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越文次郎的手稿：

在长达三十四年的警官生涯里，显然是失去的多，获得的少。一张奖状与警官的头衔，就是我获得的全部，然而，它们并不能减轻我内心的痛苦。

不过，这痛苦和我的职业无关，任何人都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真正的痛苦。也许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也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吧！

我五十七岁取得优遇退休时，也有部属大感意外。我并不是贪图那百分之五十的退休金，不少人担心退休之后，顿失生活重心，无法适应，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年纪大了，有些警察工作做起来恐怕会力不从心，难免有失误，所以还是选择退休一途。其实，这二十多年来，光荣退休的景象，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就像少女对于披白纱的憧憬一般！一直把这些自己亲手写的东西留在身边，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虽然也曾下定决心，只要能顺利退休，就不再碰这些东西，然而，退休后终日无事可做，便又忍不住提起笔来。也唯有在这些当年制作笔录的纸上书写，才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在此我必须将一直恐惧的事坦诚相告。随着地位的提高，责任也随之增加。老实说，早年我并未为我的工作感到烦恼，但是当儿子也选择了同一行业，而且也一路爬升到应有的地位，我的恐惧就愈来愈大，一心期望能平安无事地捱到退休。既然如此担心，何不早点自递辞呈呢？原因是胆小的我连这都不敢做，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认为当警察是我的天职，并无离职的理由；其次是不知该如何面对同事的异样眼光，或作何解释。当然，那件事一旦东窗事发，不论我有没有离职，结局都是一样。总之，不明不白地离职，恐怕只会让我变成被侦查的对象。

一直在我脑海萦绕，令我心有余悸的，就是发生于昭和十一年的梅泽家血案。在那个黑暗时代里，经常发生一些集体屠杀或神秘事件，梅泽家的事件也是其中之一，这件命案是由樱田门的刑事一组负责侦办的，我当时是高轮警局的侦查组长。那个时期各分局都设有侦查组，由于我的成绩优良，所以才三十岁就升上组长之职。

当时，我在上野毛买了一栋房子，长子也刚出生不久，可说是意气风发之时。然而，我永远也忘不了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发生过的事。使我卷入这不幸事件的，就是发生在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包含一枝命案在内的梅泽家命案，战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奇案，一般人虽然都认为一枝命案和梅泽家的数条命案或许无关，不过，以下我所记述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年轻时，我为了争取晋升的机会，工作得格外卖力，经常早出晚归。但是升上组长后，我每天总是准时六点下班，走到那一带大约是七点多，所以如果对方是早有预谋，要引我入陷阱，是很容易达到目的。那天我走出车站，大约走了五分钟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穿着黑色和服的女人蹲在路边。当时路上并无其他行人，她双手捂着肚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还记得当时她说：“我临时腹痛如绞，只好蹲在路边休息。”一听说她就住在附近，我就发挥人民保姆的服务精神，送她回家。我把她抱进屋子，让她躺着休息后本想告辞，她却留我多坐一会儿。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是一个人独居。坦白说，我对太太一向很忠实，不过，我也不认为夫妇以外的男女关系是一种羞耻。我敢发誓，当时我绝对没有打她的主意，只有当她哀怨的表情及敞开的裙摆映入眼帘时，我就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虽然我到现在还猜不透那个女人的心理，可是当听她说自己是个寡妇时，便猜想她可能是难耐空闺寂寞。事实上，当我拥抱她时，她也一再地在我耳边重复：我好寂寞哦！后来，她还频频向我致谢，并叫我不要开灯，赶快回家，否则家人会为我担心。她还说：我只是一时熬不住寂寞，请你忘了我吧！我绝对不会对别人提起刚才的事！

我摸黑穿好了衣服，遮遮掩掩地走出大门，然后一面走一面想，觉得自己好像被狐狸精迷住了。我也想到：或许她的腹痛是装出来的。嗯，我愈想愈有可能。她会不会是连续剧里经常出现的女骗子？我摸摸口袋，钞票一张也没少。看来如果她刚才是装病，也是难耐深闺寂寞，才出此下策吧！于是，我内心毫无罪恶心，反而庆幸自己救了她。看她刚才的样子，绝对不会对外透露口风，只要我也保持沉默就没事了。不过，就算被我太太知道了，也没什么关系。

我回到家时大约是九点半，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就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第二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第三天（二十五日）早上，我才得知她的死讯，并由报上得知她叫金本一枝。报纸以不小的篇幅报导这件命案，同时也刊登了她的照片，但是我觉得照片和她本人不太像，或许那是她年轻时的照片。我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逃出了警局。一枝家虽然距我家颇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我事前即得知消息，理当先到现场调查。因此，我不敢细读报纸的内容。

