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着京榕的另一名男子骂骂咧咧地转过身来，威胁我道，是不是活腻了？然后，他们又拉着京榕跑向出口。

我又紧追两步，看到陈凯正和问讯台旁的警察说着什么，我便故意大声喊道，今天你必须道歉，不道歉别想走。两边围上来许多看热闹的人，将我们围在中间，人们对着我指手画脚，我听见他们说我太赖皮了，不过撞了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吗要耽搁人家赶火车。

被我撞了一下的那个男子恶狠狠地盯着我说，对不起，行了吧。然后，挤开人群想往外走。就在这时，几名警察排开人群走进来，他们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那几个男子神色慌张，他们向警察陪着笑脸说，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要赶火车，赶火车。

一名大个子警察说，车票拿出来。另外的警察分别站在了那几个男子的身边。

另一名拉着京榕手臂的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车票，恭恭敬敬地递给大个子警察。大个子警察看了看说，这是假票，带走！那六名男子神色大变，他们刚移动脚步想向人群外逃窜，身边的警察一人一个将他们摁倒在地。

后来经过审讯才知道，这是桂林的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三年来，已经把十几名女子从福州贩卖到桂林偏僻的山村，他们专门找那些生活凄苦又有些姿色的女子，以招聘为借口，引诱女子上当，每个女子被卖五千元，卖给那些山村中的老光棍为妻。

后来，京榕说，那天她正在摆摊。突然来了一名很体面的男子，说他在厦门开公司，需要在福州招聘一批女工，工资达到每月两千元。她本来不想去，可是禁不住另外两名同伴的撺掇，也禁不住两千元高薪的诱惑，她们三个人就跟着那名很体面的男子一起来到了他所住宿的宾馆。进门后，才发觉上当了，那个房间里还有五名男子，她们一起被控制了。

京榕一直在想着如何逃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她们不能迈出宾馆房间半步。后来，他们其中的一个买好了去桂林的车票，她便想好了给我打电话。她哄骗他们说，我是她的男朋友，我很有钱，本来说好下个月去桂林旅游结婚的，我会出一万元给他们，只要放她走。他们便同意了，借给她手机。就这样，京榕巧妙地通知了我。

京榕说，她的老公又在以色列失业了，在国外打工异常艰难。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带着京榕喝咖啡的情景，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是京榕从闽侯回来后的不久，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最时尚的津泰路的一家咖啡厅。我是这里的常客，每当孤独郁闷时，我就会走进这里，将繁重的工作摔在门外，坐在临街的窗口，听着舒缓而有点忧伤的古筝声，清点着自己的心事。古筝声像一根根丝线，将我沉积的苦闷和忧伤丝丝缕缕地扯出，让我一颗心变得清明而朗润。

弹奏古筝的是一个很清秀很优雅的姑娘，皮肤异常白皙，又很消瘦，使得坐在角落中的她像一座蜡像。她修长的像葱管一样的纤纤手指在古筝上跳跃，指尖流淌出淙淙溪水声、呼呼狂风声、啾啾鸟鸣声，和各种美妙的我无法想象的声音。她手臂优雅地挥舞着，像天鹅在飞翔。在这座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都市里，她带给了我们久违的温情和浪漫，让我们回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和谐自然中，回到已被我们渐渐背离，只生存在我们记忆里的青山绿水中。

每次离开时，我都会从钱夹中取出一张钞票，放在古筝旁。她微笑地看着我，躬着身子，看着我打开咖啡厅的木质大门。

然而，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句话，她的目光像绵羊一样温柔，她的容貌像天使一样美丽，她的微笑像花朵一样含羞，她晶莹剔透冰清玉洁，然而，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直到后来，咖啡厅的领班告诉我，她是一个哑巴。四岁那一年，她发高烧，烧坏了声带，从此后，她永远失声，永远都无法与人语言交流。

命运真的太不公平了。它给了这个姑娘美丽的容颜，为什么却要夺走她说话的权利。

我和京榕坐在我经常就座的临街窗口的那个位置，透过玻璃窗，能够看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行色匆匆，而又各怀心思。街道两边的榕树擎着一丛丛细碎的叶片，垂着长长的气根，像一个个头发稀疏长须飘拂的饱经沧桑的老人。一辆公交车开来了，一个行人走远了，一辆自行车驶近了……窗外的一切就像一幅幅市井风俗画，而窗内的我们就像冷静的旁观者。我们游离在这座城市的世俗生活之外，轻闲而优裕。

那时候，我常常想，咖啡厅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如果可以，今生我会与咖啡厅永远相伴。如果我老了，再也跑不动新闻了，我就开一家咖啡厅，闻着淡淡的咖啡清香，结交来自四方的好友，写着自己喜欢的文字，最好旁边再有一个红颜知己。哎呀，此生何求！

服务生送来了两杯咖啡，宝石兰的杯子放在檀香色的托盘里，杯口氤氲着淡淡的白色烟雾，那种颜色搭配出一种梦幻仙境，让人遐想翩翩。

京榕身体深陷在柔软的皮质沙发里，双手合拢，紧紧地夹在两腿间。她胆怯地望着咖啡厅墙壁上的油画，壁橱上的各种形状的酒瓶，和走廊间走过的每一个人。她悄悄地告诉我说，她曾无数次从咖啡厅的门口走过，看着落地玻璃上描摹的动漫图案，想象着坐在里面的会是些什么人。她没有想到，她今天也能坐在这里。

