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宣布***，逮捕共产党，是为“马日事变”。共产党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惩罚“不法军官”，被拒绝；国民党认为共产党过于嚣张，两党的蜜月期接近完结。恰在此时，被斯大林操控的第三国际认为武汉国民党不可靠，密令共产党自组“工农革命军”，准备取国民政府而代之。但这个密令被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易于5月31日透露给汪精卫，其本意是希望汪精卫站在共产党一边，抛弃国民党。汪看了大吃一惊，决定挽回危局。6月5日，武汉方面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驱逐其回国。

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清洗政府和军队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即所谓“武汉分共”。

既然宁汉都已清除了共产党，似乎联合起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其实不然。因为国民党内缺乏一个足以号召众人的领袖。孙中山逝世后，汪、胡、蒋三人成为重要人物。但是汪精卫虽然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且又满腹诗书，口才便给，颇能迷惑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但他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一事当前，不是躁急冲动，便是狐疑不定，而且往往不择手段，不顾信誉。国民党高层每讥其为“伪君子”、“花瓶”，可知其为人。蒋介石则出身沪上的黑社会，一贯以权谋诈术为能事，以此御下，足以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攀附之徒却为之蚁集。在蒋的领导下，一个革命政党蜕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其最后的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胡汉民，确是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器量狭隘，恃才傲物，待人接物时往往言辞尖刻，不留余地，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因此给人尊而不亲之感。人们评价他做循吏则可，做领袖也难。

在这种形势下，使人有疏离则易、集聚则难的感觉。国民党在北伐之中就陷入离心离德的尴尬局面，直至二十年后逃离大陆，可谓是事出有因的。

4新桂系异军突起

1927年夏天，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可以用“天下大乱”几个字来形容。在政治上有三大势力主导中国：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革命政府，奉张主导的北京的国民政府，由苏俄支持的共产党尚有可观的势力。

南方的两个国民革命政府虽然都表明了***的态度，但分歧仍未弥合。蒋介石、汪精卫的德才都不足以服众，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新桂系势力趁机以第三势力面目而崛起，同时唐生智挟汪自重，也充当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北方的冯玉祥看到北伐军内矛盾重重，也自作打算。在南方各派之间纵横捭阖之间，又一个山头崭露头角，即窥测在旁的阎锡山，他虽然低调，谁也不得罪，但是也筹划于胸，蓄势待发。反赤联军方面，张学良倾向在反赤铲共一致的政治基础上南北罢兵言和，但是孙传芳不甘心放弃江南，不愿意停战，张宗昌已经手握重兵三四十万，是奉系中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他力挺张作霖主持中国政局。

1927年5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攻克洛阳后继续沿陇海路东进，指向郑州，30日克郑州。6月1日，奉军全部撤过黄河，黄河以南为冯玉祥军队控制。6月4日，唐生智指挥的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北伐军到达郑州，6日，汪精卫率领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张发奎等到达郑州，静候冯玉祥。冯玉祥于10日抵达郑州，受到汪精卫等人的隆重欢迎。武汉政府如此纡尊降贵也是不得已，因为他们要借重冯玉祥来对付蒋介石。汪精卫政府将豫陕甘三省政治分会主席和河南省主席的名分都给了冯玉祥，同时决定，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的军事交由冯玉祥负责，武汉军队一律南撤，一方面防备共产党，一方面准备“东征”，解决南京的分裂局面。

可冯的小算盘打得也很精，他反倒与蒋介石发生了联系。

6月17日，蒋、冯在徐州会面。原来蒋介石也希望冯能够与其共同对付武汉，为此还赠给冯六百万的军费。冯玉祥虽然心里偏袒蒋介石，但表面上还是保持中立。他还极力调和宁汉双方，希望宁汉合流，抑制共党，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做了河南省主席，扫荡河南境内的奉军，8月初，河南基本肃清。

6月23日，李宗仁、白崇禧继续挥师北上，数日间克复鲁南一带。

7月间，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即一面对付共产党，一面对付蒋介石。汪的追随者有武汉的张发奎、唐生智、湖南的谭延闿、江西的朱培德等。武汉方面的唐生智率军向长江下游移动，准备“东征”。蒋介石也曾多次主张讨伐武汉政府，但被李宗仁劝阻，李坚持继续北伐。实际上，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他暗中是拥护汪精卫的。早在北伐之初，蒋介石就在分配枪械等问题上，厚此薄彼，引起李、白等人的不满；后来在政府北迁问题上，李也是支持武汉方面的。李宗仁之所以不愿意西征，一方面顾及北方的强敌，一方面也是想在平衡诸方力量的同时，逐渐培育自己的实力。

