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中午，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总统的办公桌上共进午餐。饭后，两人一边吃着甜点，一边谈着战争以外的话题。1时40分，电话机叮呤呤地响了……

诺克斯部长在电话里说，他无意间收听到檀香山美军司令部的无线电广播，通知我们所有的台站，现在日军的空袭正在继续中，并且说”这不是演习”。几十分钟后，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打来电话，证实袭击是确实的，并且损r失惨重。消息在数小时内传遍了华盛顿。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挤满了神色冷峻的人群，少数人低声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默然地望着眼前的白宫。其实从外面看去，白宫和平时一样，灯光黯淡，窗帘低垂。

此时，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全体阁员围着罗斯福总统坐成一圈，正在召开自林肯在南北战争爆发时召集内阁会议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内阁会议。与会的珀金斯部长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直感观察到：总统在听到进一步证实的受损消息时，出现了极其难过的片刻和体力不支的困难，但随即在他身上出现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迹象——”长期紧张地猜测日本会采取什么行动，什么时候动手，我们要不要在没有明显攻击我们时去保卫新加坡……这一切问题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现在终于都结束了”——一种他所不愿意承认的”阵阵轻松感”在他那难以捉摸的脸部表情上得到反应：一张既紧张又镇静的脸部表情。

埃莉诺后来也谈到，那天”富兰克林显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没有过的宁静沉着”。据霍普金斯说，总统认为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已经”完全不由他来作主了，因为日本人已替他作了决定”。他一直以为日本人会尽力避免同美国打仗，而只对其他太平洋国家采取行动，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保卫我们利益的非常难办的问题。所以，日本采用的方法使他如释重负。尽管珍珠港发生了不幸的灾难……，但这一事件把美国人完全团结起来，从而使对日战争成为必然。”情形或许正是这样：罗斯福首先肯定是沉浸在由震惊而引发的悲恸和愤怒中，继而转念，然后就如释重负了。当时他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适应新形势。”

在以后几年尤其是在战后，人们愈益强烈地要求知道何以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批评罗斯福政府的人指出，是我们的总统处心积虑地刺激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并把它作为通向欧洲战争的”后门”。他们甚至暗示，罗斯福已预料到珍珠港袭击，却偏偏封锁消息，让驻军蒙在鼓里，以图用这种惨重的苦肉计来确保国内的同仇敌忾。战后有一次”最彻底的”的调查，国会所收集的证词和报告共达40卷。史汀生后来在向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解释说，我们得等到战争爆发，尽管要”冒让日本人打第一枪的风险，但我们意识到，为了得到全国人民的全体支持，最理想的是让人们看清日本人是真正的肇事者。”不过，一般认为，政府的责任仅在于疏忽大意。

罗斯福在次日晚向全国广播的”炉边谈话”中，诚挚地劝告美国同胞们不要听信任何谣言。他说在战时，这一类关于灾难的丑恶小道消息具有数量多和传播快的特点，我们对它们一定要进行分析和判断。”我们不妨承认，我们的敌人表演了一次卓越的欺骗技巧——时机配合得恰好，手段也很高超。它是一次无耻透顶的行动，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以纳粹的方式进行的现代战争本来就是肮脏的勾当。我们并不喜爱它——我们未曾想要卷进去——然而我们已经卷进来了。”

丘吉尔倒是大大舒了一口气。7日下午，他通过越洋电话向罗斯福证实了情况后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丘吉尔后来写道：“有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值此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参战了，并且已经深深地卷进来了。对于结局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怀疑了……我百感交集，上床为我们得救和感恩安然睡了一觉。”白宫的总统是在12点半上床睡觉的。

12月8日，罗斯福前往国会作了不久就举世皆知的名为”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的演说。作为他的历史感的一个证据，他请求罗斯福夫人陪伴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参加这次两院联席会议。罗斯福顺着斜坡走上讲坛，以极大的克制，用品实舒缓的语言陈述了日军在24小时内的所作所为；并郑重指出，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他最后请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期，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没有过多的渲染，演说历时6分钟。

参众两院几乎以全普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只在众议院有1张反对票。同日，英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又对德国宣战。紧接着，对日宣战的国家增加到20多个。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意大利也紧随其后。

美国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最后的阵营结构。它已成为西方两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公开宣布了的或心照不宣的同盟所进行的联合战斗。这种搭配是被一系列的历史偶发事件推到一起的。尽管过去岁月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彼此都留下了大量的不信任情绪、偏见和敌意，但此刻已显得次要。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面临着共同的对手。严峻的形势促使观念发生变化。三人为建立协调的战斗合作，都从不同侧面并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坚忍不拔的和真诚的努力，虽然也不时在自重和疏远中，彼此感到过失望，但这种携手使他们比肩而立于浊世恶浪中一直到终局，从而更衬托出他们不愧为非凡时代的历史巨人。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尽英雄本色。

战时体制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两年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幽默地对记者们说，自1933年以来，”新政大夫”这个内科专家把美国的急性内科病医治好了。可这个康复了的病人在1941年12月7日，因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大夫”于是就把病人让给”胜利大夫”这个外科专家。

战争使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其全面性和深远的意义，直到战后才被美国人逐渐体会到。它无微不至地、不可抗拒地延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切的运转围绕着赢得战争胜利这一中轴。总动员开始了。观察家们发现，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迫的事态的高超才干，而这正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特点”。他”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庄重，不知疲倦而又满怀信心。”孤立主义势力已烟消云散，从前处处与他作梗的人也大大地收敛了敌意。另一方面，罗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要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他认为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利己政治”是万恶之首，于是他立即暂停那些存在着分歧和极易导致分歧的国内政治活动，尤其是”新政”式的改革和党派政治活动。不过，罗斯福仅仅是强调了战争与内政之间的轻重缓急，”在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他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割裂，而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两者在终极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都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或民主政治。珍珠港事件激起全国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保证了人民自愿入伍、配给供应和经济统制，罗斯福在这种情势下更能显示出战时统帅的作用。同时，这种情势也使罗斯福更自然地把人民的战争观同新政的自由民主价值联系起来。乔纳森凡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美国宣战后立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重整军备运动。国会迅速废止了禁止将应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规定，并规定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后6个月。新兵役法还规定所有20岁至44岁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45岁至65岁的男1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这样在征兵局登记者共达3100万人，其中1000万人经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而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在各种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数，共达1500多万（含志愿兵），其中计有陆军1000万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400万人，海军陆战队60万人，妇女服军役者约216万，黑人入伍者117万。空军力量也急剧地得到增强，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不足30万人，能适应作战的飞机不过1500架，而大战结束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人员高达230万，飞机7万架。海军也迅速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者，海军在编人员在4年不到的时间内增加了10倍，它所拥有的各类舰船增加到91000艘，为1941年底的20倍。

11942年国会又把义务兵役的应征年龄降低到18岁。

美国在参战的同时又兼充”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火装备和后勤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国民经济迅速被纳入战时生产的轨道，无数民用工厂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集团工业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汽车工业几乎全都改为制造飞机、坦克、卡车、吉汽车，其他轻工企业则制造机关枪、步枪、雷管、炮弹，化工企业则生产炸药和梯恩梯。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的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失业者从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而这67万人大多是因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不仅如此，”兵工场”还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原已退休的老工人。罗斯福授权战时人力委员会负责人力总动员和就业协调工作。

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现代战争的方式更迫切地要求劳动和生产，他要求国会同意他列举的生产指标：（1）飞机——1942年为6万架，1943年为125万架；（2）坦克——1942年为45万辆，1943年为75万辆；（3）防空火炮——1942年为2万门，1943年为35万门；（4）船舶——1942年总数为600万吨位，1943年建造1000万吨位。他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地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为了便于统管战时经济，罗斯福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临时机构，这是一批让人们应接不暇的以大写英文字母缩写为代称的机构。

其实早在欧洲战争爆发的一周后，即罗斯福颁布”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9月8日，罗斯福就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它负责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并可前往各部门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收集准确材料，使总统了解经费使用的前因后果及规模。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罗斯福成立了紧急事务处理办公室。它下辖的主要机构有生产管理局和物价管理局，此外还有民防局、国防运输局、租借管理局、科学研究和发展局、全国战时劳工局、经济作战局和战时航运局。1941年9月，罗斯福又成立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它掌握国防生产、民用经济以及对英、苏物资供应和分配的权力。

现在，罗斯福依据国会新近赋予他的权力——根据作战需要建立任何新机构在经济范围内优先配置资源——建立了战时生产局，作为最高战时机构。他慎重地物色了3个月的局长人选，最后选中了唐纳德纳尔逊。战时生产局担负起生产管理局和供应、优先调拨和分配局的职责。罗斯福又于1942年10月建立经济稳定局，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为该局局长，并授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最高指挥权，有权管辖战时生产局。1943年5月成立战时动员局，仍由贝尔纳斯领导。这使得他实际上成为有权协调一切战时计划和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的总统助理。通过这些机构，政府控制了全国经济。