她端起杯子，轻轻地呷了一口，乌溜溜的眼睛充溢着笑意。她啧啧地称赞说，咖啡原来这么香，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喝。

我想起了经常在大街上见到的那些服饰怪异的红男绿女，他们悠闲自如无忧无虑，他们出入咖啡馆歌舞厅就像出入自己家门一样轻松而随意，而京榕和他们同龄，她却拥有着这么多的忧伤和拂散不去的贫穷。

此后，又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京榕，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这个小姑娘像侯鸟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消失每隔一段时间又出现的生活。我想，她肯定还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像蚂蚁一样辛勤地劳作，节衣缩食，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然而，我没有想到，就在我偶尔会想起她的时候，她已经被拘留在了看守所。

冬天来了。

在这座南方的城市里，冬天总是突如其来，似乎一夜之间，寒冷的冬天就来临了，大街上的人们裹着衣服行色匆匆，地面上也有了一层又一层的细碎落叶。太阳从东方天际升起来，黄橙橙地，像一块奶油蛋糕，发着柔软的光芒。迎面而来的风有了一丝细微的寒意。但是，福州的冬天依然温馨而诗意。雪花只飘拂在遥远的北国，狂风也只呼啸在我们视野之外的天之涯。

那天早晨，我接到了阿青的电话，阿青说，京榕在看守所。

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问，什么看守所？

阿青说，看守所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

我说，怎么会哪？怎么会哪？京榕怎么会在那种地方？

阿青说，我们见面再说吧。

我急急乘车来到京榕就读的那所大学的门口，我们沿着铺满了花边瓷砖的人行道慢慢地走着，冬天温柔的阳光打在我们脸上，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阿青说，京榕的老公失业后，为了还债，京榕去了工业路一家发廊做按摩小姐。那些按摩小姐都卖淫，在上个月的严打中，京榕被抓走了。

原来这样啊。

工业路有一个很大的图书批发市场，我经常去那里购买便宜的书。批发市场的两边是一家家门店矮小的发廊，发廊的玻璃门总是羞怯地半开着，门内坐着一个个坦胸露乳的女子，看到有行人走过，就嗲声嗲气地挥舞手臂喊道，进来呀进来呀——

阿青说，京榕昨天给她打来电话，让给他送件棉衣，天气寒冷了，京榕还穿着单衣。京榕不想让公公婆婆知道她在福州干什么，不想让他们知道她被关押起来。她在福州再没有亲戚朋友。

我和阿青来到了一家超市，为京榕买了一件棉衣，一条毛裤。

当天下午，我们就给京榕送去了。

我们来到福州城外的一座山下，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登上山顶，山顶上有一座高大而冷漠的建筑物，四面被高高的水泥墙壁围拱着，那就是看守所。

看守所一名年岁很大的警察接待了我们，他满面皱纹，腰身佝偻。他说，他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工作了三十年，再过一个月就要退休了。他很消瘦，和蔼可亲，说话中不断地夹杂着咳嗽声。

我说，我是记者。我把记者证让他看。他看了看后说，三十年了，这里从来没有记者来过，人们已经忘记了这里，除过那些犯人。

我说，我们想进去看看一个叫京榕的犯人，顺便给她送几件衣服。

老警察带着我们走进去，穿过长长的幽深的走廊，来到了一扇铁门前，两名持枪的警察站在铁门两边。老警察打开铁门，我们走了进去。

当时正是开饭时间。关押男犯人的房舍窗户全部用砖块封闭了，厚厚的铁门从外边锁着，门下有一个三寸见方的窟窿。厨师推着推车来到门前，把一个用铁皮卷制的漏斗状的器具拿出来，小的一端伸进窟窿，然后舀起一勺粘粥，从大的一端倒进去，里面就有犯人用碗接着。走在外面，都能听到房舍里的犯人们闹嚷嚷的声音。

继续向里走，最里间是女监。女犯关押就很宽松。透过栅栏们，我看到女监的房门都打开着，几个女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还有一个女犯在对着镜子梳头发。

老警察打开栅栏们，我们走了进去。走进最里边的一个房间，我看见京榕坐在通铺的床边，神情呆滞。我叫了她一声。她抬起头，看到我们，突然就流下两行眼泪，接着就泣不成声。

我轻抚着她的肩膀说，别哭了，在这里要听警察的话，好好改造。

阿青说，我们等你回来。

走出女监，我回头看见京榕站在门边，望着我们，一直在哭。

老警察告诉说，京榕要被关押三个月，还有两个月就可以出去了。

阿青说，金钱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但是没有金钱一个人就难以存活。

阿青说，贫穷是一个恶魔，它会榨干你身体里的所有尊严，让你做出连你都不敢相信的事情，让你变成一个连你都不敢面对的人。

我说，金钱在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态度、亲情、爱情、健康。金钱能够买来许多东西，但是也有许多东西是金钱无法购买的。金钱能够买来最名贵的药物，但是却买不来健康；金钱能够买来最豪华的别墅，但是却买不来爱情；金钱能够买来最昂贵的礼物，但是却买不来亲情；金钱能够买来香车宝马，买来夜夜笙歌，但是却买不来充实；金钱能够买来纸醉金迷，买来随心所欲，但是却买不来满足。而健康、爱情、亲情、充实。满足对一个人又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