必要时作出妥协与让步。1924年元旦，考虑到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曹锟政府还正式颁布下届众议员改选令，规定各省众议院议员在4月中旬举行初选，5月中旬举行复选。民初宪政最后的不幸中断，主要是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否则以曹锟等直系人物坚持宪政制度的政治立场，有可能将宪政体制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下去。

曹锟在外交事务上，特别是在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谈判中的表现，非常值得一提。苏联成立后不久，曾在两次对华宣言中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一切特权。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巩固，在外蒙问题上却不愿公开承认中国的主权，致使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停顿。曹锟当选总统后，立即任命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重启中苏谈判工作。在经历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后，王正廷未经北洋政府的同意，擅自与苏方代表加拉罕妥协，于1924年3月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草案》。草案在涉及外蒙的条款中，给予了苏方一定的特权，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国家利益。北京政府在获悉草案内容后非常不满，认为王正廷的行为超出了授权，属于严重的失职。外长顾维钧将内阁关于草案的反对意见呈交曹锟，曹锟很快同意了内阁的意见，并下令停止王正廷督办中苏交涉，由外交部来接任。曹锟的这一决定立即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对，加拉罕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4时内接受原先的协议，那么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是曹锟不为所动，坚定地支持顾维钧的正确意见。后来苏方被迫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中苏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直系大将吴佩孚相似的是，曹锟也是一个支持中央集权的武力统一论者。但是由于实力不逮，以及忙于对奉系张作霖的备战，他对当时日益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只能持容忍态度，放任自流，这样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自治运动的蓬勃发展。联省自治运动高潮期正好出现在曹锟执政期间，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联省自治运动获得了极快的发展。

此外，曹锟对专业人才亦相当重视与尊重。时任外长的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曾提到曹锟在召开内阁会议时，强调顾总长办外交有经验，反对其他直系人物干涉顾的人事任命权。为此，顾给曹锟很高的评价，认为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北洋时代另一位著名职业外交家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自然这评价同样适用于曹锟。而颜本人就颇受曹锟的重用，在其总统任期内先后出任过农商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

从曹锟的种种执政表现可以看出，同样是军阀，曹与袁世凯、张作霖的风格截然不同。袁、张同属崇尚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习惯于军人独裁统治，对宪法、国会缺乏兴趣。曹锟的执政方式却是比较温和，也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正如他在当选宣言上所说：“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虽然曹本人并不一定真正明了宪政法治的要义，但是至少在短暂的一年任期内，他还是基本遵守了自己当选时的诺言，基本上是“逆取顺守”，这一点是后人在对其作历史评价时所不能忽视的。

5江浙战争

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12日，卢永祥发表通电，不承认曹的总统地位，并声称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筹措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与卢永祥矛盾更深，终于触发了江浙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