据报载，一枝的尸体是二十四日晚上八时许发现的，也就是我下班回到家以后的事。最让我惊讶的是一枝死亡推定时刻。如果说是二十三日晚上七到九时之间，正好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一向粗心，记不得正确的时间，然而我记得在距上野毛不远处遇到她时，大约是七点半，或是再晚一点，不过绝不会超过八点。既然那个时候一枝还活着，在那之前更不成问题，然后我送她回家，等我从她家出来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或八点五十分。

根据研判，凶手可能是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在一枝面向梳妆台时，击毙一枝。从时间上推算起来，那个凶手极可能和我擦身而过，也可能一直躲在屋子里，等我和一枝燕好过，我离开之后，在一枝坐在梳妆台前，梳理散乱的头发时，下手杀了一枝。这个案子里，最令我忐忑不安的，就是警方研判一枝曾经被强暴，还查出强暴者的血型为o型。而我的血型的确是o型。

回到家以后，我也不敢再看有关这个命案的消息。报纸对于一枝命案的报导，不像阿索德命案那样大篇幅，所以我也不清楚报纸如何报导一枝的命案。但是，我想报纸应该没有报导一枝曾被强暴之事。我之所以知道，是从警察局里听来的。尸体身上的和服，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被当作凶器的花瓶，也确实放在那间屋子的桌子上。只是，没想到她竟然已经三十一岁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也许是为了诱惑男人，而刻意打扮吧！当时，我心满意足地拥抱着她，事后，她隔了一扇纸门在隔壁梳头发，谁知道就此香消玉陨。我很同情这个和我有一夜情的女人，也对杀人的凶手相当愤怒，不过，由于辖区不同，我也没理由公然参与侦办这个事件。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四月二日我突然收到一封限时信，上面写着竹越文次郎亲启，邮戳是四月一日，寄信处是牛进局，一开头就写着：看完之后，请立刻将此信烧毁，一切依指示行事，请谨记于心！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是为皇国之利益而行动的地下组织。关于三月二十三日发生于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我们已掌握确实的证据，证明是阁下所为。阁下身为治安人员，却知法犯法，实在令人深感遗憾。阁下的罪行本该被绳之以法，但有鉴于目前时局动荡不安，我大和民族自应团结一致，不宜自相残杀。故特赐下一戴罪立功之机会，以赎前愆。

此任务之具体内容为：处理六具女尸。这些少女均是中国间谍，虽已处刑，却不能公开。因为一旦引发中日战争，后果堪虑，故不得不故布疑阵，使世人误认为这是一般民间的无头怪案。因为本组织之人员无法出面，也不能使用本组织之公务车。希望阁下能自行调度车辆，在指定的时间内，依照指定的方法，到指定地点，遗弃此六具尸体。另外，请阁下了解：一旦事迹败露，你和本组织毫无关系，一切责任均由阁下自行负担。六具尸体已置于阁下犯案的金本一枝住宅的仓库，行动期限为四月三日至四月十日。希望阁下在夜间行动，并且严禁向当地人问路，原则上也不准在餐馆逗留，不要留任何痕迹。此事攸关阁下生死，请牢记于心。随函附上一张地图，也许资料不够充分，但希望阁下能及时完成任务。

就记忆所及，那封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当然大吃一惊，可是直到那时才发觉，要是有人指证我是嫌犯，我也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洗刷自己的冤屈。

不管我和一枝一起进入她家，以及从她家出来时，是否有人目击，一枝的死亡时间推定是七点到九点之间。我是七点半到她家的，当时她当然还活着。然后，我离开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到五十分。换言之，那段关键时刻的大半，我都和一枝在一起。我被冤枉的可能性仅仅只有九点之前的这十分钟而已。更何况死掉的一枝体内，还残留着与我燕好的证据，只要警方传讯我，就会认为凶手是我吧！我在绝望之余，隐隐感到自己的警官生涯已接近尾声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依照这个地下组织的指示，圆满达成任务。

我知道当时的确有某些秘密组织的存在，对我这种低阶警官来说，他们几乎不像是现实生活的人物。但是，要是他们的组织十分严密，相心必不至于言而无信。更何况，他们既然一连杀了六名少女，应该也会极力隐瞒吧！

我继续看信，却又吓出一身冷汗。本以为只要把尸体丢在一个地方就好了，没想到却必须把尸体散置于日本各地。这件任务相当艰巨，即使通宵工作也无法在一天之内完成。信上除了指定各具尸体的遗弃地点之外，连行程的顺序，以及洞穴的深度也有详细的说明。幸好信中不只写出弃尸地的地点，还画出地图，注明在某座矿山附近。要是没有这些说明，我想我根本找不到那些地方。但是，我又同时觉得拟定这个计划的人，一定也没到过这些地方，否则他应该把地图画得更仔细才对。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把尸体散置各地？我至今仍然百思不解。不过，也许是为了制造悬疑气氛，而故布疑阵吧！只是，我无意中发现了她们的身体被切断一部分的理由。因为，这么一来，正好可以把她们放在我的凯迪拉克车的后座，否则就很难办了，我想应该是为了运尸方便起见。

