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涛一进家门，就兴奋不已地大声嚷嚷道：“拿酒来，快拿酒来。”其实他的酒量不咋的。但有时兴起，就有点“馋酒”。嚷嚷了两声，却不见老伴回应，他一边在门厅里换鞋，一边又嚷道：“嗨，嗨，听到没有，给我开一瓶好酒。”

客厅里还是没人答应。

余涛张望了一下，妻子分明在客厅的沙发上呆坐着哩，便问：“嗨，怎么了？”

妻子的脊背微微地抽动了两下，默默地擦了擦泪水。

余涛一惊，知道出事了，忙沉静下来，坐到妻子身旁，看着妻子，等她开口说话。又过了一会儿，妻子才慢慢地说道：“刚才你老单位来了一位同志。说了一点那边的情况……今天的大会上，把部里十年来所有受到过错误冲击的同志全平反了，只留下三个人，没有做结论……”

余涛的心又一紧：“哪三个人？”

妻子却不做声了。

余涛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三个人里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

妻子再也忍不住地出声呜咽起来。

余涛不说话了，他默默地抬起头，悲怆地看着那昏暗的天花板。突然间，余涛站起身，向门外走去。妻子扑过去拉住他，一连声地叫道：“余涛……老余……”余涛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妻子说：“我得去找他们说说。”说着便毅然决然地向门外走去了。

余涛在解放前搞过情报工作，作为我军军事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去越南工作过，他开得一手好车。他熟练地操纵着汽车，拐离长安街,沿着一条小河走不多远，行驶到某部委大门口，离警卫黄线不远的地方，停下车来。

他没有马上下车。刚才一时冲动，一时激愤，什么也没考虑就发动了车。现在终于来到老单位的大门口，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事到临头，他得仔细想一想，到底是否应该“冲”进老单位去找自己过去的那位老领导。

想着想着，他觉得心跳加快，喘不上气来了……

权衡的结果，余涛觉得还是上家里去找那位老领导更合适一些。于是，他把车开到一家小店门口。小店的门框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公用电话”牌子。他要先通报一下，不想让老领导感到太突然。

电话铃响时，老领导正在沙发上看报，他那位中年的妻子抢着拿起了电话。她当然不愿意让余涛这时候来打扰他的老公：“哦，余涛同志，你好。你好。你要找部长谈一谈？部长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夫让他晚上不要工作。要是可以的话，请你明天上午……”

老领导有点耳背，问：“谁啊？”

妻子捂住送话器，压低了声音答道：“余涛。原先咱们部一局的副局长，后来调到交通部去的。他想这会儿来跟你谈一谈。可能又是来谈平反的问题吧。今天大会上宣布的平反名单里没有他。”

那老领导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余涛的问题，比较复杂，当年是康生亲自给他定的性，也是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他的。”

妻子说：“可是康生已经正式定性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人了。他迫害的这些同志还不应该早一点给平反？”

老领导叹了口气道：“按规定，当时哪一级处理的人和事，现在平反也得由相应的一级机构来研究处理。康生当时是中央领导，我们部当然无权推翻这个决定。”

这位妻子原来也不想让余涛晚上来打扰自己的丈夫，但听说他是受康生迫害的，反倒同情起来，便说：“人家已经到楼下了，你就见人家一下吧。你想想，平白无故让康生把他在秦城关了五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出头的好日子，还不给人家及时平反。”

老领导不做声了。

妻子便忙对还在电话那头等着答复的余涛说道：“您来吧。知道我们住在几楼吧？”

一见面，那位老领导还是相当热情的。他问道：“到交通部，怎么样？听说你被派到香港去了？干啥呢？”

余涛应道：“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以副董事长的名义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老部长，我不想耽搁您太多时间，咱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

那位老领导：“你余涛还是老脾气，干脆麻利。说吧。是不是关于你平反的问题？”

余涛点点头：“您是我的老领导了。我这一生，真正熟悉了解我的，就是两位老领导，一位是东江纵队时期的曾生同志。一位就是您。我干点啥，您都知道。如果我有问题，您还不早就出事了？老部长，您也不想想，如果我历史上真有问题，党能把我派到香港去吗？”

那位老领导默不作声。

客厅里气氛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余涛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老部长，说实话，是否给我平反还不是最重要的，您不给我平反，我也在香港干着，可是，现在仍然有人拿所谓的历史问题来整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位老领导：“余涛，你的问题，我只能跟你说，关键不在我们部里。当然，你的事情拖了这么久，我们部党组有一定的责任。我也代表部党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复查你的案子，尽快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部党组是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的。”

余涛：“这个，我坚信。”

那位老领导：“另外，我也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你的案子，还牵涉到当年华南抗战游击队和所谓的地方党问题，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错案、冤案和假案，涉及许多个同志。这些同志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个部门。不是我们一个部，就能率先对其中某一个人进行结案的。再加上，当年康生又插了一手，事情就更加复杂难办。所以，如果有可能，你作为当事人之一，给更高一层的权威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作为一级组织，也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双管齐下，一起努力，争取让它早一天得到解决。行不？”

对方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余涛当然就无话可说了。

回到家，余涛走进了书房，要给“更高的一层的权威部门”写一份申述。他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做一次自我申述，申述自己是忠于这个党，这个理想，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几十年来，他以为自己不用再做这样的申述了，因为自己早就用自己的一生对此做了最无需辩驳的铁证了，但是……但是他今天还得这样写道：“尊敬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我是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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