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满脸不知是汗水还是眼泪，望着我大喊了一声，扭头就拼命地朝界碑跑去。

我支撑着从地上坐了起来，用枪对准了已经跑进我射程内的人，颤抖的手臂和模糊的视线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瞄准目标。来人已经开始对着我开枪，还好没有打中我，或者从我身边擦过，或者打在我周围的地上。我狠狠地捣了一下自己的伤口，撕心裂肺的疼痛让我顿时清醒了过来。就着这个空当，我抬起手，迅速对准最前面的几个目标扣动了扳机，立刻就有三个人倒了下去。

祖国与我只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如今在我眼里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的鲜血铺路，用我的肝胆将路照亮，只为自己最后的一滴血和一滴泪能够流淌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大喊了一声翻过身，忘记了伤口的痛楚，朝着界碑的方向爬去，每一寸似是都耗尽了心力，距离界碑每近一寸，好似又得到了新的力量。

当我再次抬起头时，界碑就在我的眼前，我伸出手再次朝着自己的伤口狠狠地捅去，希望能刺激起我最后的力量，让我回到我的祖国。但这一次，任凭我怎么捶打伤口，我都不再觉得疼痛。

“程建邦，我***，你死哪儿去了，过来扶老子一把。”我在心里大喊，渴望奇迹再次降临，希望程建邦能“嗖”的一声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这一次，他没有出现。

身后一声枪响，我的大腿随之一麻，整个身体跟着抽搐了一下，肩膀的伤口让我感觉到了疼痛。我猛地一用力，往前一拱，伸手够到界碑，一把抠住，那冰凉坚硬的质感仿佛有丝丝电流，涌入我的体内。我扶着那块界碑终于站了起来，还没有站稳，腹部又是一枪，我的身体顿时像一根柱子，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倒地的瞬间，我看到了界碑这一边上鲜红的国徽。

算了，除了腿，上半身已经回来了。我再也没有力气移动一分一毫了，甚至没有力气去呼吸、去眨一下眼了。脚步声已经靠近，蒙眬间我看到几个人影遮住了太阳，气喘吁吁地站在我的面前，其中一人举起枪对准了我。

就这样吧，至少我活着回来了。

我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不管我愿不愿意，此时必须相信阿来能够完成我的遗愿。我想起他在洪林的枪下坦然的样子，心中第一次感到一种安慰，那种安慰足以让我现在死也可以瞑目。

“嗒嗒嗒”连着三声枪响从头顶处传来，我勉强睁开眼看到刚才站在我面前追杀我的人四散逃窜。头顶一队人快步跑到我的身边，一脚踢开我手里的枪，然后将我围了起来，用枪指着我。我的眼皮像是被两坨铅块坠着，任我怎么努力也不能全部睁开。在即将睡去的瞬间，我看到一个人低头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一刻，他的帽檐上的一抹鲜红让我热泪满眶。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有着麦穗和国徽的帽徽。

“到家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三个字。

之后我的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我彻底失去了知觉。

7

一个多月后，1997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初夏的北京，阳光明媚。

我乘的车路过天安门广场，透过深色的车膜往外看，广场上竖着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游客们争相在牌下拍照合影。牌上的数字显示，再等四十多天，香港将重回祖国的怀抱。一百多年前的那场鸦片战争带给亿万中国人的耻辱，将要被中国人自己彻底洗刷掉。

车子驶到总部门口，远远就看见徐卫东双手抱在胸前站在大楼的门前。司机将车停稳后，跑步绕到我这边，准备给我开门。我不等他动手自己打开车门，拒绝了他的搀扶，自己扶着车门下了车。

徐卫东走上前，仔细打量了我好一会儿，低沉着嗓音说：“行，挺全乎。”又看看我的腿，用下巴指了指阶梯上大楼的大门说：“上得去吗？”

我看了他一眼，说：“带路。”

他对司机说：“待命。”说完走在我的前面。看得出他刻意放慢了步伐，我尽量跟紧他，随着他来到他楼上的办公室。

他等我进了门，将门关紧，指了指沙发说：“坐。”

看着这个熟悉的地方，不禁心头一热，我故意淡淡地说：“你这儿怎么还这样？”

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包烟，一边拆一边说：“变了，怕你们找不到。”他拆开烟丢给我一支，又指了指茶几上的一杯茶说：“喝水。”

“医生说不让喝茶。”我一边说一边端起那杯茶。发现温度正好，应该是他下楼接我前泡好的。我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全灌了下去，抹抹嘴，学着周亚迪的样子说：“嗯，好茶。”

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端起他自己的陶瓷茶杯，用茶杯盖拨了拨水面上的茶叶，轻轻吹了吹，然后呷了一口，咂咂嘴，将茶杯放下。

我俩跟傻子似的对坐着，一时屋里静悄悄的，好像谁都不知道从哪里找话来说似的。过了好一会儿，他给我讲起了一个月前发生的事：

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一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人，混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里，沿着长安街一路往东走，他看起来就是个沿街乞讨的乞丐而已。当他看到路边一栋建筑挂着醒目的国徽，牌子上写着“公安部”和“国安部”字样时，竟然泪流满面，抬脚就往大门里冲。一旁一辆警车里跳下两个执勤的民警，上前将他拦住，问他有什么事。

