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认识的众多留守女人中，京榕不像媚娘和阿莲她们那样美艳逼人，但她的真诚，她的纯静，她身上流溢的一种清洁的学生气质，仍然让人一见难忘。她总像孩子一样大声说话，大声欢笑，她的眼睛总像孩子一样明亮清纯，清澈见底。

然而，没有人了解那双明亮的眼睛背后，潜藏的深深忧伤。

京榕是霞浦人。霞浦是福建东部毗邻大海的一个小县，那里同样土壤贫瘠生活苦寒。那里人们的全部收入依靠渔业，然而近海一带由于几十年来毫无节制地滥捕和没有约束的污染，早就没有鱼虾可以捕猎，无奈，他们只好把小舢板划到东南亚一带，一路饱受风浪颠簸。他们冒着死亡的威胁来到东南亚，却遭到当地军方的驱逐和追杀，他们刚刚撒下渔网又惶惶收起，在隆隆的炮声中吱呀呀地拼命划着小舢板向家园的方向逃窜，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曾经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反映当代渔民生活的稿件，坐上一条渔船和渔民们在大海中漂泊了六天。那是当地最好的渔船，所有的船工却也只有八个。那条渔船一直划到与印尼交界的公海海域，尚未撒网就被印尼军方发现，结果，我们被强行扣留了三天。三天内，我们粒米未进，三天后，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被收缴，才被放行。

霞浦没有出国的传统。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们只好来到内地更大的城市打工。许多渔民转行从事着建筑业、搬运工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而女人也同样走出家门，到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据说，在福州的清晨，站立在十字路口肩头扛着铁锨手中拿着瓦刀等待雇主找来的民工，大多数都是百里之外的霞浦人；而那些在福州的风月场中依门卖笑操持着皮肉生涯的，也不乏霞浦女人。

霞浦很贫穷，然而这样贫穷的地方偏偏盛产美女。

京榕曾经给我说过，她的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福州人——福州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别称叫榕城，所以她才会有这样一个个性显著的名字。然而，她为什么会出生在偏远落后的霞浦，京榕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京榕说，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爸爸，而妈妈也在她十几岁时去世了。记忆中的妈妈总是满面愁容落落寡合，让人恐惧而难以接近。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第一次和京榕见面的情景。那是在福安，一个和霞浦同属于闽东地区的小城市。

记忆中那是2003年的冬天，正有一种叫做“标会”的民间集资形式，像瘟疫一样在福安这个狭小的城市里蔓延。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每人每月拿出一定量的资金，交给其中的一个人做生意，其余的人坐地分“赃”，而等到下一个月，相同的聚集而来的资金又交给下一个人，让他去做生意。那些日子里，福安的大街小巷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着与“标会”有关的一切话题。福安的经济呈现出畸形的泡沫般的繁荣，大街上游走着操持着各种外地口音的人群，奔驰着各种豪华高档车子。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后，这种昙花一现的经济就宣告崩裂，由“标会”构筑的虚拟繁荣瞬间化为乌有。于是，携款外逃者有之，跳楼自杀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福安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一部分人铤而走险抢劫杀人，一部分人神经失常滑入了崩溃的边缘和深渊。

而我是为了采访“标会”才第一次来到闽东小城福安的。此前，对这种欺诈性质昭然若揭的“标会”，我早有耳闻，然而，报社却是充耳不闻，直到《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后，才装着恍然大悟似地派我前来采访。

那时候，当地政府极力掩盖他们曾经大力提倡的这种祸国殃民的罪恶举措，黑恶势力也在浑水摸鱼竭力杜绝一切消息外泄的渠道。为了安全，那天夜晚我扮作一名渔夫，居住在一家破败狭小的旅店里。

那晚旅店的每个房间每张床位都住满了，因为收费低廉，那些卖鱼的卖菜的扮作瘸子行乞的扮作瞎子算命的都住在了这里。登记房间时，我见到了登记室里靠墙坐着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姑娘，她面容白净皮肤细腻，短发垂肩精明干练，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清纯的意味，迥然不同于这些满身汗臭面容黧黑的住客。一个十几岁的半大男孩为我办理了登记手续，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在低头织着手中的棉线拖鞋，我不知道她的身份，但直觉告诉我，她和他们不一样，她有心思，她有故事。

午夜时分，喧嚣了一天的福安渐渐宁静，小旅店也关门了，而我睡不着，我担心会被盯梢。我悄悄地爬起来，站在窗口，看到登记室的灯光还亮着，那个姑娘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还在忙着手中的活路。突然，一个驼背出现在登记室的门口，他轻轻地扣响了房门，姑娘打开房门，驼背艰难地走进去，房间的灯光熄灭了。