战时经济体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国经济中国家投资的急剧增加。骤然铺开的如此壮观的军火生产规模，其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太大。联邦政府运用多种方式筹集经费，主要有：加强同包括银行在内的经济生活各部门的联系；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使支出下降，并使消费者有更多的余钱投向数目激增的政府公债，于是政府便能把这些公债以较低利率售出；扩大征税的范围和方式，使国内税收在几年间增加了8倍多。即令如此，由于战费支出过于庞大，初期即达每天1亿左右，这就使得联邦政府在有效实行了上述措施后，仍感入不敷出，只得走凯恩斯式的赤字预算的道路。联邦政府从1941至1945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总计约为3176亿美元，其中2815亿用于战争，占总数的886％。1941年的国债为563亿美元，1945年上升到2525亿。在上述用于战争的2815亿美元中，大约有43％来自这段时期的税收和其他非借贷来源。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垄断资本家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拒绝出资扩大军事生产组织，不得已的联邦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军事工业建设。政府在这5年间共投入美国所有各生产领域的资金共有462亿美元，占了这期间所有投资的23以上。这样，到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已拥有b全部原子能工业、生产合成橡胶企业的96％、生产飞机和引擎的71％、生产金属镁企业的90％。政府还建成了钢铁厂、造船厂、军火工厂、发电站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国民财富中的比重上升了5个百分点。

战时经济体制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联邦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行政管理手段，并且有赖于这种运用的得法和得力。这些经济杠杆主要是工资、物价、房租、税收、公债等。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前后就作了几次稳定物价的尝试，均效果不佳。国会便于1942年1月通过了物价控制紧急法令，授权物价管理署控制物价和房租，并规定对违章者特别处罚。由于战时政府和消费者都在大量购买，造成很多商品供不应求，供需状况刺激了物价上扬，又由于农产评价格长期未得到控制，所以战时通货膨胀一直成为战时经济体制的副产品，它既困扰着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又困扰着中下层收入者的日常生活，这成为共和党在194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进展的重要原因。可见，物价问题已成为战时经济体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症结问题。

罗斯福在1942年底加大了反通货膨胀的力度。他要求国会授予他调整农产评价格的全权，这项要求连同稳定工资和薪金的权利，都得到了批准。罗斯福随即下达行政指令，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临时机构对诸如工资、薪金、零售物价和批发价、房租、农产评价格进行严格的限定。为了对这些管制事项加以监督，罗斯福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即战时动员局的前身）。次年4月，罗斯福发出”坚守阵地”的著名命令，对所有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当上述举措仍不足以解决通货膨胀这个战时顽症时，罗斯福下令对轮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烟等商其实行定量配给。同时又对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进行惩治。不久，市场上厨具、餐具、玩具、学习用具等日常用具，甚至如发夹、痰盂、照相机、尿布等都告脱销。到1943年，政府对95％的食品类商其实行定量配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用品业的转向导致生活资料的生产锐减；二是战火破坏了上述诸多商品的原料供给线；三是政府大量订货、采购并运往战场。还在1942年底，军队和租借法案就吸收了全国所生产食品的14，这其中特别包括罐装的、冷冻的、脱水的食品。这种少有的情况引起国内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不便，罗斯福便在”炉边谈话”中对同胞们进行耐心的说理和教育。他强调，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动摇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以致威胁整个决定战局命运的生产计划。他吁请同胞们凭着伟大的理解力和坚贞的爱国心作出必要的”牺牲”，他说，为了文明必须付出艰苦工作、悲伤和流血的代价。

罗斯福以身作则，带头购买了第一张e类公债。他不独呼吁国内人民要克制自己的生活，把省吃俭用的钱用来购买战时公债，而且让白宫首先符合这一要求。此后，极不讲究且无甚特色的白宫膳食成了白宫的一大特色，使许多原先无事常来揩油的人望而却步，也使得白宫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总在盼望英王或类似的贵宾驾到，因为那时白宫的生活要弄得丰盛和得体一些。榜样的效应立竿见影，各地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朔风中竖起衣领的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公债销售点开门营业。财政部为筹措战费共出售了7次战时公债和最后的胜利公债，共约1569亿美元，其中13被个人认购。当时政府的宣传工作也确实到家：有幅公债广告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士兵，标题是：“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牌下，有谁还会不热血沸腾呢？

罗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统制或驾驭战时经济体制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罗斯福利用战时非常时期的情势，利用国会两度授予总统的战时权力法，利用对这种权力法最充分最宽泛的解释，利用战时行政部门在管理行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成文规定或惯例，开创了许多时人闻所未闻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罗斯福风格的管理方式更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而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罗斯福建立起来的战时体制及其管理方法不仅有效地决定了战争目标的实现，而且深刻地变革了美国政治制度本身，它们中的许多内容固化为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45年，第一次对自身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后，认识到若想赶上权力膨胀、行为逼人的行政部门，就需要使自身机器和运行方法现代化以适应现代条件。

战时，罗斯福要处理的事务既多又杂，其中突发性的居多。表面上看，他应对这些事务时杂乱无章，且略显被动。实际上，他不独重视眼前的细节和具体的战术，并且喜欢凡事从大处着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动计划的目标。尔后，他就让属下的人绘制精致的组织图表，但它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很少发挥参考价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许只在于显示总统对该事务和负责规划的人的重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雷厉风行、忠实于他，并且效率很高的人，而这时这个人主管的机构则是次要的。在战时，人们时常抱怨记不住罗斯福那层出不穷的代称各种临时机构的英文缩写字母，这些机构出台的随意性及其职责权限上的含混、重叠或交叉，也时常引起共和党对手的抨击。事实上，这正是罗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处。

罗斯福本来似乎可以不必设那么多管制战时体制和处理战时事务的临时机构的，因为依政治传统沿袭下来的华盛顿的那些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其他常设机构，都有能力或余地担负起这些使命来，必要时把它们充实或调整一下就行。并且以前的总统们也正是这样作的。但是，罗斯福从来就对固定组织所形成的框架结构不感兴趣，他不愿意过分强调一种严密而规范的行政节制系统，认为这将窒息他所喜爱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并且认为依照机械原则建立的固定组织结构无法适应战时变幻无常的事态，更无法预测和控制未来。相反，富于想象力的试验和灵活的临时机构恰能作到这一点，因为未来是从趋势、可能性、偶发事件和机遇中产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响的。

这样，罗斯福就侧重于从人而非物的角度来看待行政管理。这就决定了他授权的方式。情况往往是这样进行的：理直气壮地要求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法令草案，这在战时要平时容易的多；然后，依照法案的精神给将要设置的临时机构规定一个框架性的职责和权限，随即就任命经过他反复筛选、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舍的人选，来全权负责该机构的工作。至于该机构的具体活动他一概不管，除非它们同罗斯福的情趣相关或者他极熟悉企业务（譬如海军、船舶方面的），这时他刻意展示其特长——对技术性细节的洞悉和枯躁数据的熟识——往往起到崇敬权威的轰动效应。他敢于放手领导，却从不最终对他们许下诺言。他让他们尽情尽兴地发挥其个性特长，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种明确的超然态度，与这些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需要的话，他又能迅速了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于这些机构都直属于总统管辖，他就很自然地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领袖的超凡魅力。并且使他们感到只有总统才是所有不断发展着的事态的中心。

罗斯福往往让周围人都知道了将有某个机构要设置，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开始物色人选。过程中，他对谁都不明确许诺，也尽量掩饰自己的思想过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总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就是当然的候选人。任命总在最后一刻宣布，他乐意较长时间地控制任免权，以此作为增强对总统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经多次把个性、政见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个机构里，或者让他们同做或先后做一件事。如他让威廉努森这个产业界巨子和西德尼希尔曼这个工会领袖共同领导生产管理局，任务是配合总统推动和控制战时生产。这样做符合罗斯福的个性，他不喜欢完全信赖某一个人，即使对霍普金斯也是这样。他喜欢自己是注意的中心，这套让手下人互不相容、互相牵制的机制使他更安稳地居中操纵，并轻易地使自己成为每个官员必需的盟友和伙伴。同时，这也减少了临时机构自我扩张或趋向衙门化的倾向，防止了任何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可能性。

罗斯福在战时设置这些临时机构时，还总给人以授权含混、职能重叠的印象，这主要是从纵向考察得来的印象。在控制战时经济方面，罗斯福先是于1941年1月成立生产管理局。1年后又成立战时生产局，实际上已架空了前者。深孚众望的努森不愿在纳尔逊手下工作，气愤地扬言要回家不干了。罗斯福在众人劝说下仍不改初衷，而是约见努森来白宫共进午餐，努森罗列的数据表明他任内的工作无懈可击，但罗斯福仍和蔼地漫谈其他的事，其实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午餐结束时，努森愿意继续效劳，并接受了总统授予的陆军中将的任命，实际上仍在同一个机构里主管生产。穿上军装的努森总让人觉得别扭甚至滑稽。可是9个月后，罗斯福又在当初规定为最高战时机构的战时生产局的上面，设置了有权管辖它的经济稳定局。于是纳尔逊又面临着努森当时的难堪境地，当初纳尔逊这个位置人人想坐，甚至包括副总统华莱士。这些时隐时显的机构及其职能权限的重叠，不可避免地引起浪费、推诿、扯皮和延误工作。这些机构都直接对总统负责，他花在这方面的精力也显得太多了些。他麾下的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曾感慨道，总统是位反复无常的行政长官，也是历史上伟大的行政天才。总体而言，”以这些公平和他们的贡献来衡量罗斯福，他作为一名政府首脑是名副其实的。”