此人哆嗦着嘴唇，只一个劲儿地说要找徐卫东。

执勤民警问他找哪个部门的徐卫东，找他什么事。

他说要找这里最大的官报案。

民警见此人目光迷离，神志似乎不太清楚，便提醒此人报案要去派出所或公安局，这里不接受报案。

此人却奋力挣脱开两个民警，快步朝大门内奔去，大喊着“徐卫东”这个名字。

警车内又跳下两个特警，三步并两步上前将此人按住。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从门内驶出，此人疯了似的使出浑身的力气竟然生生将按着他的两个特警挣脱开，不顾危险地扑倒在那辆轿车前，嘴里大喊着：“我找徐卫东，秦川临死前让我来的。”

若不是那辆车司机刹车快，此人很可能被轧到了。轿车后座一个四十多岁模样的中年男人听到此人喊出“徐卫东”这个名字，向司机交代了几句。驾驶室车窗缓缓降下，司机对两个特警说，带他从侧门进，去六号会客室等我。

轿车离开公安部向东驶去，后排的中年男人拿起车内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卫东，你认识秦川吗？”

跟徐卫东短暂的通话后，中年男人将电话一挂，对司机说：“回去。”

司机左右看了看，说需要在前面路口处掉头。中年男人说：“来不及了，就在这里，逆行回去。”

司机打开警报，在长安街上猛地掉转车头，逆行往回就返。几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避让，有人探出头叫骂着：“我靠，警车就他妈横着走啊？赶着去投胎吗？”

大楼六号会客室内的桌上放着一份饭菜、水果和一杯水，但一点儿没动。之前那个拦车大喊的乞丐模样的男人一个劲儿地催问着对面的中年男人：“徐卫东怎么还没来？再晚就来不及了。”

此时会客室的门被推开，来人正是拦车人要找的徐卫东。徐卫东环顾了一圈，对那个中年男人使了个眼色，中年男人点点头离开了会客室。

等中年男人出去后，他问拦车人：“你找我什么事？”

拦车人反问：“你是不是徐卫东？不是就别耽误时间，我是来替秦川传话的。”

徐卫东说：“是你在耽误时间。”

拦车人盯了徐卫东一会儿，说：“我叫阿来，秦川死了，他临死前让我来找你，让我告诉你路线和时间。”

徐卫东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这个脏兮兮的自称是阿来的人，大脑飞速运转着。如果他信任了这个阿来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缉毒行动即将展开，会有近千名蓄势待发的缉毒干警被布控出去。一旦这个阿来的消息有假，而导致行动扑空，那么这不仅是公安部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笑话，尤其是自己亲自领导的行动将彻底流产，整个特案组将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下。如果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阿来这时，才哆哆嗦嗦地从身上摸出一个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香烟盒，递给了徐卫东。

以此，依据阿来带来的情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缉毒行动——“中华之剑”打响。

行动先后出动公安、武警数千人，成功截获毒品海洛因一千六百公斤，抓捕境外武装运毒人员、境内毒品走私贩卖人员数百人。此案涉及毒品数量之巨、抓捕犯罪分子数量之多，都属于罕见，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打击毒品案件的决心和力量。

我张着嘴巴听完了徐卫东的讲述，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就像是在听一个故事，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突然手指一阵灼痛，我忙将已经燃到手指的烟头丢掉，说：“靠。”

徐卫东皱皱眉说：“我说了半天，你就一个‘靠’？”不等我说什么，他一摆手说：“无所谓了，另外，你托程建邦转告我的话我也收到了，我代我大爷向你问好。”他说着在我受枪伤的肩膀来了一拳。

我咬着牙忍着隐隐传来的酸痛，说：“程建邦他人呢？”

他说：“没事，你也回去养伤吧。”

我说：“这次任务，我算成功吗？”

徐卫东看着我说：“周亚迪还在，胡经还在，金三角也在，你现在就想功成名就吗？”

我说：“你不是还打算让我去吧？”

徐卫东说：“你还想去吗？”

我想了想，点点头说：“我想把宁志带回来。”

徐卫东沉默了一下，只是点点头，说：“先休息休息吧。”

我说：“阿来呢？”

他起身从办公桌上拿过一个没有任何图案的硬纸盒和一张纸，递给我：“配给你的。”

纸盒里是一部手机以及配件，再打开那张纸，是一个地址，想必是阿来的，于是问道：“对了，他还有个老婆。”

徐卫东说：“知道，见过了。”

我有点儿感激地说：“谢谢，那我先走了。”

徐卫东说：“楼下有车送你，对了，给你的手机不准关机，二十四小时待命。”

我摆弄了一下那部手机，起身看着他，说：“那我走了。”

“等等”，他绕过茶几，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辛苦了。”

走出总部大楼的门口，我见台阶下停着一辆轿车，司机戴着墨镜冲我招了招手。我走下台阶，钻进车里。司机回过头，摘下墨镜说：“去哪儿啊？”

我听这声音很熟，一看果然是程建邦。我和他相视一笑。笑够了，我把那张写有阿来地址的字条递给他。

血色的夕阳斜斜地照着大地，拉长了地面上所有的影子，马路上的行人匆匆地赶着路，各自烦恼着自己的烦恼、快乐着自己的快乐。我将手伸出车窗外，感受着初夏的自由清爽的凉风。

我想，需要抓紧时间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和重逢，因为一定还会有新的战斗等待着我们。

我是战士，我叫秦川。

（任务：活着再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