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3日，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但是因为广东问题、“特委会”等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所以预备会多次流会。12月11日，爆发了由叶剑英、叶挺、张太雷、彭湃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据传说，市民都要以红巾系颈，否则有性命之忧。黄琪翔急忙回师镇压，见到颈系红巾者，格杀勿论。以致百姓无所适从，无辜被杀者不计其数。事后，宁沪方面的国民党纷纷指责汪精卫，说广州起义是因他而起，占领武汉的新桂系甚至出兵广东。新桂系在武汉和广东打垮了汪派的唐生智与张发奎，气焰极盛。李宗仁、白崇禧回到南京，企图重新把持“特委会”。汪精卫不能忍受，于15日突然提出请蒋介石复任总司令的建议。蒋介石为了抑制新桂系，便拉拢汪精卫，为其辩诬。因为此时蒋介石是宁、粤双方争取的对象，所以得到一致的同意。预备会议显示了汪蒋联合、反对新桂系的一种趋势，最后的胜利者是蒋介石。并令张发奎、黄琪翔出兵镇压。13日，起义失败。当局怀疑有苏俄势力介入，于是搜查苏俄领事馆，逮捕苏俄领事。14日，南京政府解除了张发奎、黄琪翔的职务，同时不承认各地苏俄领事馆，勒令所有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停业，甚至驱逐苏俄侨民。汪精卫这时觉得无法招架党内外的指责，便故伎重施，于12月15日去了法国。

12月29日，桂军重回广州，李济深重新成为广东主人。黄绍竑以代理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新桂系取得空前的胜利，但是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1928年2月2日，四中全会正式开幕。会议正式恢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蒋并兼任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委会”终结。从此蒋总揽党政军大权。蒋提出“整理党务案”，宣布停止“联俄”政策，停止民众活动，严格取缔工农武装。全会承认各地政治分会，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武汉、郑州、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等于承认了新军阀的割据状态。蒋介石宣布继续领导北伐。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

1928年3月，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个集团军组成国民革命军。蒋负责津浦线；李负责京汉线；冯负责鲁西、直隶南两路，并策应津浦、京汉两线；阎攻打石家庄。以白崇禧担任前敌总指挥，领导北伐。

四北洋末代政权

1张作霖入主北京政府

吴佩孚逃离武汉之后，张作霖就开始研究如何应对新的形势。

奉张的如意算盘是，以“援吴”为幌，以“讨赤”的名义，派兵南下，从吴手中夺取直、豫两省地盘；然后直下两湖，将奉军势力扩展至长江流域。吴佩孚却回答他说，派兵大可不必，接济些军饷、军械倒是欢迎之至。

1926年11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邀请张宗昌、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以及和刚刚战败投靠他的孙传芳开会，共商国事。会上分析了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及如何反击北伐军，并决定组建“安国军”。由张宗昌、孙传芳领衔，以直鲁皖苏等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并发表“反赤宣言”，为维护中国的国本不惜与北伐军决战。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只见他身穿大礼服，祭拜天地，还宣告了“祭天文”，完全是一副皇帝的排场。张还致电吴，有意请他也挂一个副司令的头衔，无奈吴佩孚生性高傲，硬是不理不睬。

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压力，张作霖于1927年6月9日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局势。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建议他准备与蒋介石停战议和，但也要视阎锡山的态度而定。张学良等年轻将领则强调应该顺应潮流，主张改旗易帜，称国民革命军。最后，奉方原则上决定：

（1）奉方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并拟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

（2）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

（3）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

（4）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5）经过停战和合作后，即进行南北政府之合并。

（6）中央政府的组织问题可以商量。

（7）北京政府应从速改组。

此后奉张方面放出“***和国”、“联阎反冯”的空气。

可是，精于算计的阎锡山对形势进行了审慎的研判，他看到北伐军在河南与奉系的对抗战中占了优势，又经过蒋介石派何成浚等的不断游说，仔细斟酌了蒋介石答应的各种好处，尤其是平津河北归他阎锡山所有。他最终决定，在1927年6月3日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阎锡山挂上青天白日旗后，突然发兵两师，兵出娘子关。占据了石家庄以西的郭村，对北京造成威胁。

1927年6月11日，张宗昌、孙传芳联袂入京开会，讨论和战大局。奉系的老派都主张退出关外，经营自己的一方天地。孙传芳表示要战至最后一人，张宗昌则不轻易放弃山东地盘。说到最后，众人表示要对抗南方，必须团结在张大帅的麾下，并依据孙中山之模式，称“大元帅”，由孙传芳领衔发表推戴通电。会议上还决定，取消直鲁军等称号，统称为“安国军”。作战部队编为七个方面军，主帅分别是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安国军政府的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16日，张作霖发表通电，电文中坚定地表明了“讨赤”的立场。通电发出后，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摄行总统之权。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举行就任仪式，以潘复为内阁总理。善于观看形势的列强们，并不看好这个政权，连个贺电也没有。

