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奶奶是包办婚姻。我爷爷长到十六岁那年，做媒的就说，张家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脚又小，人又贤惠。身子骨大，能生孩子。

我爷爷出身农民，他祖上是从山东过来的，本有些资产，可是赌光了。到我爷爷这一代，不得不造反闹革命。他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在江淮一带出没。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小头目。

我爷爷曾有过一个相好，那还是早年，他的革命同志。那女人是短发，穿着灰布衣衫，腰间扎着皮带，皮带上挂着驳壳枪。总之，她和我奶奶是不同类型的人。她果断，略通文墨，也能言善道。多年以后，我奶奶说起她的情敌时，仍带有胜利者宽容的微笑。

有一天夜里，我爷爷借口有行动，挎枪出去了。他来到村口，他的女人正在等他。我奶奶悄悄跟着，她抱着孩子，完全凭借女人的直觉，她知道丈夫这一走，再不会回来了。她在村口看见了他们，她大声地哭着，扑倒在他们的脚底下。孩子也哭了。

我爷爷犹豫了一下，后来，他跟着我奶奶回家了。他们有了更多的孩子，也死了很多，只留下三个：我父亲，姑姑，叔叔。他们过得不错，一生平静幸福，死了也葬在一起。

我爷爷奶奶是旧式婚姻的典型，那里头有老实和平安，结实的日子，一天又一天，不会担心破碎。那里头的世界是完整的，男女，饮食，孩子，七姑八姨……什么都有了，一样也不缺。在这样的婚姻面前，爱情没有它的位置。爱情就像天方夜谭，像人生中的一个多余的小摆设，看上去挺漂亮，其实也没多大用处。

它让我相信，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完美的。两个不相干的男女，只因为偶然的因素，他们走到一起，生儿育女，和和睦睦地过一辈子。他们并非一定要结合，谁离了谁都能过。他们彼此没有那么强的向心力。是男女，生育，更强大的日常生活……是时间安慰了他们。

时间给与他们很多，它让他们不再敏感，奢求，它让他们麻钝，安之若素。他们坦然接受了一切。接受了，也觉得很好。

他们互相不交谈，交谈是危险的。他们只是需要。他们处在自己的角色里，角色是严密的，自成系统的。他们在角色里沉醉了。

每天清晨，我奶奶起床，洗漱，她搽百雀灵和“友谊牌”雪花膏。她向厨房走去了，手掸着衣衫，手滑过头上整齐的发丝，看乱了没有。

在清晨第一缕阳光里，她听见了鸟雀的啁啾声。空气是清寒的，刺得人鼻子有点发酸。也有一些早起的人，他们打着招呼。他们说：“奶奶早！”

奶奶也说：“早啊！出去溜达溜达？”

奶奶开始做早餐，也没什么新花样，稀饭咸菜，馒头油条。有时候，她也会换换口味，蒸小笼包子，做糯米汤团，做清蒸饺子。可是换来换去，总不出那几个花样。每日三餐，简直要了我奶奶的命。她总是问我：“小蕙子，今天吃什么？”

我说：“你问爷爷吧。”

她说：“他也不知道吃什么。”

我爷爷也起得早，闲来无聊，他便去闸上走走，回来的时候，还来得及听“新闻报纸摘要”。他也听天气预报，他跟我奶奶说：“奶奶，最近有寒潮。”

或者说：“奶奶，明天的气温有37度呢。”

我奶奶应了一声，心里有数了。

他常去菜园里看看，拿锄头松松土，锄锄草。我们家的蔬菜长得特别好，绿油油的，那全是粪便浇出来的。我爷爷用自家的粪便上田。爷爷说，粪便是宝，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总之，他有着朴素的生活观，他代表着农业社会“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理想。那是七十年代早期的日常中国，一切都是混杂的，热闹的。青年人“上山下乡”了。他们打起背包，到远方去。他们离开熟悉的一切：城市，街道，年迈的父母，阁楼里的日常生活，电影院……他们在凌晨的火车站会别，一片激昂的哭泣声。

列车徐徐开动了，很多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扬着手，也不知说着什么。有人在月台上抽烟，有人跟着列车跑。