罗斯福这样作还有另一层隐衷。自1937年贸然改造高等法院以来，他一直被几个方面的人指责为独裁野心膨胀的人，国会对他的警觉和戒备增加了。为了获得战时的权力，除了理直气壮地陈述其必然性和紧迫性之外，就是用临时机构这个招牌来打动国会。言下之意是，由应急的临时机构行使国会赋予他的权力，不久就将回归国会，不会造成稳定的权力倾斜的结构。不少议员也正是这样考虑的。

在罗斯福总统与他的政府内阁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小内阁”，它主要由罗森曼、伯恩斯将军、霍普金斯和总统的私人参谋长（私人总管）威廉d李海上将等组成。”小内阁”在大战中日益得到总统的倚重，它经常出面平息各机构间的纷争。但就是在大战中隐然成为美国政府第二号人物的霍普金斯，也没有得到国会法令的正式认可。他忠诚于总统，能充分领会总统的意图；罗斯福需要一个既有理解能力、又守职本分的可靠的倾听者。霍普金斯在辞去商业部长的官职后，角色界定不明，他是总统顾问，又是总统私人特使，又有点类似于内阁的不管部长。他没有自己的办公桌，但在白宫二楼南边有一套自己的起居室。这就是罗斯福的领导风格。

战时体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战时军事指挥体制。根据美国宪法第2条第2款，美国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以及现役各州民兵的总司令。美国参战后2个月，华盛顿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乔治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和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组成。它是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直属于总司令。它随时向总司令报告军事战略事宜、武装部队人员需要、军用物资弹药的生产和分配情况及所有三军共存的政策问题。它下设几个重要的附属机构：副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秘书处、参谋长联合计划署（含作战计划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含经济作战局）、心理战联合委员会，其他还有如野战运输、通讯、后勤、气象、军需分配等附属机构。疑难问题一般由这些下属机构解决，专家们常被派往前线出任某一战区指挥官的高级参谋。

罗斯福统领全局，主要精力用于全球战略的筹划、与盟国协调关系以及制定战时外交政策并构想战后世界格局。重大战役的制订也要与罗斯福密切磋商，由他审定总政策和总目标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运输供应、装备分配和兵力配置，具体作战方案一般均由当地司令官制定。鉴于总统本人涉事太多，精力有限，罗斯福特任命李海海军上将为总司令的参谋长，实即由李海充当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间的中介。罗斯福很喜欢直接去白宫里警戒最森严的地方——白宫地图室，以详细了解战争进程的最新情况。一批才识过人的年轻军官日夜轮流在这里工作，把接收到的军事电讯及时反映在各类地图上。为便于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查看，地图室的地图悬挂得很低，不同颜色的小旗和指示针标识出美国三军在全球的位置以及变幻莫测的战局。在地图室里，罗斯福就可以把命令经五角大楼联络中心发布到世界各地。

对于分布在各战区的美军司令官，罗斯福作为总司令有权直接任免或调换。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常向他举荐一些有潜质的军官和军功卓著的老将军，前者如50岁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后者如乔治s巴顿，都是由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建议起用的。至于骄纵自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现代美军发展史上的特殊人物，自一战以来在军内就享有独特的地位，战前任菲律宾军事顾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4个半月时出任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司令。

在整个大战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权限一直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李海将军经常代表罗斯福出席联席会议，于是当然地主持会议，制定议程，签署主要文件和决议。李海在其回忆录里指出：由于缺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职权范围的明文规定，这就使得这一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战争情况变化的需要而变更其活动范围，这种变更往往同总统的想法有关，总统足智多谋，实际上通过这个机构直接指挥着这场战争。

另外，前所未有的大战为罗斯福扩大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如他广泛而极限地行使总司令的职能，绕过国会以超龄军舰换取英国海军基地，允许美军开往格陵兰和冰岛，以总司令的身份加强和监控战时生产，发布行政命令划定”军事区”，将10多万日侨和日裔美国公民强行送进”集中营”。

由于盟国联合作战的需要，罗斯福与丘吉尔于1942年1月23日共同创建了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密切协调英美军事行动。美方成员主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三人和李海将军，英方成员有英国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及其代表、海军大臣庞德爵士及其代表、空军上将波特尔爵士及其代表、国防大臣丘吉尔等。李海强调：“我们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总计划制订出具体而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已。”罗斯福自1943年起，俨然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他”愈益成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服他的领袖才能。史汀生认为美国陆军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成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战时经济体制给美国带来了战时繁荣。自大萧条以来长期难以整治的经济顽症在一一消失。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现在出现了大量游资。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910亿美元，1945年则高达2150亿美元。失业这个顽症消失了，工人参军留下的空额吸收了大量适龄青年、退休老工人和家庭妇女，就业人数从4500万增加到6600万。股市行情终于看好，1943年公司的利润超过了1929年。从事农业的人也在战争景其中兴旺发达起来，罗斯福说服农场主们放手生产，让美国成为战时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者。农业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自美国参战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了1倍。《时代》周刊称，”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富起来。”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比战前有了明显好转。这种情形相对于整个欧洲国家，简直是天壤之别。

由罗斯福政府创建并控制的战时经济体制使美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前提作用。美国在防御准备和实际参战的5年期间（1940年7月至1945年7月），用于军火生产的支出为1860亿美元。各类”兵工厂”制造了86338辆坦克，297万架飞机，1740万支枪枝，大量的大炮装备和军火，64500艘登陆艇，以及数千艘军舰、货船和运输舰。这些军火物资并非完全用于美国。从1941年3月到1945年12月，按照租借法案转运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约达491亿美元。其中大约60％给英国，22％给苏联。

罗斯福在1943年初坦率地向国会承认：“第一次处理这样大的事情总需要一个试验摸索的过程，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取得了经验，这就使我们今年能够改善战时经济管制的必要机构，能够简化行政手续。”情况表明正是如此，战时体制在经历了开头两年在所难免的某些被动、凌乱和浪费之后，渐入佳境，几乎没有了一丝希特勒所嘲笑的”没落而效率低的民主国家”的那种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自觉地负起了医治由于他的行政管理方法而造成的伤痛的责任。尽管他有自己所了解的弱点，但他能应付总统这一职务带来的挑战。

运筹帷幄

1941年圣诞前夜，华盛顿的节日气氛依旧。白宫轮廓映现在火树银花中，两天前抵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参加罗斯福在白宫草坪上点燃圣诞树的仪式。当缀满缤纷饰物的圣诞树闪烁出瑰丽的光芒时，罗斯福向眼前3万多”为自由而奋斗的同事们”介绍了他的”伙伴、老相识和好朋友”。随即，首相以其渊博华丽的词藻发表了动情的演说：

“从事自由事业的同事们，我能够在我的杰出朋友——总统用来把美国千家万户连成一体的、由圣诞的友爱和仁慈所组成的项圈上增添一个小小的链节而备感荣幸。……这是个奇异的圣诞节，让儿童们畅快地过一夜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玩得更尽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尽情地和他们一起畅享无限的快乐吧！然后让我们再重新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使命和艰难的岁月吧！”

圣诞节的翌日，丘吉尔到国会山向两院联席会议致辞，应对裕如的首相作了他生气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他指出英美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将庄严地并肩战斗。为唤醒议员们的亲近和认同感，首相说：“我不禁想起：如果我的父亲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而我的母亲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那我大有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成为诸位在座中的一员。”顿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丘吉尔此行的目的在于同罗斯福举行一次”审议整个战争计划”的会议。罗斯福热情地表示欢迎，并希望会议不仅要协调盟国的战略，而且还要阐明政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一份能号召国内外团结一致的声明。于是，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便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进展顺利，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双方重申两国参谋人员早先作出的决定，确认德国始终是最主要的敌人，打败德国是盟国的最首要任务，”先欧后亚”战略不能改变；双方决定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英、美、荷盟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等5个联合机构，统筹盟国在军火、船运和原料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罗斯福还强调了苏德战场的重要性，并决定恢复援助苏联。

阿卡迪亚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起草一份所有参加反轴心国战争的国家所必须接受的原则宣言。该宣言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罗斯福表示赞同、经与丘吉尔和苏联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形成的。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齐集白宫，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并规定：各签字国政府保证使用品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来抵御与之处于交战状态的轴心国成员及其附属国；保证同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保证不同敌人单独停战或媾和。至此，不同社会制度、种族、信仰和语言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旗帜下，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空前大联合，以美、英、苏、中为主体部分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宣告成立。