汪精卫又因武汉乃四战之地，想去广东另辟根据地，遂派张发奎率军取道江西回粤。蒋介石急令李宗仁撤回。正当唐、张军队向东移动之时，武汉的国共两党关系愈加紧张，终于发生了“分共”事件。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三十五军军长何健都变态反对共产党。7月13日，中共中央声明，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一律撤出。7月16日，汪精卫发表声明，指责共产党破坏联合阵线，并解除了政府中共产党员的职务，国共正式决裂。8月1日，张发奎属下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师师长叶挺、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在南昌发动起义，即“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退往抚州，武汉军张发奎进入南昌，并继续向南追击起义军。在广东的粤桂军进驻赣南，阻挡起义军进入粤省。此时的中共势力损失极大，只能以暴动形式向国民党进行反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屡挫屡战之下，中共武装逐渐壮大，使中共有了与国民党抗争的基本力量，走上武装割据的道路。

5北伐军败退

宁汉双方正积极备战之时，7月14日，冯玉祥提出召开开封会议，以解决党内纷争。24日，武汉方面回电表示，汉方已经清党，并同意将中央迁往南京，呼吁双方休战。8月3日，汉方又致电冯玉祥，提出“南讨共党，北伐奉鲁”的主张。冯玉祥则主张召开四中全会以解决党内问题，而军事方面则坚持完成北伐任务。此时，宁汉已有合作迹象，不过这中间，冯玉祥成了最大的赢家。

蒋介石“清共”之前，曾与孙传芳有过接触，希望他改悬青天白日旗，许诺封他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由于此时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合作，遂没有与蒋达成协议。孙传芳趁北伐军撤出鲁南地区之机，配合直鲁军反攻，于7月24日，攻陷徐州。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好不丢脸。

蒋介石曾试图与汪精卫和解，但汪觉得自己操控了局势，乃拒绝了蒋的建议。新桂系也并不支持他，所以蒋在党内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内外交困之中，蒋急于拿回徐州，好为自己争回一点面子，便于7月25日亲临战场。蒋介石并不善于指挥战斗，在徐州前线中了孙传芳的诱敌深入之计，终遭全线溃败的下场。8月6日，蒋介石仓皇而逃，回到南京后，将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当作替罪羊枪毙，以遮羞脸。

8月12日，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定下野，去上海暂时躲避党内政争。外界哄传是李宗仁等逼蒋下台，新桂系则一再表白没有此事。一时间，沪、宁一带人心惶惶，蒋系官员纷纷请辞，南京政府似乎大有支撑不住之感。但是蒋介石这样的政治人物离开了政治，也就没有了饭碗。所以他下台后秘密派人去联络阎锡山，想要阎锡山以进攻奉军为名和张作霖发生联系，希望能与奉军握手言和，早日结束战争，达成南北形式上的统一。另外，蒋也有通过阎、奉之力牵制冯玉祥的考虑，因为他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位“倒戈将军”。

蒋介石下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张作霖认定北伐军已是强弩之末，决定将津浦线战事交给孙传芳负责，奉鲁军对付冯玉祥进攻河南。奉鲁诸将还联名通电阎锡山，让他摘下国民党的旗帜，交还所占的直隶地盘，让出京汉线。

孙传芳乘机全力反攻，武汉军又伺机东进，使南京政府处于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面将军力撤至长江南岸以防直鲁军，一面疏通武汉方面息争。8月19日，在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主导下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撤回江北军队，全力保卫南京。李宗仁于8月22日前往庐山，会见了武汉要员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李表示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大计，希望武汉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汪精卫认为，宁汉都已***，而且蒋介石已经下野，双方应没有相互敌视的理由。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武汉军队协助北伐，进攻山东的孙、鲁军。但唐生智坚持武汉军队至少要推进至芜湖。

但是现在汪精卫似乎徒有国民党领袖的虚名，并不能掌控时局的走向。

宁汉分裂的症结只在唐生智一人。

事实上，在武汉手无兵权的汪精卫已经失去控制力。而手握重兵的唐生智暗地里通过蒋百里与孙传芳勾结，企图夹击北伐军于沪宁杭地区，待击败并收编北伐军之后，再来收拾孙传芳，进而北上统一全中国。不料，孙传芳怀着“先入关者为王”的妄想，不待唐军到来，率先发动攻击，8月末被南京方面击垮，歼灭。唐生智索性率军东下，直逼南京。

9月6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六军入芜湖，7日，唐在安庆发表演说，痛诋蒋介石，否认宁汉合作。11日，唐生智到芜湖，白崇禧等邀其来南京，唐不允，反而折回汉口。