第二天，我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杀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才能保住性命呢？不过正如前述，所有情况都对我十分不利。尽管我没有杀人，然而和一枝***却是事实，如果要证明，就不得不供出这段事实，而这段事实却足以使我背上败坏警纪的罪名，受人唾弃。到那时，不但我的名字会上报，也会害家人蒙羞，甚至走投无路。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内心竟然燃起一股求生欲望。也许，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一次生死关头的抉择吧：我才三十岁就担任侦查组长，家中又有娇妻稚子，绝不能轻易被打倒。于是，我下定决心了！

昭和十一年时，不但我没有自用车，就连周遭那些收入比我高很多的同事，也没有人拥有私人汽车。局里虽然有公务车，可是这件事并非一、两天即可完成，所以也不能向局里借车。左思右想之后，终于想起一个因犯诈欺罪而认识的建筑商，由于他暗中经营不法事业，所以对我极力讨好。事后回想起来，若不是和他有这段渊源，运尸的交通工具就没有着落了。

至于警局方面，由于我是个从不休假的模范警员，所以只编了一套谎言，说太太染病，想送她到娘家附近的花卷温泉疗养，就轻易得到一周休假。其实我的东北之行并非谎言，我打算旅程途中在花卷小憩，并买些当地的土产分送同事。四月四日早上，我对太太说即将远行，要她做三天份的饭团。四月五日是星期天。由于时间相当紧迫，于是我四日半夜即启程，先到一枝家里运出两具尸体，然后往关西的方向出发。

根据那封信的要求，我必须按照顺序，将这些穿着衣服，被切割过的尸体，掩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有如畸形儿的尸块，如果不尽快处理，势必会发出臭味，引来注意，到时候上野毛的一枝家，一定会再度招来搜查，所以我不得不立即行动。幸好当时与现在不同，即使深夜在国道上行走，也不必担心被拦下来查询，就算被查询了，只要我亮出我的警察证，应该可以顺利过关。

由于路途遥远，所以直到第二天晚上我才抵达第一个指定地点：奈良县的大和矿山。我先在滨松附近的山林假寐了片刻，等待夜深才动手埋尸。四月的夜晚并不长，实在不适合做这种事，因为我顿然察觉埋尸工作必须花费许多时间。由于怕触及当时的恐怖景象，故不想再次描述细节，不过，在埋尸过程中，曾有几次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因为山路崎岖，为了节省燃料，走得很辛苦，我虽然准备了三罐汽油，还是不太放心。当时的汽油行很少，如果到那里再买汽油，一定会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尸体尚未掩埋之前，我不想在汽油行露面。

信上指定的埋尸地点依序为奈良县的大和、兵库县的生野、群马县的群马、秋田县的小板、岩手县的釜石、宫城县的细仓。

我借来的凯迪拉克汽车，没办法一次运六具尸体。虽然也曾考虑使用卡车，可是又想到借车时必须亮出警察证，只好打消此念。因此，只好以东京为界，分两次进行，原则上一次处理三具尸体。不过，因为群马是指定的第三个地点，埋第三具尸体，与进行第一天处理时，必须来回经过东京，也就是说，必须载着一具尸体回到东京做补给，再上路。所以我决定第一次只处理两具尸体。奈良和兵库两地，我都按照指示，各挖了一百五十公分的深洞。前一次的洞挖得深，只处理两具，后面的洞挖得浅，多处理几具，这样也不失平衡。

按照指示的顺序掩埋尸体，确实让我感到不安。是不是对方另有用意？或许对方会在途中埋伏，监视我的行为，并且设下陷阱。但是，就算是那样又如何？我只能依照信中的指示做。

六日清晨两点，我在大和矿山开始作业。一个人挖一百五十公分的大洞，的确是超乎想像的辛苦。我一直挖到黎明时分才挖好，挖好之后就累得倒头就睡。

傍晚时，我忽然感到有点异样，睁开眼睛一看，有个奇怪的男人用布巾包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正在向车里面窥探，我吓得差点停止呼吸。心想：这下完蛋了。不过，对方显然是智障儿，我一跳起来，他就溜掉了。当时尸体用布覆盖着，也没什么臭味。由于当地人烟罕至，而且就算心里发急，也没办法做任何事，只得等到黄昏才出发。