罗斯福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就立即主张大力援助苏联。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在次日发表了《谴责德国侵略苏联》的声明。罗斯福在1941年6月2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抵抗轴心国的国家，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同日，他撤销了对价值约4千万美元的苏联资产的冻结。次日，他宣布不对苏联实施中立法，以便美国船舶能驶往苏联港口。不久他宣布美国将在10月1日前，将苏联要求的物资运往苏联。罗斯福在7月底派霍普金斯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莫斯科，使命是：与莫斯科”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够最迅速有效地使美国向正在对希特勒德国的背信弃义的侵略进行伟大抵抗的贵国所提供的援助，可以得到使用。”霍普金斯在7月30日至8月1日的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会谈。他所代表的诚挚使斯大林几乎不加设防地让他得到了他想知道的一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此评论说：“霍普金斯作为一位对盟国事业贡献很大的杰出人物，取得了这项战争中的一项最重大突破。他突破了俄国人层层设防的保密措施，从一切资料的最终源泉取得一份对苏联情况和前景的详细说明。他此次出访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份。他说服了斯大林这个生性多疑的人相信美国（和英国）愿意帮助，他还须说服英美两国政府相信俄国政府有决心并且有能力打胜，尽管英美政府仍然先入为主地认为俄国的抵抗不久就会崩溃。这是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英俄美同盟的基础。”斯大林向美国提出要求援助的性质本身表明，他是从长期的基础来考虑这场战争的。在随后的几年里，霍普金斯是一个真诚的，甚至无所忌惮的苏联的朋友，他对苏联为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毫不怀疑。他力图让罗斯福也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联合国家宣言》使美苏正式地成为战时盟友。1942年6月11日，赫尔与苏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将继续向苏联提供罗斯福总统批准转让或提供之防御物质、设备和情报；苏联也应以其所能向美国提供类似的援助。罗斯福清醒地意识到，援助苏联抗德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他在1942年3月11日对摩根索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俄国人被打垮更糟糕的了……。我宁可丢掉新西兰、澳大利亚或任何其他东西，也不愿让俄国人失败。”起初，英国人是连结苏美之间的环节，后来斯大林对英国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丘吉尔则针锋相对，反倒是罗斯福居中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先欧后亚”战略意味着美苏采取某种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必要性，但罗斯福决定仅把这种协调行动限于军事范围之内，而不在政治上或领土上作出什么许诺。并且，他尽量让英国去和斯大林在外交战线上就这些棘手的问题打交道，而斯大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斯大林对前去商讨加强英苏关系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刚刚重新出任）指出，苏联要求盟国正式承认苏联6个月前（即1941年6月）的边界状态，即意味着要求美英等认可苏联自1939年以来吞并的拥有数百万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的领土。

罗斯福对此极感为难。英国是在援助波兰时参战的，而现在斯大林却坚持要保留在这个国家覆亡之时他乘虚侵占的领土。尽管斯大林在后来与波兰流亡政府签订了一项协定（该协定规定给1939年9月被红军俘获的波兰战俘以自由，并把他们编入一支新的”解放军”），但协定对战后疆界含混不清，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对斯大林的这种处理方式相当不满。罗斯福就此难题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与丘吉尔进行过讨论，认为如果接受斯大林的要求，“那将同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全部原则背道而驰”，因此边界问题必须留待和平会议召开时才能解决。罗斯福指出，在目前讨论斯大林的战后领土目的，不仅违反了美国公认的、写在《大西洋宪章》上的国际道德准则，而且也将危害国内的团结和盟国间的团结。因此，从《同盟国家宣言》产生之日期，几个主要盟国间就产生了不断困扰内部团结并最终严重损害同盟本身的难题。

前苏联学者总是故意贬低美国租借援助的作用，称苏联所得租借援助就评价值来说，“没有超过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生产总值的4％”。这显然不符实际，美国从1941年下半年到大战结束，向苏联租借援助的总价值为108亿美元，几乎占美国所有租借援助总额的14，其中包括15万架飞机，b52万辆吉汽车、385万辆卡车和35万辆摩托、42万部军用电话机和可环绕地球50多圈的电话线，以及大量的军工生产的原材料和重要设备。罗斯福希望在这些方面尽量满足苏联的需求，并试图用品他方法来满足平安全要求，从而使斯大林同意把边界问题搁置起来。同时，他开始考虑战后和平和与之紧密相关的战后世界政治格局问题。

珍珠港事件后的将近半年时间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被动地处于守势。兵分数路的日军攻势逼人，相继占领了泰国、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关岛和威克岛，美、英、荷丧师失地，损失惨重。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也使得美军在这期间难有较大作为。1942年3月，罗斯福将太平洋战场分成两大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上将任总司令，太平洋战区由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任总司令。为了提高士气，表明姿态，美军只能使用舰载飞机进行轰炸一阵就飞走的袭击。1942年4月18日，由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的25式轰炸机群执行了对东b京的空袭，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并促使日本最高统帅部贸然发动攻势以图挽回面子。很快在20天后，日军在珊瑚海战斗中首遭重创，并被迫推迟入侵莫尔兹比港的计划，澳大利亚因而得以幸免。6月4日，日美海军航空兵在珍珠港西北1134英里处的中途岛海域展开激战。结果日本损失4艘航空母舰、330架飞机，美军仅损失1艘航空母舰和150架飞机。此战标志着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丧失海空优势的日军由进攻转入防御，美军则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双方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预兆不祥的休整后，随即爆发了一场历时半年的大血战——瓜达卡纳尔岛争夺战。拥有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美军取得了完全胜利，日本则充分暴露了其国力有限、战线过长、海空军备不如美国力量雄厚等弱点。至此，日美两国的海军力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美国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

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向罗斯福提出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计划”，罗斯福当即表示赞同，并认为此举意义有三：（1）在不让德国控制可能对将来反击轴心国有意义的外围基地方面有评价值；（2）由于该地区只有德军驻守，而维希政权可能同意不予抵抗，因此可能为美国对柏林作战提供旗开得胜的绝好机会；（3）此举既可提供一个鼓舞美国和盟国士气的速战速决的机会，又能以美国的巨大威力挫败德国人的锐气。1942年7月25日，罗斯福正式批准这一代号改为”火炬”的行动计划。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北非远征军总司令。11月8日，美英联军在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奥兰三地登陆，其中进攻并占领卡萨布兰卡的是巴顿将军。美英联军随即占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直逼突尼斯城下。次年春夏之交，盟军与德国”非洲军团”司令、”沙漠之狐”隆美尔统率的德军在突尼斯展开激战，5月13日，25万德意军队被迫投降。盟军取得了作战以来所赢得的最大一场胜利。北非的解放也使地中海上的航路畅通，并可由此经苏伊士运河直达印度洋，这使得从波斯湾增援苏联成为可能。并且，对丘吉尔所称的”欧洲柔软的下腹部”施加打击的道路也敞开了。它还彻底粉碎了德、日期图在中东和印度会师的狂妄计划。斯大林对北非战役评价极高，他说：”由于非洲的军事行动表示主动权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美苏同盟。它破坏了轴心国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希特勒德国的威信，从精神上瓦解了希特勒在欧洲的盟国。……它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条件。最后，它为在更靠近德国的要害地区开辟欧洲第二战线创造了前提，而这对战胜希特勒暴政将具有决定性意义。”1《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26页。

1943年元旦前夜，白宫除夕晚会照例举行。罗斯福一家人和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午夜钟声响平时，罗斯福手执香槟酒杯，提议”为联合国家的胜利干杯”。当晚，二楼那间东西向的长方形大厅里放映了一部新影片，即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和汉弗莱伯加特合演的《卡萨布兰卡》。

1943年1月11日晨，载着罗斯福总统的波音314型飞机从迈阿密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举行高级会谈。会前，罗斯福两度邀请斯大林参加会议，但时值苏军将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总反攻的前夕，斯大林走不开。

会议决定，1943年优先考虑的作战计划是：首要目标是攻占西西里岛，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减轻德军对苏军的压力；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确保大西洋的交通安全；分散德国对俄前线的压力；加强对德战略轰炸，继续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力量，把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推迟至1944年执行；执行太平洋和远东的作战计划，以击退日军进犯和支持中国。罗斯福强调，竭尽所能援助苏联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他还在会议结束时首次提出了盟国将迫使轴心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目标之一是要为”法国的困境”找一条出路。所谓纳粹占领区的抵抗运动，大体是指对纳粹占领者的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它意味着建立影子政府和影子政党为迎接解放之日奠定基础。不同的欧洲国家对遭受纳粹占领的经历有着不同形式的反应，这种反应往往取决于它们经受的纳粹占领下的待遇。抵抗运动与已有的流亡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其背景是英、苏、美这三个追求各自战略目的和战后政治版图的大同盟国的深刻影响。东欧国家和法国的抵抗运动正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特征。这种情形极大地困扰着英、苏、美三国首脑的战略计划，促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大量精力和心智在战时会唔中解决这一难题。并且，抵抗运动与战后各国重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于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

夏尔戴高乐在法兰西山河破碎之时于伦敦建立”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以此作为流亡政府的胚模，但当时法国南部的维希政权似乎还残留着”正统合法”的形式。在对待法国的政策上，美英存在着严重分歧。丘吉尔视戴高乐为法兰西抗战的象征，并从道义上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罗斯福则坚持美国同维希政权（实际上受德国控制）保持外交关系。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不愿为抗战的努力而暂时放弃政治上的对立；他希望用非民主的手段使自己成为法国独裁的政治领袖；他极力反对总统关于法国在战后只能起次要作用的设想，而且处处力争恢复法兰西殖民帝国。罗斯福嘲讽戴高乐，说他不自量力地自比圣女贞德和克雷孟梭，然而他不可能同时像这两个人。由于英国试图在战后领导一个欧洲国家集团，丘吉尔如此热心帮助戴高乐，使罗斯福怀疑后者是英国的工具，是”大英帝国马厩里喂养和训练的赛马”，是丘吉尔养活的”不听话的孩子”，而丘吉尔则是个”蹩脚的爸爸”。