我诧异万分，我想，姑娘一定会尖声惊叫的，如果叫声响起，我就会冲过去一脚踹开房门，把那个肮脏的驼背柃起来扔出去。但是房间里很平静，连一丝挣扎的声音也没有。我意想中的求救声没有想起，却响起了床板的咯吱声。接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登记室的门口等候着，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照亮了他一张爬满皱纹的老气横秋的脸。

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很清纯的女孩子，原来是依托旅舍卖淫的小姐。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女孩卖淫，而且是这样一个模样很纯洁的女孩子，我感到心痛不已。一种极大的失落和痛苦攫住了我，好多天后，那种感觉还一直萦绕在心头。那样一个单纯美丽的女孩子，为什么就甘愿忍受那些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男人的肆意蹂躏。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那晚，我一夜未眠。

天亮后，我走进了登记室，那个女孩刚刚起床，她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我痛心地望着一脸潦草的她，像望着被洪水冲刷过的田地；她狐疑地望着一脸肃穆的我，像望着洪水过后依然站立在田地边的树木。

我说，我是记者，想和你好好谈谈。

她不说话，有些胆怯地坐在床边，拿起了昨夜没有织完的棉线拖鞋。

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你不觉得可惜了自己吗？

她依然不说话，一针一针挑织着棉线，手指被刺破了，流出殷红的献血。

我看出来，她有难言之隐。

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转身带门走出，心中一片惆怅。

许多天后，当我在福州再次见到她时，她才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京榕。丈夫出国打工，却总是找不到工作。为了丈夫出国，她借贷了二十万元，那还是偷渡到国外的最便宜的价格。债主日日上门讨要，没有办法，她变卖了家中财产，来到福安加入“标会”，幻想着能够依托更多的资金做点生意，没有想到，“标会”领头人卷走了全部的钱款，她走投无路，才选择了做小姐。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天生都不愿意做小姐，每一个女孩子都盼望找一个爱自己也让自己喜爱的男子，每一个女孩子都做过被白马王子迎娶的梦，然而，生活并不能事事让人如愿，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陷阱和忧伤，而每一个做小姐的女孩子都遭遇过这样的陷阱和忧伤，都有着一段难以言说的心酸往事。

小姐本质上并不邪恶，即使是那些最终走向犯罪的小姐，她们也都是被生活和环境所逼迫。历经风尘而滑入罪恶深渊的小姐，我能够理解，而那些历经风尘而依然痴情和真诚的小姐，就让我深深尊敬。

那天，从福安回到福州后，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年轻而单纯的小姐。我一直等待着她的电话，然而，没有。我不知道她的命运怎么样了，不知道她是否还在那家肮脏的旅舍继续操持着肮脏的工作。我想联系她，可惜她没有电话。

和我经常采访和见到的那些小姐不一样，她身材单薄，有着一种让人怜悯的孱弱；她头发是黑色的，短短的，不像众多的小姐那样留得长长的染成张扬的黄色或者绯红；她衣服破旧，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小姐那样穿着性感和招摇；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把她当成小姐，她身上没有小姐身上的那种妖气，她更像一名刚走进校门的有些胆怯的大一学生。她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小姐。在我遇到她的那次，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总是在忙忙碌碌地织着拖鞋，而会这种手艺的女子在今天早就属于凤毛麟角，人们花几元钱就可以买到一双棉拖鞋而没有人愿意再去费时费力地织造。

她那么忙忙碌碌地，织那么多拖鞋干什么？

她不一样，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和我们想象中的小姐不一样。

后来，在和她的多次接触中，我才知道，她非常善良非常纯洁，她改变了我对小姐一贯厌恶和鄙夷的看法。在她的面前，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肮脏和龌龊。

我的反映福安“标会”的稿件见报后，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天亮后，报童手持登载着我的稿件的报纸，在熙熙攘攘赶着上早班的人群中大声叫卖，许多人停下脚步购买翻阅，交通因之堵塞。下午，从福安方面传到报社的消息是，那一期报纸在中午十二点就被卖光了，更有一些人买了好几份来赠送亲戚朋友。

然后，我就接到了来自福安方面的不认识人的电话，威胁我说，如果我再来福安，就要让我好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我对这种恐吓置之一笑毫不在意，《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都曝光了，我只是跟进报道，他们的罪行早已经天下共知神人共怒，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后来听说福建省纪委和公安厅进驻福安，整顿福安混乱得不能再混乱的秩序，撤销了一批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贪官污吏，抓获了一帮打砸抢的黑恶分子，福安的老百姓才回复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福安警方也曾专门来到报社，向我当面道谢，他们说我的稿件为他们了解“标会”的内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这次抓捕行动中荣获了集体三等功，而我功不可没。他们还说，如果以后我再来福安采访，一定要联系他们。

因为这篇稿件，我在福安出名了。据说，当地的老百姓常常会谈起我的名字，在他们善良的言谈中，我被罩上了神秘而美丽的光环。他们遇到不平事，总会说，我们去找“标会”记者。再他们的心目中，我俨然成为了正义和强大的化身。

