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总统对戴兹冷笑一下。“医生，”他说，“我们手里还有亚布里尔，我希望亚布里尔能接受这个脑测试。我们得这么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大阴谋？原子弹爆炸是不是阴谋的一部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后果将十分严重。他们可能还有进一步的阴谋，破坏面或许比纽约市还要大。恐怖组织百人先驱团中的其余成员还会安置其他的核弹。现在你明白了吗？”

安纳肯医生问道：“总统先生，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肯尼迪说：“我们得澄清一切疑虑。我会签署命令，声明按照《核武器控制法》，此医学性审讯有足够根据。”

阿瑟·威克斯说：“这会造成严重的骚乱，他们会说我们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尤金·戴兹冷冷地问：“难道不是吗？”

安纳肯医生突然大为恼怒，他在美国总统的面前极力克制着自己。“这不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他说，“只不过是化学物质干预下的脑扫描，病人在审讯结束之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除非发生一点小小失误。”戴兹说。

宣传部长马修·格莱德斯说：“总统先生，测试结果将最终决定我们作出怎样的声明。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如果测试证明亚布里尔、格莱斯和提波特之间确实存在共谋关系，我们就没什么顾虑了。如果证明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你就得有很多解释工作要做。”

肯尼迪干脆地道：“我们继续谈别的问题吧。”

尤金·戴兹看着面前的简报说：“国会要求传讯克里斯蒂安到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兰博蒂诺参议员和金兹众议员想从他这里寻求突破。他们宣称，而且已经广而告之各大媒体，说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克里是所有这些荒谬行动的始作俑者。”

“启动行政特权，”肯尼迪说，“作为总统，我命令他不必接受任何国会委员会的传唤。”

安纳肯医生对这些政治议题感到腻烦，就开玩笑道：“克里斯蒂安，你为什么不做一名志愿者，接受我们的pe扫描呢？这样你就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你的清白，同时也保证了所有行动都是正当的。”

“医生，”克里斯蒂安说，“我对你所谓的自证清白不感兴趣。清白这玩意儿是你的科学永远也证明不了的。脑扫描测试是为了证明另一个人的诚实，我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也不感兴趣。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清白或者道德，我们讨论的是运用权力来推动社会运转，在这个领域，你的科学完全无用。就像你经常跟我说的，不要涉足那些你并不专业的领域。所以我得说，***的。”

在这样的幕僚会议上，这种情绪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在副总统杜·普雷在场的情况下使用粗俗的语言则更是不被容许——虽然这并不代表副总统是个古板的女人。内阁会议室的人都为克里斯蒂安·克里的情绪失控而吃了一惊。

安纳肯医生吓了一跳。他不过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跟很多人一样喜欢克里。这个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看起来比别的律师要聪明得多。安纳肯医生身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对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渊博很是自豪，但是很遗憾，他一样有着人性的小小弱点，因此克里的话让他的感情很受伤害。所以他想也没想就说：“你过去在中情局工作，克里先生。中情局总部大楼有块大理石碑，上面写着‘知晓真理，便得自由’。”

克里斯蒂安又恢复了他的好脾气。“那可不是我写的，”他说，“而且我也不信那套。”

安纳肯医生也回过神来，开始分析刚才那段小插曲。为什么一个开玩笑的问题会让他产生那么激烈的反应呢？总检察长这位世界地位最高的法律长官，难道真有什么实情隐瞒不成？他真是巴不得能把这个人送上脑扫描的手术台。

弗朗西斯·肯尼迪一直在旁边看着两人斗气，目光严肃，但似乎也被逗乐了。此时他和蔼地说道：“载德，到时候你能让这项大脑测谎技术进一步完善，消除那些副作用，我们可能就得把这个行动隐藏起来。在这个国家，没有哪个政治家能经得住它的考验。”

安纳肯医生打断他的话：“这些问题都完全不相关。行动已经开始了，科学已经开始了对人类大脑的探索。一旦某个行动开始实施，你就无法让它停止，起义的路德分子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无法阻止工业革命的进程，你不能禁止火药的使用——日本人在几百年里都严禁火药，结果被西方国家征服，才明白了这个道理。一旦发明了原子弹，你就不能阻止它爆炸。大脑测谎技术也会一直存在，我向你们各位保证。”

克里说：“这项技术违背宪法。”

肯尼迪总统干脆地道：“我们可能不得不修宪。”

马修·格拉德斯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如果新闻媒体听到了这段对话，他们会把我们从这座城市赶出去的。”

肯尼迪说：“要用恰当的措辞，在恰当的时间，将我们的谈话告知公众，这就是你的工作了。记住，美国人民要作出选择，就在宪法的框架下。现在，我认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动反击。克里斯蒂安，以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法的名义对伯特·奥蒂克提起公诉。他的公司伙同舍哈本君主国以欺诈的手段造成石油短缺，从而抬高价格。以犯罪预谋控告他们，这是其一。”

他转向奥德布拉德·格雷：“敲打敲打国会让他们搞搞清楚，主要电视台网来更新执照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执照就要被新联邦通信委员吊销了。那些大银行和华尔街原来占尽行业优势给自己捞了不少钱，新的法律也要对此进行监管。我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奥托。”

海伦·杜·普雷知道，尽管副总统在公开场合必须赞成总统的决定，但在目前这种私下会议中，她完全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过她还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谨慎地说：“您不觉得我们会一下子树敌太多吗？是不是等到我们竞选连任成功之后再采取这些行动更好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得到更加支持我们政策的国会，何必要与现任国会开战呢？我们现在并不占绝对优势，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我们不能再等了，”肯尼迪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准备向我们进攻。不管我们怎样妥协，他们都要继续阻止我竞选连任，阻止我建立新的国会。我们反击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不能再由着他们为所欲为了。”