外国人里只有日本人较为热心，因为他们妄图霸占东三省，假意怂恿张作霖问鼎中原，做全国的领袖，实际上是想叫南方革命军消灭他；起码是绊住他的手脚，使他无暇东顾。所以后来当革命军占领保定后，日本企图说服张作霖，以敦图铁路（敦化至朝鲜的图门）的修筑权为代价，帮助他抵挡革命军的北进。可是张作霖虽然在某些事情上依赖日本人，但是他还不想出卖国家利益——如果让日本人控制了吉林到朝鲜的门户，日本从其本土运兵到中国可以朝发夕至，中国的命运岂不岌岌乎殆哉？张作霖快人快语地对日本人说，我们自己打来打去，毕竟都是中国人，用不到外人来掺和，拒绝了日本的要挟。

张作霖虽然没有皇帝、总统的尊号，但毕竟也是一国之尊，于是在这年（1927）的冬至时节，也应景儿到天坛祭了一回天。在文武大员的簇拥之下，站在天坛前面，拿起斟满了酒的金爵，嘴里念念有词祷告上苍。不料，这位驰骋疆场的大帅，此时竟没有握住这轻飘飘的酒爵，掉在了地上。酒洒了一地，金爵也摔扁了，大帅好不扫兴。旁边的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却不约而同地嘀咕：“这可是个不祥之兆啊！”这之后，顾维钧、王宠惠、颜惠庆等几个留过洋的年轻人闲着没事，寻到北京一个有名的算卦先生，把张大帅的生辰八字假充他人的，叫那先生批了一回。那先生排了半天，才说：“此人倒是个大贵之命，可惜眼下的红火，只怕是黎明前的电灯胆（电灯泡）呀！”——那时北京的供电不足，平常的电灯昏暗似油灯，只在黎明前才亮一阵，很快就熄火了。几个人谁也没再说什么，回去也没和任何人讲，心里却都笼罩着一种不安、迷惘之感。据说，当时闻名东三省的钱神仙也曾给张作霖看过相：“老将必将惨死！”有人不以为然说：“老将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胡言乱语？”钱神仙道：“咱们走着瞧吧。”

鉴于现实的形势，张作霖并不想得罪南方，因此于6月25日下令“息争”，他自称是孙中山的老朋友，想要联合蒋、阎，共同对抗冯、唐。阎锡山始终觉得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是对山西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不愿意与奉方为敌，于是到底是蒋奉阎联盟，还是蒋冯阎联盟成了各方考虑的问题。

6月19日的蒋冯徐州会议上，冯玉祥坚持继续北伐。

会议后，冯军即渡过黄河北上。

奉晋矛盾激化。驻在保定的奉军前敌总指挥张学良希望与阎锡山和平相处，以保证北方稳定。此时，冯加紧进攻山东，攻下了济南，冯催促阎赶快出兵。阎锡山也认定奉系已到穷途末路，现在不过是虚张声势，苟延残喘，于是断然拒绝了张学良的示好，于1927年7月18日，兵分三路，率先向奉军发动攻击。晋军开抵顺德（邢台），将冯军与奉军分隔开来。一面通知冯军缓进，一面敦促奉张接受取消“大元帅”称号，改换青天白日旗等条件。当天，张作霖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形势，恰逢孙传芳到京领军饷，也参加了其中。会上，杨宇霆、张学良等人都主张停战议和。但是张作霖一方面无法接受阎提出的条件，又看到宁汉双方大有火并之势，而且张宗昌反攻颇有进展，便搁置了和谈的打算，继续抵抗北伐军。

2中原战火

当时的奉鲁军总数还有六七十万之多，以河南和山东西部为战场中心，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先与张宗昌、孙传芳，后与张学良进行了一系列的血战。冯军在鲁西进展较快，为阻止奉鲁军，拆毁了胶济路铁路的一段，此举引起日本驻军的干涉。1927年7月6日，日本田中首相竟然派出山东派遣军，增兵青岛，同时，青岛驻军开往济南，“保护”胶济路，是为“胶东事件”。之后，田中的特使曾与张宗昌秘密会晤，迹象表明，日本准备介入中国的内战。

此时，继南京、武汉之后，冯玉祥也在国民军中实行“清共”，凡军中的政工人员一律加以甄别，将共产党排除在外。冯玉祥一面调和宁汉矛盾，一面敦促蒋介石加紧北伐，又伸手找蒋要钱。