现在，维希政权随着法国全境被德军直接占领而不复存在，罗斯福转而支持从纳粹监狱出逃并与维希政权关系不密切的前法国政府的亨利吉罗将军。英美各支持一方，矛盾公开化了。罗斯福决定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与丘吉尔达成妥协，请戴高乐与吉罗前来与会，并主要地由自己作主”包办一场婚姻”，让两人共同领导法属北非的事务，等到战后让法国人用民主手段自行解决他们的分歧。罗斯福还认为，起自己的声望和妥协天赋，这场婚姻是不会出问题的。

戴高乐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强烈要求下很不情愿地来到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在邀请电报中曾以威胁的口吻催促他与会，”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和您分道扬镳”。戴高乐是”冷淡而1严峻地”到达会场与罗斯福会唔的。他基本上拒绝与吉罗将军合作，他在1942年的奋斗成果使他骄傲地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兰西命运的化身。他承认罗斯福总统很有魅力，但”从他那彬彬有礼的贵族面孔后面，可以看出他对我是毫不留情的……他说的和平是一种美国式的和平，他深信自己必定是主宰和平结构的人物，被蹂躏的国家应屈从他的评判，特别是法国，应该承认他是救星和仲裁者。”戴高乐再次拒绝了英美为迁就他的强硬而修改了的计划，他对丘吉尔发牢骚说，该建议只完全适宜于对待美国中士军阶的人。丘吉尔本已向罗斯福表示将大体接受这种妥协，现在他为戴高乐不合时宜的固执和孤傲所恼怒：戴高乐先是拒绝与会，来了又拒绝与吉罗和解，尔后又拒绝美英关于实现法国人和解的计划，最后又拒绝在为了缓和由于他的拒绝而产生的后果的公报上签字。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竟在美国总统面前，处处被一个公认为是他的受恩人和制造物的人嘲笑！随即，首相与戴高乐之间爆发了战时最激烈的一次争吵。1月26日，戴高乐作出让步，联合公报宣布生效。具体事宜留待5月份磋商。

1（法）弗朗索瓦凯索迪：《戴高乐与丘吉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73274页。

罗斯福认为：戴高乐为了未来的政权而在悄悄地进行着竞争，所以纷争就出现了；戴高乐以法国人民无法表达但可以设想的支持作为根据，想要取得英美的认同；法国人对戴高乐所表现的同情和支持，并不表明他们要选择戴高乐作为未来法国政府的首脑，而只是说明法国人切望同英美两国并肩合作，继续抗击纳粹德国。罗斯福为了表达他对戴高乐的厌恶，在会谈的最后一天，他没有通知丘吉尔就与吉罗签署了《安法协议》，保证美国和英国援助吉罗保留全法国在军事、经济、财政和精神上的利益，给予他”一切便利”团结全法国反对德国的人于一个当局之下。当丘吉尔在2月份获悉这些协议时，他坚持要修改协议，并把戴高乐也包括进去。罗斯福还不愿意”自由法国”稍微染指北非战役，称不管戴高乐”多么生气或多么仆人”，就是不能在成功之前向他透露丝毫消息。罗斯福认为一旦让”自由法国”参与盟军行动，德国人马上就知道了。罗斯福的对法政策，促使戴高乐在二战胜利后推行反霸抗美的外交路线。显然，他一直对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对他的冷淡和厌恶耿耿于怀，并使得自己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内心的孤傲与倔强。

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的”情绪就像一个放了假的小学生，使他在处理某些困难问题时抱着几乎是漫不经心的玩赏态度”，他那场”包办婚姻”就反映了典型的罗斯福风格。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罗斯福抵达北非的当天就与总统会谈，他在《欧洲征战记》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显得开朗乐观、充满活力、甚至有点活泼诙谐。我认为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与笼罩在整个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空的进取气氛分不开的。在成功地摆脱了繁忙的政府事务之后，他为能利用这几天时间秘密地从华盛顿来到这个2个月前还在打仗的地方，参加一次历史性的会唔，而深感似乎已经从中汲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巴顿将军陪同下，驱车前往卡萨布兰卡东北85英里的拉巴特，去视察克拉克将军指挥下的正在受训的美军第五集团军。合众国的三军总司令就在露天同两万多名士兵一道吃午饭，吃的主要有烧火腿、白薯、青豆荚、水果沙拉、面包、奶油、果酱等。

1943年的上半年，是大西洋海战的决定性时期。美英加强了对付德国”狼群”的手段。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已渐感力不从心，只得拼命督促建造新潜艇，但仍然不能尽快弥补损失。相反，美英用于对付德军潜艇的舰船和飞机的数目，增加了4倍多。

1943年6月，盟军在地中海开辟新战场。艾森豪威尔出任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英国的亚历山大元帅任进攻西西里岛的总指挥。7月9日夜，巴顿的美军和蒙哥马利的英军共16万登陆大军开始行动，两天内就轻易地登上了西西里岛，在人数、装备和士平方面均处明显下风的意大利军队顷刻瓦解，”遇到盟军就像迎风扬糠那样四散逃亡了”。赶来增援的德军也迅即被逼回意大利本土。接连惨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中已难以为继，政权内部裂痕拉开，轴心国同盟此时也显示出其脆弱性。7月25日，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召见墨索里尼，宣布他为”意大利最遭人痛恨的人”，随即以保护安全为名将其送入救护车予以拘禁，几天后被送往荒无人烟的马达莱纳岛。

意大利新上台的政府由曾经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他试图使意大利不受损伤地从战争中脱身出来，并不提出具体的停战条件。罗斯福在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的第4天，向美国人民指出，”轴心国已经出现了第一条裂缝。罪恶而腐朽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匪帮将会受审，使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得到惩处。决不容许任何罪犯通过辞职手段逃之天天。因此，我们对意大利的条件仍旧同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条件一样——无条件投降。”罗斯福同时宣布，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能有任何残存的痕迹。丘吉尔则提出了一套差异很大的解决意大利问题的方案，他尤其希望维持意大利的君主立宪制，他认为这种制度对欧洲国家而言，是最坚强和最稳定的政府形式；而如果不给予意大利现政府以某种程度的承认，它就会垮台，意军就不会抵抗德国，或者意大利就会”赤化”。丘吉尔的这些理由终于促使罗斯福在1943年8月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改变原有看法。9月3日，巴多利奥政府与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并于40天后对德宣战。这标志着轴心国的解体。

于8月24日结束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还在英美就四国宣言草案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声明不承认由戴高乐控制的法国国民解放委员会。会议重申，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霸王”行动的作战时期为1944年5月。

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雄厚经济潜力和军事潜力，日益发挥出明显的优势。苏德战场经过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两次战略性决战，歼灭了德军大量有生力量。苏军完全在苏德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也发展很快。形势的转折给盟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罗斯福尤其希望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当面同斯大林就这些重大新问题进行磋商。他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联名致电斯大林，建议举行3国首脑会谈，以便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共同探讨整个局势”。斯大林在几天后表示可先举行3国外长会议，随即同意在11月底举行首脑会议。接着，苏英、苏美就会议地点进行了反复磋商，最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是迁就了斯大林，达成了在德黑兰召开会议的协议。

3国外长会议于10月19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俄国人所关心的是1944年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和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使盟国可以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的机构达成协议。”艾登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会议公报宣布：3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合作问题，并负责制订有关法西斯国家投降的条款。会议还通过了4项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会议为三国首脑会议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1月27日，罗斯福乘c54专机由开罗飞抵德黑兰，航程1310英里。随行班子有70多人，其中有霍普金斯、李海、赫尔、马歇尔、布朗海军上将和总统女婿约翰伯蒂格少校，还有一位必备的菲律宾厨师。这架被命名为”圣牛号”的专机是加州道格拉斯公司专门为供总统使用而制造的。出于防范”不幸的意外”的考虑，斯大林邀请罗斯福搬到俄国使馆区的一幢小别墅居住。迈克尔f赖利手下的白宫特工人员和苏联内务部的人员共同担负警戒任务。

罗斯福于次日下午3点从美国公使馆搬到新住所。一刻钟后，斯大林前来造访。这是美苏两大盟国首脑的首次会唔。在场的只有两名翻译人员：波伦和巴甫洛夫。当斯大林走进房间时，罗斯福向他致意说：“见到您很高兴，我一直在想同您见面。”斯大林在对会见总统表示了愉快的心情之后，说他应受责备，因为军务羁身以至拖延了这次会见。随即两人就第二战场、战后商船转让、远东时局、法国问题以及触及丘吉尔痛处的印度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持续了45分钟，很多时间都花在艰苦的翻译上。罗斯福表示乐意住在这里，因为这使他能更经常地有机会在毫不拘礼和全新的气氛中与斯大林元帅会见。罗斯福的爽直态度被认为有助于使斯大林把总统看作一位”可信赖的”的盟友。

紧接着于当日下午4时召开了德黑兰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被推举为会议主席。罗斯福说，作为在座三人中最年轻的，他不揣冒昧地欢迎他的长者，并要”对加入到这个家庭圈子里来的新成员（指苏联）表示欢迎”，他宣布，这类性质的会议是朋友间在完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谈论的一切均不宜公开。丘吉尔表示，这里所体现的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力量和权力的最高集中，而人类幸福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这些与会者的手中，他期望大家将不致辜负上帝所赐予的这一良机。斯大林说，这次兄弟般的聚会的确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时机，而这个时机亟须与会者明智地使用他们各国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第一次会议为期200分钟，会议围绕着整个战局特别是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晚上8点半，罗斯福以主人身份在他的住处举行三方晚餐会。在谈到处置纳粹德国时，罗斯福认为，”不使德国人思想上留下帝国这个观念的痕迹”。斯大林则认为这还不够，”必须使这个帝国本身永远无力再把世界拖入战争”。晚餐后，丘吉尔与斯大林谈了对德问题和波兰问题。丘吉尔用3根火柴代表苏、波、德三国，在桌面上将它们集体向西移动，斯大林当即表示这是个好主意。