列车把一代青年带向远方。列车驶过城市，荒野，也不停下来。远方在哪里，列车也不知道。

有的人死了，更多的人活下来。

有人在读“毛选”和《资本论》，他们读了整整十年，因为有时间，因为困惑和无聊。

有人在抄字典，从第一页抄起，抄到最后一页，一字也不漏过，汉语拼音也抄下来了。

在民间，日常生活仍在进行着。老农们蹲在草垛旁，说起农事和吃的；因为饿，说吃的显得尤其重要。说就是一切。妇女们叽叽喳喳的，袖着双手在家门口晒太阳，笑得“嘎嘎”的。

我爷爷忙于开会，学习上级文件。下班了，他就打开工具箱，或者到菜园里走走。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另一面，安稳的，踏实的，那个时代有很多面，都是不相干的。

他也读报，那是在晚上，他闲来无聊。他把报上的内容念给我奶奶听，他说：“这是文件，你也听听。”明知我奶奶不懂，他还是说着。他常常会跟奶奶说一些她听不懂的话，有时也跟我说。我想他大概是孤独的。他需要说话。

他遇到什么事，打不定主意，就跟我奶奶说：“奶奶，跟你商量件事儿……”我奶奶听着，有时参与一点意见，他也未必接纳，可是说说总是好的。

他不太管家庭琐事。每个月的工资，全数交给奶奶，用了，再去要。他心情好的时候，就跟我奶奶开玩笑；他伸出手来说：“奶奶，给我一点钱。”仿佛他是她的孙子。

我尤其喜欢晚上，一家人坐在桌子边，爷爷听收音机，奶奶做针线活。昏黄的灯光和收音机的嘈杂声，滚进屋子的每个角落里。空间里塞得满满的，空间里有老人的气息，很温暖，很安全，像太平的岁月，漫长的，没有尽头。

这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婚姻。我从不追问，是什么维系了这样的婚姻；因为我知道，是庞大的日常生活。家俱和物件，衣食住行，人情世故……再也没有比这更结实的东西，一天一天地，把他们带向远方。他们朝时间深处滑落了。

他们老了，刚过了七十，就开始计算后事。他们希望能死在一起，相隔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留下来的人太孤独。死了也要葬在一起，这在民间叫“合坟”。

因为体质欠佳，终生咳嗽着，我奶奶从中年起，就预备寿衣寿鞋。棺材也打好了，放在乡下的亲戚家。那时候，微湖闸提倡火葬，先从干部做起，家属也不例外。我奶奶害怕，每每向我爷爷请求，能不能为她破个例。我爷爷笑道：“都一样的。火葬干净。烧了也不知道疼，也由不得你。一阵烟上天，人就没了。”

我奶奶总不信，她相信人是有来世的。她希望能投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再活一次。她希望与泥土为伴，她的肉体腐烂了，被蛆虫啃蚀了，她成为泥土的一部分。她觉得安全。

闲来无聊，她常常查看她的寿衣，放在箱底，她把它拿出来，给杨婶看了。杨婶也赞叹她的好针线，针脚细密、匀称。她说：“怕是要花费很多功夫吧？”

我奶奶笑道：“也快，三两个月就做成一套。”

她想多做几套，红的，黄的，绿的，都很鲜艳，带有喜庆的色彩。这是中国人的生死观。她要在生前看到死。死是具体的，穿红戴绿的，繁盛而热闹的。中国人喜欢把丧礼当喜礼办，要不你怎么解释，一家人在丧礼上，大办宴席，笙箫不断。

门前的小街上，时常有丧队走过，人们哭嚎着，间歇有音乐声。音乐声越来越近了，不是哀乐，是轻快、欢腾的民间小调，乍听起来就像喜乐。

我奶奶向往这样的死，盛大，庄重，不哀伤。她害怕死，可是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她常常侧着耳朵，一听见有送葬队伍走过，就颠颠地走到门口。她倚在门框里，看见吹鼓手摇着身体，吹出夸张的声调来，她的眼睛里有深深的静默。

那一年她五十岁，一边做着丧服，一边沉浸在日常生活里。这两者都能给她愉悦。死似乎是件遥远的事情，不过也很难说，说不定哪天就临头了。她看着她的丧服，深远地笑了。

活着也很好，她是日常生活坚决的拥趸者，她从来没有背叛过它，因为不晓得背叛，也没有气力和心智；因为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