第二次去福安已经是两个月后了。

那天，我接到了来自福安的电话，举报说在福安郊区的一个村庄，有一个连任30年的村长，此人一贯只手遮天飞扬跋扈，他破坏良田修建了一座占地两亩多的“活人墓”，而此地人均还不到两分地。

接到线索后的第二天，我为防不测，和当地警方联系后，就乘车去了福安。

黄昏后，我来到福安。一下汽车，我就受到几个当地农民模样人的热情接待，他们把我叫进饭店里，点了满满一桌饭菜。看着那些丰盛的饭菜，我难以下箸。我知道他们生活并不富裕，经历了“标会”的冲击后，有些人也许已经倾家荡产。可是他们一再劝我多吃点，一杯又一杯地和我喝酒，看着他们有些真诚的黧黑的面容，我盛情难却，不知不觉就喝多了，就开始身体燥热，就开始脚步发飘。

夜晚来临了，他们将我安排在一家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宾馆里，醉眼朦胧的我只记得那家宾馆门口和过道安装着一长串又一长串的彩灯，将整座宾馆装扮得像结婚新房一样。他们扶着我让我舒服地躺在床上，有些狡诈和诡秘地说，今夜让你尝尝我们福安妹子，看看合乎不合乎口味，我们已经买单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悄悄地带上门走出去了。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着他们临走时说的话，下身突然就变得强硬起来，似乎全身的酒力都汇聚在了那一点。我感到既幸福又羞惭。

然后，我听到了房门被打开的声音，声音轻缓而迟疑，仿佛很羞怯。我赶紧坐起来，心咚咚地跳着，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直觉告诉我是小姐进房了，我不知道进来的小姐会怎么样，但一定会像我经常见到的那样风骚性感。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和她有事情发生，我犹豫不决。

小姐走进来了，走到了我的床边，我抬头望去，突然惊呆了，她竟然是上次我在小旅社见到的那个女孩子。她也认出了我，刚弯下身子想坐在床边又赶紧站起来，一张年轻的脸通红通红。她的额头上有着一块伤疤。

我的欲望突然就消散了，就像刚刚燃起的火焰遭到雨水浇注一样，只剩下一片凄惨狼藉。我看着她，她一直低着头，十指交叉又分开，分开又交叉。和上次比起来，她的衣着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简陋和寒酸。她穿着牛仔裤，白色的牛仔裤紧紧包裹着她健康匀称的大腿和圆滚滚的屁股，上身是一件红色夹克，短短的夹克勾勒出她的腰身，让她纤细的腰身显得不盈一握。她没有化妆，脖子上挂着一根红丝线，系着一根条状的护身符。

我说，怎么会是你？

她声音很低地说，对不起，我没有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该给你说些什么。

我说，你坐吧。

她怯生生地坐在床边，很深地低下头。额头那块新鲜的伤疤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我们都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点燃了一根烟，问道，你抽烟吗？

她犹犹豫豫地伸出手。

我替她点燃了，她吸了一口就被呛得连声咳嗽。我说，你不经常吸烟，是吗？

她说，只有当非常苦闷非常孤独时，我才抽几口。

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搜肠刮肚寻找着让我们都不会尴尬的话题，最后说出的却是这么一句，你为什么要当小姐？

她声音很低地说，我要还债，我欠下了许多的债，都是老公出国借的。

停了好一会儿，她又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连我都看不起自己。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每个月要还人家两千多块钱。家中还有两位老人。

我看到她的眼角泪光盈盈。

我说，出国打工不是能够赚很多钱吗？老公没有给你邮寄钱？

她说，老公出去几个月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不过，现在好了，她今天来电话了，她有工作了。他说以后每月就会把钱邮寄回家。我再也不做小姐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

我看到她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她说起老公，语气很轻缓很甜蜜。她说，她的老公人非常好，也非常爱她。这一辈子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她已经很知足了。她再也不做小姐了，她要等老公回来。

她又说，他们从来没有吵架过，家务活总是抢着干。老公对她非常关心。有一次，她夜晚回家被村口一块大石头绊倒了，老公知道后，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那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置的石头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她感动极了。

她脸上的红晕依然没有消退，但很开心很幸福地微笑着。那一张含笑的脸显得艳若桃花异常美丽。

门外突然响起了脚步声，在门口停留片刻又远去了。她神色大变，惶恐不安。她悄悄地告诉我说，那些和我一起喝酒的人都是本地“标会”的小头目，他们为我设置了圈套，给我安排小姐，然后让小姐完事后把有着精液的避孕套交给他们，他们准备陷害我。

我额头上沁出一层冷汗。如果证据掌握在他们手中，我注定将会身败名裂，会被报社开除，还会被公安拘留。到那时候，我纵然浑身是嘴，也难以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