会议进行到第3天的下午4时，美英两方面向苏联宣布”霸王战役”的日期和策略。日期是1944年5月，同时在法国南部发起一个支援战役。斯大林保证，苏军将在大约同时发动攻势，以在东线牵制德军。罗斯福表示将在几天内任命”霸王行动”的总司令。

第4天的三方政治会议主要讨论波兰和分割德国两个问题。斯大林赞成丘吉尔的3根火柴图解法，主张牺牲德国来重建和扩大波兰，并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寇松线为苏波疆界线。为防止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和消除斯大林的忧虑，罗斯福提出把德国分割为5个部分和两个地区的计划。丘吉尔则仍旧主张把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来，再把德国南部诸省与中欧多瑙河沿岸国家合并成一个多瑙河联邦。斯大林认为倘要分割德国，那就应当是真正的分割，他宁愿建立一个由许多小国组成的、分散的、割裂的和软弱的德国。罗斯福表示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指出：“当德国分成107省时，它对文明的危险性就比较小了。”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有一天画了3个圆圈，表示他对联合国这样一个战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的基本体制的构思。中间那个圈标明”执行委员会”，右边那个圈代表由美、苏、英、中4大国组成的”四个警察”，左边那个圈代表”40个联合国家”，大会下面写有”国际劳动组织——卫生——农业——粮食”的字样。这个图是罗斯福关于联合国机构的最初草案。罗斯福说服斯大林接受了这一想法。

德黑兰三巨头会议，确实如丘吉尔所言，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和政治权威的大汇合。会前，罗斯福就对他能同斯大林建立切实可行、互相有利的个人关系充满信心。他确实在涉及打败法西斯这个首要问题上做到了这一点。1943年圣诞前夜，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回顾了这次旅行。他说：“用一句美国式的、不怎么合乎语法的口头话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可以说是相处得不赖。他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心、不讲情面而又性格爽朗的人。我认为他是俄国精神的真正代表；我认为我国同胞同他和俄国人会相处得非常好——确实会非常好。”罗斯福在另外一个场合评价道：”我认为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我并且确信它是一件历史性的事件。它表明，我们有能力共同战斗，更能在融洽气氛中为和平而工作。”1《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19411945），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12页。

1944年度德国的作战计划重蹈其历史上两线作战而招致失败的覆辙：它既把主力投向东方以阻止苏军反攻，又不得不加强西线防御以迎击盟军的登陆战役。其结果是，苏军从年初就发起了广阔战线上的强大攻势，列宁格勒州、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敖德萨和克里米亚地区均在5月中旬以前获得解放，德军遭到了根本无法弥补的重创。

1944年的整个春季，盟军在英格兰南部大规模地集结兵力，使”这个岛由于它所负载的兵员和物资的重量似乎快要沉没了”。6月6日凌晨，盟军乘着比较有利的潮汐和月光横渡英吉利海峡，出岂不意地在诺曼底地区登陆，在d日（登陆之日）后一周，盟军顽强地巩固了滩头阵地并向纵深推进，登陆部队即达30多万人。到7月初，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共有13个美国师、11个英国师和1个加拿大师，总兵力已达100万人。登陆战役持续到7月24日，盟军以惨烈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这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两起登陆战役得到斯大林的高度评价。他在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就其计划之周密、规模之宏大和行动之巧妙而言，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这件事将作为头等业绩载入史册。”

8月26日，巴黎解放。这时已被公认为法国解放者和领导人的戴高乐在前一天接管了政权；他以凯旋者的步伐经香榭丽舍大街徒步走到协和广场，然后驱车到巴黎圣母院，在那儿举行感恩仪式。在6月中旬，罗斯福邀请戴高乐来华盛顿会唔，“以轻描淡写……和相当巧妙的手法叙述他的计划要点，很难使人用任何绝对的语言来反驳这位艺术家和有魅力的人。”罗斯福告诉戴高乐：法国不应承担分配给四大国的战后职责；法国将失去它在海外的属地；有些法国领土将不得不作为在美国军事管制下的联合国家基地。敏感而自尊的戴高乐在最后指出：“法国只有依靠自己去重新获得它的地位”。10月，美国承认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

美军从1943年夏季起，开始向太平洋中部和南部各岛屿发起进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威尔金森海军少将不约而同地设计出了”蛙跳战术”，即绕过日军主要据点并用海、空实力将其封锁起来，让驻守日军”枯萎在藤蔓上”。到1944年夏，美军接连攻占了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新几内亚岛和马里亚纳群岛。8月10日，美军占领被称为日本海上长城心脏的关岛，从而突破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内防御圈。日本面临着本土与南方交通线被切断，美国将直接在菲律宾、台湾和日本本土登陆的危险。7月20日，东条英机内阁被迫辞职，由小矶国昭出任首相。同日，柏林一间会议室的一枚炸弹险些结果了希特勒的性命。还是在这一天，罗斯福第四次被提名竞选美国总统。

经天纬地渡沧桑

峥嵘岁月里频繁而杂芜的总统事务使罗斯福一直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自1943年冬季起，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每况愈下。身心交瘁的他有时迷糊在办公桌上，有时流露出不愿过问此事的表情。总统身边的人近几年接二连三地病倒或去世。白宫笼罩在沉郁的暮气之中。

1941年9月，母亲萨拉在她87岁生日前因肺部血块凝结而去世。罗斯福一连几个月，时常独自枯坐在空寂的总统办公室里，无语地抚摸着臂上的黑纱。当被告知母亲至今仍完好无缺地保留着他婴孩时代的衣物时，他哽咽着把背对向大家。就在这前后，被罗斯福如父兄般监护着长大成人的霍尔罗斯福久病不治而逝，罗斯福夫妇在白宫东大厅为他举办了葬礼。1943年12月，马文麦金太尔病逝。次年夏天，跟随总统多年的利汉德小姐病逝。形容枯槁的霍普金斯像快要熬干的油灯，住进了医院。1945年初，罗斯福亲密的私人助理沃森老爹去世，总统时常拿他作幽默取笑或捉弄的对象。1944年末，齐博迪博士逝世。

德黑兰会议加重了他的衰弱。1944年3月，他患了6个月的严重支气管炎，然后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医生发现，总统的心脏扩大，血压很高，患有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症。遵照医生的嘱咐，罗斯福把吸烟量从每日两包减为一包；同时减轻了体重。这样就尤显苍老憔悴。

白宫也失却了前几年的欢乐和热闹。长住白宫的黛安娜霍普金斯天真活泼，是埃莉诺的”半个养女”，现在随后母住在乔治城霍普金斯的新居；大女儿安娜一家去了西雅图。4个儿子全都在海外服役。有着13个孙子孙女的罗斯福除节假日外，很难见到他们。胃已切除一部分的詹姆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著名的卡尔森突击大队的一员，他在太平洋的马金岛指挥潜艇作战时，手中的步话机被日军的子弹打掉，随即抓起另一部继续讲话。罗斯福总对客人介绍这件事，骄傲地说吉米并没有惊慌。后来，救了3位战友性命的詹姆斯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并荣升上校；桀傲不驯的埃利奥特常在外面惹事，小题大作的对手们正愁没有攻击罗斯福的素材。埃利奥特先当侦察敌情的陆军飞机驾驶员，后因成绩卓著而步步提升，在战争快结束时升为准将。约翰和小罗斯福都是海军人员。约稍在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服务，罗斯福在世时还是个中尉，他没有看到身材最高的小儿子因作战英勇而荣获勋章的那一天。小罗斯福在巡洋舰”穆尔号”上服役。罗斯福总统去世时，小兄弟俩在电话中决定坚守岗位，不回去参加葬礼。

记者有次看到了罗斯福流泪。埃利奥特总是受到报界的严厉指责，有时作父亲的也连带着受伤害。儿子在一封信中悲切地写道：“爸爸，我在设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战死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来折磨我们家了。”罗斯福读到这里，嘴唇颤抖，眼中噙满了泪花。

政治年轮又转到了1944年大选年。罗斯福清楚地记得4年前自己在克利夫兰的那次演说。这一次他确实渴望停下来休息。他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灵魂总在呼唤我回到赫德逊河畔的老家去。”但是，一份上有6000多炼钢工人签名的请愿书写道：“我们知道您很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您退职。”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罗斯福的内心：“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上帝将您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您做我们的北斗星。”罗斯福的内心波澜难平：险恶的战争已是曙光在前，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诡谲莫测，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远不及我那般洞悉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军事策略和盟国外交都是我经手操办的，何况那个寄托着威尔逊式的梦想的联合国尚在未定之天，历史将在我身后对我作出怎样的评价呢？……7月11日，罗斯福在致汉尼根的信中说：“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像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1周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罗斯福此时正在圣迭戈，欲从那里乘船到珍珠港，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商讨今后太平洋的战略。大会首轮投票就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在副总统候选人上争夺激烈。鉴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已是有目共睹，许多代表认为选择一个竞选伙伴就等于选择一个下届总统。由于广泛的反对，罗斯福才勉强地舍弃了现任副总统华莱士，尔后艰难而让人意外地从3名人选中择定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谦逊其实而又性情暴躁的哈里s杜鲁门。总统与杜鲁门关系一般，后者在主持参议院军事调查委员会工作时，显示了精明强干的领导才能。总统打消了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杜鲁门的顾忌和畏难情绪。