1927年7月4日，奉鲁军在白俄铁甲车的掩护下，向蒋的第一方面军大举反攻，蒋军败退。从此两军在津浦线上，反复进退，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队一度进至徐州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忙于应付党内的矛盾，又因为“胶东事件”难于应付，所以对北伐一事有些畏难，于是有与张作霖谋求妥协的打算。但是冯玉祥与奉张有不解的仇恨，为防止蒋三心二意，除加紧猛攻山东外，又在河南扩展攻势，准备歼灭吴佩孚残留在豫南的于学忠部。此时的吴佩孚已如漏网之鱼，只想找一个栖身之所，于学忠也因部下不听命令而下台，吴只好率着二百多人凄凄惶惶地投奔四川杨森去了。吴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刘镇华投降了冯玉祥，寇英杰投降了张宗昌，吴的队伍全部被瓦解了。

此时，南方的宁汉双方正在相互讨伐，奉张以为形势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便放弃与蒋阎谋和的打算，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张作霖把津浦线交由孙传芳负责，而由张宗昌的奉鲁军进攻河南。

北伐军当初的设想就是“联络孙传芳”，所以1927年春蒋介石派张群去说服孙传芳改挂青天白日旗，一同北伐，并封他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本人。但是孙传芳出身北洋正统，资格是有的，哪里会把这些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看在眼里，所以干脆来个不理不睬。其实，孙传芳在那个年代堪称是个难能可贵的地方军阀，他的军队无论是组织装备上，还是军风军纪上都比其他军阀略胜一筹；而且苛捐杂税也略少于他地。蒋介石进驻江浙后，因扩充军队，筹措装备，处处用钱，捐税反多于孙传芳。江南人士未得北伐之利，反受其害。于是便有一些江南士绅向孙传芳请愿，希望他重回江南主政。孙传芳听得心里美滋滋，拍着胸脯保证：“我一定渡江给人民除害！”

恰逢国民党内斗，蒋介石下台，孙传芳便草率决定大举渡江。

孙传芳本与唐生智有密约，准备东西夹击北伐军，然后平分东南之地。其实，二人各怀鬼胎，唐生智打算打败北伐军后，收编其军，再吞掉孙传芳。而孙传芳不过是利用唐军牵制北伐军，所以不待唐军到达，即抢先发动攻击。他计划由浦口、扬州、江阴三处渡江。然后，前两路攻打南京，后一路攻打上海。为了防止海军别生枝节，孙还给了海军一笔巨款。8月24日，孙军强行渡江，但是渡江工具都是小木船，因船小浪高，北方人又不习水性，加之海军被蒋收买，背弃诺言，在江中横冲直撞，掀翻不少船只；未曾遇敌，已经损失许多。不久，孙军与李宗仁的第七军在龙潭遭遇，恰被陈调元军遇见，孙军大败，死伤成千上万。另外两路也被北伐军消灭，总计损失五万多人。孙传芳退回蚌埠，曾请求张宗昌支援，以巩固江北阵地；张宗昌被河南战事拖累不得分身，孙传芳只好放弃江北阵地。北伐军一路追击，孙军望风披靡，江北一时掌握在南军手中。

而此时山东张宗昌重兵云集，正在时刻准备攻击河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河南内部也颇不稳定，急需处理，冯玉祥一方面命令宋哲元清理陕西，剿除陕西各地敌对势力，一方面对新近归附的、在河南的各色武装开始统一整顿，其中将靳云鹗的部队彻底解决了。

靳云鹗当时有五六万人，他从跟随吴佩孚时就一直想要得到河南，不料此时冯玉祥又成了河南省主席，于是与冯总是心怀成见。冯玉祥也看出，靳云鹗时刻在觊觎着自己的地位，又风闻靳云鹗勾结孙传芳，张宗昌准备倒戈，便以总司令的名义派靳云鹗把部队往前线开。靳云鹗却对冯玉祥说，他是直属武汉中央管辖，不受第二集团军管辖指挥，还出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委任批准电报作证据，这下激怒了冯总司令，冯玉祥决定武力征讨。靳云鹗手上有军队，自认为实力不弱，准备迎战。9月5日，冯玉祥发出讨伐清剿靳云鹗的命令，冯军的主力都派往战场。战事一起，靳云鹗亲自督战，还是挡不住冯军，只好只身狼狈逃走，靳最终投降了张作霖。实际上，是武汉方面的唐生智暗中支持靳云鹗，与倾向南京的冯玉祥作对。所以南北之间，南南之间，北北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存在着许多的变数。

孙传芳渡江失败，国民党的宁汉之争方兴未艾，河南又有冯靳之争。面对新形势，9月15日，张作霖召集孙传芳、褚玉璞等人会议，决定在津浦线南段采取守势，奉鲁军从京汉线、陇海线分两路进攻河南，而之前必须将京汉线上的阎锡山部队赶走。

晋军虽然归属了北伐军，但是看到南方发生火并，所以并不积极与奉军作战，而是持一种与奉军互不侵犯的态度。

9月27日，因为误会晋军抓了奉军的于珍，引发了奉阎之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