9月3日，汪精卫偕同顾孟余、何香凝等来南京；他原指望可以把武汉政府移至南京，不想发现街头有许多反汪的标语，盛怒之下调头去了上海。李宗仁不满意蒋介石，又何尝青睐过汪精卫？13日，宁汉双方除了蒋介石、胡汉民的各巨头经过反复磋商，在新桂系主导下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实际上，这个“特委会”是新桂系与西山会议派联合导演，用以排斥汪精卫集团的。西山会议派本是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继、林森等，因为不满“联俄容共”的政策，受到汪、蒋等“左派”的排挤。孙中山去世后，这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集会，自成了一个小团体，被人称为“西山会议派”。他们与汪、蒋等分歧的原因只是容共问题，但是后来发展成事事都要互别苗头。

再说汪只得了一个“国府委员”的虚衔，对“特委会”的权力分配极为不满，于21日回到武汉，与唐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下辖鄂、湘、赣三省，另外，唐生智军进驻安徽后，任命何健为省主席，也在其控制中，无形中成了一个地方割据的局面。武汉政治分会宣布反对“特委会”，江浙一带的国民党组织也反对“特委会”，陈果夫又建立了一个***不类的“中央俱乐部”，这就是“cc派”的由来。可是，蒋介石对于这一切纷争似乎超然其外，忙着张罗与宋美龄结婚，跑到日本拜见未来的丈母娘去了。

9月24日，唐生智令汉口中央银行停止营业。10月10日，汪兆铭、孙科、伍朝枢、许崇智、张继等自庐山到汉口，疏通唐生智，11日在汉口会议，磋商汪唐与南京合作条件，唐生智拒绝了南京提出的合作条件。南京“特委会”正式任命李宗仁为“西征军总司令”，何应钦自然是希望尽快把李“调虎离山”，赶出南京；李宗仁也早就觊觎两湖的地盘；正是各得其所。

10月18日，宁汉战争爆发，李宗仁亲自到安庆督战，宣布唐生智的“十大罪状”。10月20日，南京政府以“通敌叛党”将唐生智免职，组织“西征军”对其进行讨伐，上海各报载有唐生智勾结孙传芳之证据。很快，何健退出安徽，11月11日，唐生智宣布下野，命令所辖军队退回湖南。以新桂系主导的南京政府大获全胜，随即宣布解散“武汉政治分会”，并通缉唐生智。自此，武汉、两湖地区成为新桂系的地盘。

6广州成为第三势力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起义军由赣南入粤，张发奎、黄琪翔等率领第二方面军追剿。但是张、黄半途停止追击，反而于9月22日进入广州，逋一抵穗即发表宣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广州留守李济深原本就是张发奎的上司，而且当时广东军力薄弱，因此极力欢迎张的到来。广州不但设立政治分会，还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成为宁汉之外的第三势力，并于10月7日致电汪精卫，请他回广东主持党国大计。广州方面还表明了反对“特委会”及尽快召开四中全会的态度。10月29日，因桂系西征已无立足之地的汪精卫回到广州，以他“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不承认南京“特委会”，并打算在广州另立“中央”。但此举遭到李济深、黄绍竑等人的反对。恰在此时，蒋介石于11月10日回到上海，派人与汪商讨联合倒桂的问题。同时南京与汪商讨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就此广州与南京间展开了争论。有意思的是，代表南京方面与汪精卫协商的正是当初武汉方面的谭延闿、孙科。因为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南京方面对其竭力拉拢，而对在武汉的唐生智绝不假以颜色。

此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处境不利，蒋决定联合汪、唐，对付新桂系。11月16日，汪精卫偕同李济深赴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的目的是想将李济深调离广州，让张发奎在广州捕杀黄绍竑，以建立他们的天下。次日，粤军方面的第四军，准备逮捕新桂系方面的第七军黄绍竑。黄事先得知消息逃往香港。张发奎军遂一不做二不休，包围李济深、黄绍竑的寓所及党政机关，正式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帜。之后，广州各部门都被粤方占据，这其实是汪精卫集团夺取广州政权，将新桂系赶出广东的一个步骤，不但新桂系从广东被驱赶走，连亲桂系的李济深也被排斥在外。在沪的汪、李诸人自然有一番辩白，相互指责对方。

蒋介石由日本归来，得到日本朝野两面、黑白两道的倾力支持。据说，蒋履行了孙中山当初答应日本的“十一条”，因此取得了日方的巨额借款。蒋氏于12月1日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还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他以前的革命全系虚假，与宋结婚后才是真正的革命云云。

蒋介石的复出与复职也是冯玉祥、阎锡山等所愿意看到的。因为自从蒋介石下台后，宁汉、宁粤先后决裂，津浦路上的战事陷于停顿，冯希望尽快消灭奉鲁军的计划无法实现；自然这也是阎锡山的意见。所以，冯、阎一致表示了拥蒋的态度。因此，何应钦、李宗仁等也就不敢反对蒋的复职了。

唐生智、张发奎都属于拥汪的一派，唐军虽然退至湖南，但实力犹存，且可牵制湖北；张发奎在广东可以制约广西，因此蒋的联汪在军事上也有其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