共和党依据4年前的批示，照例选出了一名温和而富有才智的人——年仅42岁却已有10年纽约州州长资历的托马斯杜威。麦克阿瑟将军经慎重考虑已于5月间自行宣布退出竞争。杜威在全国巡回演说，发表的基本上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一般来说又是无懈可击的演说，以便多方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共和党的选票，同时又不引起战时特别的震荡。他不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攻击罗斯福的社会目标。他反复强调现政府是一群”累坏了的老头子”，他还提到罗斯福政府和临时机构中经常发生的口角、争吵和不合体统的勾心斗角。这两点确难反驳。

关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一时有许多难听的谣传，无稽的和难以置信的恶意中伤层出不穷，但又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一张罗斯福在太平洋旅行前被人拍摄的照片——形容枯槁、有气无力、目光呆滞而又容易发怒的样子——被报刊和共和党广为散播。8月，他在西雅图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当时他穿戴着腿部支架，阵阵剧痛迫使他要用手臂的全部力量抓住演讲台来支撑住自己，这使得他在翻转讲稿时十分吃力，同时也使得他通篇演讲显得结结巴巴和主意不定，而听众以前听惯了的那种由言语表达出来的镇定、自信和愉快的信念没有了。自此，民意测验出现了波动。《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一成不变地向读者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罗斯福已经62岁，而杜威比他年轻20岁。《纽约太阳报》甚至毫无忌讳地谈论副总统有可能在罗斯福任内接任的问题。

罗斯福为了使选民安心，请他的医生罗斯麦金太尔给他开具一张公开的健康证明书。证明书宣称：“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能担负起来，精力过人。”为了证明麦金太尔所言非虚，罗斯福在天气酷寒，朔风凛冽，骤雨刺肌的10月21日，乘敞篷汽车横贯纽约市四个辖区，行程50英里，历时4小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想亲眼看看总统是否尚能保持他的微笑，罗斯福就一路坚挺地让大家看到。雨水淋透了他全身，黑色海军斗篷闪闪发亮。随后两周里，罗斯福又前往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最后是在海德公园作了演说。其中在费城又逢大雨。总之，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在1944年大选中成了一个学术问题。

在整个竞选中，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总统确实苍老了：拿着演说稿的手不时颤抖，机智与诙谐明显地少了些，有时还出现了意外的停顿或含混。不过在答复共和党对”我的小狗法拉”的诽谤时，面对卡车司机工会的听众，罗斯福作了被许多撰稿专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采的演说：

“好啦，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平易近人的话语引起听众深深的共鸣，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大萧条与新政的年代，轻便有效地打发了对他是个累坏了的老头子的谴责。罗斯福进而说道：“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阔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进步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够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跑……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纪录。”

以这种气势讲出带有超越党派局限和这次竞争本身的话，也惟有罗斯福才真正具备这种资格，因而具有极大的统摄力和感召力。

在谈到”我的小狗法拉”这个焦点问题时，罗斯福昔日那种犀利、机敏和辛辣毕现无遗：

“共和党领导人不满足于对我——或我的妻子——或我的孩子们——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现在也把我的小狗——法拉包括在内了。不像我的家庭成员，法拉对此十分反感。当他听到共和党杜撰作家编造故事说，我把他留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后来又派一艘驱逐舰去找他——花了美国纳税人两三百万乃至二千万美元时——他的苏格兰心灵狂怒不已。我可惯于听到关于我本人的谎话，但我认为我有权利表示反对针对我的这只狗的诽谤说法。”

罗斯福后来对霍普金斯说，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一次竞选，对手不能也不配与我在政纲上较量，总是恶毒地在这种层次上发起进攻。那个堪称真正对手、能激起自己斗志并能使他产生敬重之情的正直的威尔基已于10月8日逝世，罗斯福对现在的对手——杜威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舍伍德有一个双重假设：假设威尔基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罗斯福说不定不想竞选第四任。

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夫人埃莉诺在这次竞选中再次充当了总统了解国情的窗口。她力劝罗斯福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觉得，如果总统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关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埃莉诺不仅出色地尽了一位妻子的本份，而且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令人尊敬的姿态。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以选举人票432票对杜威的99票，选民票以2560万票对杜威的2200万票获胜。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心里明白：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

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就职仪式似乎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远在海外的詹姆斯回来，他可以像前3次那样搀扶着儿子站立着；二是让他那散居各地的孙儿女们都在场。他为此花了不少钱为他们买机票和车票。

1月6日，他向第79届国会提交了1945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他说：”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1945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纳粹法西斯恐怖统治在欧洲的告终。1945年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开端。”

……令人们扼腕叹息的是，这一切在几乎人人都可立即看到的时候，它们的最主要缔造者却没能看到。

即使是在战事相当急迫的时候，罗斯福也没有把战争与和平这两大主题分开考虑，尤其是没有回避有关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从过程上看，罗斯福在处理这些重大事务时表现得轻松自若，以至于有时显得随意和乱套，战后美国的批评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他多有指责，说由于罗斯福对苏联的暧昧、让步或软弱而导致战后苏联”铁幕”的拉大和东西方的仇视或裂痕，或说天真而不现实的罗斯福让步过多，而让斯大林得寸进尺，大捞便宜；如果罗斯福通过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或强硬的态度去对付斯大林，就能够遏制苏联的扩张。有些批评家还指出，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若追本穷源，当首推罗斯福。其实，这些批评都不同程度地失之偏颇，或有些意气用事。罗斯福能够超越或透过弥漫的硝烟而把眼光定格于战后世界格局，能够为那个寄寓着他的理念和希望的世界和平组织奔走呼号，甚至呕心沥血，并使之初具雏形，已充分表明身负重任而深谋远虑、于艰难时世而前瞻和平者，非罗斯福莫属。他的忧患意识和洞察力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人们所能理解或观察的限度。而这些批评者，只是关注了罗斯福的行事风格。他们忽视了后来的结果是由许多罗斯福无法控制的趋势或事因而促成的这一事实。

罗斯福意识到，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已上升到首屈一指的程度，只有苏联在军事方面聊可与美国比肩而立。他在开罗会议前夕对儿子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以此出发，罗斯福寄望于战1后美苏要和平共处，并设法影响或作用于其他各国，将其纳入基于美国式价值观念的战后格局或和平轨道。他渴望成立一个具有维护和平能力的新的国际联盟，并非仅仅由于相信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的有效性，而主要是相信这个机构是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持久地发挥这种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1（美）埃利奥特罗斯福：《应运而起：白宫的罗斯福一家》，纽约1975年版，第345页。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规划包含有”地理政治”或”地域性国际化”的意味。他设想，获胜的盟国在一个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与传统的势力范围溶为一体的全球体系中通力合作。他深信战后的事务将要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决，而每一大国对其所在的地区负有特别的职责和突出的利益，但这些地区是互相开放的范围，而非排他的或封闭的王国。这一维持和平的战略体系并不妨碍一个地区的传统发展渠道。在这种格局中，门户开放的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同共产主义及改革后的欧洲帝国主义（英、法）共存。鉴于丘吉尔已在1944年10月初前去苏联与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可憎的”关于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罗斯福更倾向于他的规划具有消毒性甚至解毒性的功用。罗斯福基于自己的理念，认为他们两人间的这种协议对欧洲和平和人类文明具有毒害性。具体而言，罗斯福设想在战后世界格局中，美国将主宰西半球、太平洋和日本，英法两国将看管西欧，并充当票前殖民地的”托管国”。苏联则将维护东欧及其邻近的曾在沙俄控制下的东北亚部分地区的安全。国民党中国暂时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因为它本身有待从日本侵略中恢复，同时还受到内战的威胁。罗斯福希望一个复元后的中国能逐步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他敏感地意识到，斯大林仍怀疑有一个以美英为主的威胁苏联的国际阴谋。他要做得让苏联没话说。

罗斯福清醒地看到，斯大林更多地是基于这种怀疑而固化了自我防范意识，他的许多扩张行为都是打着增加苏联自身安全系数的旗号而进行的。因此，罗斯福就设想凭藉自己的道义权威和在国际上所产生的信任程度，以积极的行动迫使莫斯科没有理由继续高举这一旗号。但同时，他不能不承认，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由于欧洲诸国一言难尽的抵抗运动，苏军在击溃德军主体部分的同时已顺势控制了东欧——即将被作为苏联西边一条宽广的军事和政治缓冲地区的”铁幕”。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爽快地承认也许还能增进好感和顺延战时的合作，同时还可以满足美国的舆论。

与那些批评者的观点相反，罗斯福积极地做了限制苏联势力拓展的努力：他拒绝让苏联分享原子弹的秘密；主张美军驻扎在德国南部，赞同丘吉尔对巴尔干的安排；在波兰疆界和波兰政府组成上与斯大林激烈讨价还价；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遗留问题持理智态度，争取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获得空军和海军基地；坚持把中国当作大国而不顾英苏的揶揄和反对，以便用作对付苏联的一支抗衡力量，等等，这些在雅尔塔会议及其前后的表现，无一不反映了罗斯福对付莫斯科的良苦用心。