大家都沉默不语，随后肯尼迪站起身，对他的幕僚说道：“你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细节，然后把必要的计划方案做出来。”

就在这时，阿瑟·威克斯提到，国会唆使了媒体对肯尼迪总统发动攻击，大肆宣扬针对总统的安保措施耗费了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威克斯说：“他们这次抨击的关键就在于把您抹黑成类似恺撒一样的国王形象，而您的特勤局就像是皇家卫队。对公众来说，一万个人外加一亿美元只用来保卫一个人，即使是美国总统，也太过分了一些。这样会造成很糟糕的公众形象。”

大家依然沉默。对肯尼迪家族的几次遇刺事件的回忆让这个话题变得特别敏感。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在肯尼迪身边工作，因此都明白，总统现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很不放心。肯尼迪转向总检察长：“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批评。克里斯蒂安，我知道我给过你一项权利，可以否决任何对安保工作进行改变的议案。不过嘛，如果我们宣布将把特勤局白宫分部的人员削减一半，预算也同样削减一半，你看如何？克里斯蒂安，我希望这次你不要使用你的否决权。”

克里斯蒂安笑了笑：“或许我干得有点积极过头了，总统先生。我不会行使否决权，何况您总是可以否决我的否决权嘛。”大家都大笑起来。

但是格莱德斯对这种看似轻松的胜利好像还是很担心：“总检察长先生，你不能光说不做。国会会一直盯着我们的预算和款项支出数字的。”

“好吧，”克里斯蒂安说，“但是当你对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我对此强烈反对，并且要让他们感到，总统是在国会的压力下屈服了。”

肯尼迪说：“我很感谢各位，现在休会。”

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亨利·卡努将军是所有行政人员中最积极向上、镇定自如的人。他积极向上，因为他觉得自己干的是全国最好的工作，他只需对美国总统负责，而且掌管着保存在五角大楼的总统秘密资金，除了总统和他本人之外，该项资金不必经过任何审计。此外，他还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他不必决定政策问题，甚至连建议都不必给。他负责为总统及其幕僚安排好所有的飞机、直升机以及豪华轿车；他负责白宫建筑和维护方面的支出，而且被列为机密；他负责着“足球”机关，监管那里的准尉，以及他为总统保管的存有原子弹密码的手提箱。每当总统想做点什么需要花钱的事，但是又不想让国会和媒体知道，亨利·卡努就会从秘密资金中支出，同时将其款项账目批准为最高机密。

所以，一个五月下旬的下午，当总检察长克里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亨利·卡努热情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他们过去一起共事过，而且在他刚从事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时，总统曾经授意卡努，总检察长想要什么，都可以从秘密资金中支出。一开始几次，卡努还和总统一起查账，后来也就随他去了。“克里斯蒂安，”他高兴地说，“你来是为了消息还是钞票呢？”

“两样都要。”克里斯蒂安说，“首先是钱。我们要向公众保证削减白宫特勤局一半的人手和预算，所以我总得走个形式。其实就是一纸调动而已，其他什么都不变。但是我不希望被国会揪住资金的尾巴。所以你们军事顾问办公室得从五角大楼弄到这笔钱，然后将这笔钱的使用批为最高机密。”

“老天，”亨利·卡努说，“这可是很大一笔钱啊，我办是可以办，但是不能坚持太久。”

“只要撑到十一月的大选结束就行，”克里斯蒂安说，“然后我们要么给一脚踢出去，要么就强势连任，让国会不敢再有什么异议。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装装门面。”

“好吧。”卡努说。

“然后是消息，”克里斯蒂安说，“最近有没有国会委员会的人来打探消息？”

“当然有了，”卡努说，“比以往来得多。他们一直想弄清楚总统到底有几架直升机，几辆豪华轿车，几架大型客机，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呗。他们还想弄清楚行政部门到底在干些什么。要是他们真知道了这些东西的真实数量，非发疯不可。”

“具体是哪些议员？”克里斯蒂安问。

“金兹，”卡努说，“他有个行政助理，萨尔·特洛伊卡，这小子聪明着呢。他说他就是想知道我们到底有几架直升机，我告诉他有三架。他说‘我听说你有十五架’，我就说‘白宫要十五架直升机到底能有什么用？’但是他的数字已经很接近了，我们有十六架。”

克里也很奇怪：“我们要十六架到底能有什么用？”

“直升机很容易坏，”卡努说，“如果总统跟我要一架，然后我说没有，因为都在修理呢，这样能行吗？而且，有几个幕僚也经常要用直升机。你这方面还不错，克里斯蒂安，但是中情局的泰佩和威克斯绝对是用了很多次。戴兹也是，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克里斯蒂安说，“我想要你写份报告，任何议员来打探总统的后勤服务的，都要报告。这关系到安保工作。这是最高机密，直接向我报告。”

“好的，”卡努很兴奋，“任何时候你需要对私人住宅进行维护，我们也可以从秘密资金里给你支出。”

“谢了，”克里斯蒂安说，“我自己有钱。”

当天晚间，肯尼迪总统坐在椭圆办公室，抽他的纤细型哈瓦那雪茄。他把白天的事情又回顾了一遍——只不过稍稍亮了亮手里的几张牌，他就获得了幕僚的支持。

克里的反应还是那么恰如其分，就好像他能看透总统的心思，卡努已经向他汇报过了；安纳肯可进可退；如果不小心的话，海伦·杜·普雷倒可能是个麻烦，但是他需要她的头脑，以及她在女性组织中的政治人脉。

弗朗西斯·肯尼迪感觉棒极了，连他自己都很惊奇。他已经不再沮丧，而且精神抖擞，这是自妻子病逝以来从未有过的最佳状态。这是否因为他终于将美国巨大而复杂的政治机制玩弄于股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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