罗斯福在19411945年间的对华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构件。赫尔国务卿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显然，罗1斯福战时对华政策包含着短期的和战后的双重考虑。短期政策即从各个方面增加援华的力度，以”维持中国继续抗战”或使中国成为”抗日的有效基地”，这样首先是具有军事意义——通过把数量众多的日军牵制在中国，来减轻太平洋战场美军的压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它对”影响亚洲人民对联合国家的态度肯定是有帮助的”。罗斯福在1943年9月，对韦尔斯说：“尽管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军队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1944年5月，他向斯大林转达口信说：蒋是使中国能够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遭到破坏。

1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页。

但是，蒋介石设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是：把美援作为自己的”固定资产”囤积起来，专心致力于中国内部的xx斗争，以强固独裁政治；由美国承担起支持和保卫国民党政权的义务，并通过美日的直接对抗来解决中日合作。这就决定了蒋介石是不会与美国的短期政策真诚地配合的。为了自圆其说或搪塞美方，蒋介石在1941年致罗斯福的回信中称：国民党的抗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须驱日军于国境之外，一方面复需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之内蔓延。”当罗斯福通过多种渠2道认识到蒋介石政权及其军队那些令人沮丧的深重弊端后，他试图有效地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减少内耗或国共内战爆发的可能性，以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但是，罗斯福是以他自己的价值观和现实打算为出发点来寻求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的，并试图以这种介入把国共两党按美国式的框架撮合到一起。其结果自然是美、蒋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都不满意。毛泽东曾对谢伟思说过，美国没有办法不实行干涉，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干涉的性质。罗斯福运用派私人特使访华、向延安派美军观察组、威胁削弱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等等手法，都未能达到自己期望的结果。这主要是因为他未能触摸到中国内部革命的本质的东西，这些手法也没有触及中国革命的深层和底蕴。他在试图采取自认为是强有力的决定性行动时，也仍然摆脱不出一个限定的分析框架。譬如，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蒋介石不可能与自己休戚与共，并在对蒋的憎恶与腻烦无法排遣时，曾对史迪威建议把蒋”干掉算了”，但他所设想1的继任者仍是国民党集团中的人。对此，连美国学者罗伯特梅斯尔也认为，“这种无力将战前的思想模式加以发展以适应因战争所引起的形势变化的情形，说明了罗斯福思想的局限性。”其结果是，美蒋双边关系往往从一个过高的期望开始，继而进入一个艰难的、停滞不前的工作关系，最后终因双方都大感失望而跌入一个互相指责甚至怨恨的泥沼。双方同床异梦，连”暂时的同路人”都没做成。

2秦效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初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中华文物供应社，台北，1980年版，第558页。

罗斯福越来越认识到，他的能力有限，并不能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先欧后亚战略也使他不能过多地加大影响的力度。当1944年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蒋介石的战略是不抗日时，而且，甚至作为进攻基地的中国有可能丢失时，罗斯福1强烈要求蒋介石把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将军。然而到了秋天，罗斯福又决定迁就蒋介石，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着眼或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考虑。另外，斯大林答应德国投降后几个月出兵东北，减轻了中国有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于是罗斯福已不再期望蒋介石作出重要的军事贡献，充其量让其维持现状，把中国作为进取日本的基地。他担心在史迪威的委派问题上采取直接对抗会加速蒋介石的垮台，这可能会使他的战后世界安排陷入极大的混乱。时值大选期间，此举可能引起攻讦。

1（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3页。

罗斯福此时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兴趣已转变到战后的长远考虑上。他开始重视中国在战后的作用问题。他相信中国对于说服美国舆论同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是有价值的，并且相信在联合国或者可能像在日本和朝鲜这样的共同占领地区，中国能成为在政治上考验苏联意向的一个有用的平衡舵，因此他主张给中国以一种被费正清称之为”形式上的非实质性的”大国地位。考虑到国民党的垮台或中国发生内战会破坏这一计划，罗斯福也极力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明白，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将使这个主张难以实现，但他希望，战部队的蒋介石不加抵抗，丧师失地，举世为之震惊。

如果要蒋介石在同有苏联背景的共产党打内战中可能遭到垮台和在苏美支持下由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间作出抉择的话，蒋会选择后者。罗伯特达莱克认为，罗斯福像所有其他同中国打交道的美国政治家和军事首脑一样，错误地设想那样的联合政府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力量强求这个结果。

但是，达莱克的话似乎有点绝对。副总统华莱士尽管在严厉指责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没落愚顽的政府”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目前能够做到的，只是设法影响蒋介石”采纳中国进步人士所指导的政策，以唤平民众支持并把新活力注入中国的抗战努力中。”但是，华莱士清醒地认识到：对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项短期的投资。认为他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将在政治演变或革命中涌现出来，而现在看来更可能是出于后者。

华莱士是在1944年7月10日对罗斯福提出上述告诫的。时间似乎晚了些，如果罗斯福引起重视的话。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安排广泛地涉及到殖民地问题。他预见到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认定英、法、荷老殖民主义帝国难以照旧维持下去，而美国则可乘虚而入甚至取而代之。他似乎相信，可以用”开明而仁慈的美国渗透”取代旧的殖民主义国家的残酷的掠夺，而无论对当地人民还是对美国商业都是有利的。他忌恨大英帝国特惠制，指责欧洲殖民帝国的银行家们把世界贸易”牢牢地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时间太久了”。他呼吁丘吉尔为”健康的竞争”开放市场，并废除各种英帝国贸易协定。对此，丘吉尔寸步不让。当美国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托管制方案时，勃然大怒的丘吉尔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联合国插手干涉不列颠帝国的命脉。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评论道：罗斯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所作的”一切似乎都富于特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殖民地、开明和提供福利的理想以及为促进美国利益的老谋深算……美国对世界市场新的征服也完全可以在国际繁荣的旗帜下进行”。

1944年下半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又取得重大胜利。经过世界海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莱特湾大海战，日军的航空母舰全部被歼，从此一蹶不振的日本海军就不起多大作用了。1945年1月9日，声势浩大的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向马尼拉推进。在这期间，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频繁空袭日本本土，加速了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已在1945年初将德军赶回柏林地区，波兰和东欧的大部分已经解放；西线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被彻底粉碎；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正计划北进：三面受敌的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

战时盟国间的猜忌、矛盾和利益冲突伴着胜利的即将来临必然地加大了。罗斯福已经多次建议尽早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征得对方同意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就会址的选定问题在频繁的电报来往中协商了多次。斯大林最大的让步是在苏联南部的黑海海滨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样，身体极度衰弱的罗斯福又得远涉重洋——先需要在海上航行为期10天的4883英里，再飞行1375英里，然后才能到达满目疮痍、卫生条件和其他设施板差的雅尔塔。丘吉尔抱怨说，即使我们花10年时间去寻找，在世界上也找不到比雅尔塔更糟糕的地方——那里只对斑疹、伤寒和要命的虱子有利。

罗斯福一行于1月23日乘”昆西号”巡洋舰横渡大西洋。途中为总统的63岁生日举办了欢庆会，全体船员向总统赠送了一个由铜弹壳制成的烟灰缸。总统的女儿安娜伯蒂格夫人在旅途中照料父亲。会议从2月4日开到2月11日。

雅尔塔会议是盟国在战时所有9次会议中争论最激烈的一次。它在协调盟国最后战胜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方面卓有成效，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大国势力范围的划分有重大关系，也为战后冷战和国际间的纷争播下了某些种子。三方围绕着处置德国问题、波兰和东欧问题、联合国问题、远东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会期匆匆，许多棘手而分歧太大的问题被搁置，只留下了一个框架性或意向性的协议。尔后，三方对已经一致的方案又都持不一致的解释。

罗斯福在会其中可能相信，美国公众和国会将认为对苏联的领土等要求作出让步，会使战争早日结束，使美国人的生命少受损失并使中国战后获得和平。必要的让步换来苏联积极对日作战，这是值得的。但是，罗斯福的这种”让步”涉及的是中国的权益。所谓雅尔塔秘密协定充分体现了大国强权政治。因为它未经中方参与，且在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生效之前，是否需中国方面表示同意，协定的措辞含混不清。

罗斯福的雅尔塔之行对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孜孜于自己的规划和理想的罗斯福似乎在和已经不多的飞逝的时光赛跑。在雅尔塔，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认为，他是个”病情很重的人。他的症状是动脉硬化，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因此我觉得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不过，艾登外交大臣认为，罗斯福总统的健康状况很差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力。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坚持他先前提出的大部分方案，并取得了他所期望的巨大成果：成立联合国、分割德国、关于波兰的声明和关于获得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等等。三巨头分手的前夜，斯大林在宴会上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他说，”他和丘吉尔先生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相对说来，下定决心还比较简单。这两个国家都是为它们自身的生存而同希特勒德国作战。这里有第三个人，他的国家未曾遭受侵略的严重威胁，也还没有濒临即时的危险，他就已多半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更广泛的考虑，成为导致全世界动员起来以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手段的主要锻造者。”斯大林还动情地谈到，总统最突出和关系最重大的成就就是租借法案。罗斯福在答辞中说：“我们这些领导人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给这个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安全和幸福的可能。”

。x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