生野的工作也非常辛苦。不过，我自我安慰地想：深的洞只剩下这里和另外一个了。

回程的七日那天，我在大阪加满了油，连带来的汽油罐都装得满满的。回到家已经是八日下午了。只埋了两具尸体，就花掉四天时间。我的休假只到十日止，看来是来不及了。于是在家饱餐一顿之后，交代太太说若有电话，绝对不可以接，当天晚上又载了另外四具尸体，踏上旅途。预计十日到达花卷后，立刻和警局里联络，推称太太的病势恶化，等病情稳定之后，立刻打电报或写信回去报告。幸好接下来的十一日、十二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

九日清晨，终于抵达高崎附近。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山径，连睡觉的地方都很难找。九日傍晚我再度出发，半夜抵达群马矿山附近，又开始挖洞理尸。和一百五十公分的洞比起来，这次的工作着实太轻松了。因为依照指示，只要刚好把尸体盖住即可。接下来，从十日凌晨起，就马不停蹄地赶路，经过更曲折崎岖的山路，终于到了白河。

十一日凌晨三时左右，终于抵达花卷。我在当地的邮局寄出一封限时信，信上说预计十五日可以回去销假。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可能提早完成，所以我决定不用电报。

十二日的清晨，完成了小板矿山的工作。当时因迷途而耽搁不少时间，所幸后来也如期完成任务。

十三日凌晨，完成了岩手县釜石矿山的工作，十三日半夜，最后的宫城县细仓矿山的任务也圆满达成，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根据信上指示，弃置在细仓的尸体不一定要掩埋，所以我也乐得轻松。不过，该处离林道不远，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果然不出所料，那具尸体十五日就被发现了。

十四日的凌晨，我回到福岛附近。这一个礼拜来，几乎是不眠不休，也不曾进食。到了后半段，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近乎疯狂，只知拼命工作，根本无暇思及自己在做什么。

总之，十四日深夜，我终于平安地回到东京。当天晚上，我整个人瘫在床上，像一团烂泥。

回想起来，当初骗妻子病重的谎言，实在很高明。当我十五日回到警局时简直判若两人。我的眼眶深陷，两眼布满血丝，下巴变尖，身体也瘦了一圈，不但妻子深感讶异，同事及部属也惊诧不已，都认为我是为了照顾病重的妻子，而劳累过度。当时的我虽然年轻力壮，也禁不起这种折腾，后来还因此多次在执勤时昏倒或作呕。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体力才逐渐恢复。我想，要是弃尸的指定地点再多一个，那我一定会完全崩溃。不管怎么说，完成了那个工作之后，我人生中的劫难算是已经消除了。幸好当时我年轻力壮，才能完成任务。要是在那之前或之后，恐怕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在那之前，年纪尚轻，又无地位，根本不可能休那么多天假；在那之后，则体力不济，无法完成任务。而自此之后到退休离职，我再也没有缺勤过。

不过，我内心的不安，却并未随着体力的恢复而消除。当陷入忘我之境的时刻过去，心中随即闪过一丝疑问，我是否中了圈套？虽然那封信上说我是凶手，不过实际上对方知道我并非真凶，只是把一枝遇害的情况，造成凶手就是我的假象。然后再利用我，要我把尸体运到各地丢弃。不过，尽管我知道事实如此，又能怎么样呢？当时我实在别无选择。这个疑惑，从十五日早上，最后被我弃置的尸体在细仓被发现的消息传入警察局时，便和突然涌上心头的心痛一起，不断地在我心中扩散。

其后，另外几具尸体也陆续被发现。每一次我都尝到心悸的恐怖。正如我所想的，埋得较浅的尸体较早被发现。不过，直到第二具尸体被发现时，我才发现这就是被称为阿索德命案的梅泽事件。在那之前，我只听到过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的名称。但是因为公务繁忙，并不清楚一枝姊妹的种种。若由一般人的常识来判断，这个事件很显然是灭门血案。可是调查后发现，一枝的丈夫虽是中国人，应该不至于使她的妹妹也被怀疑是间谍吧。这么说，以地下组织之名，叫我做埋尸的工作，根本是骗人的！自己被利用的事，让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之所以答应都么做，一方面固然是被当时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爱国心的驱使。

埋在釜石矿山的尸体，于五月四日被发现，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马矿山的尸体，然后是三具埋得较深的尸体，十月二日发现里在小坂矿山的尸体，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了生野矿山的尸体。至于大和矿山的尸体，则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被发现。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谈论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觉得毫无容身之地。然而，让我从无地容身的状况下得到解脱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经过，至今仍历历如绘。五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半。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车站前的品川旅馆时，被警方逮捕。品川车站属于高轮派出所的辖区，所以破案的功劳，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获得。由于阿部定案的侦查总部设在尾久警局，所以当夜双方的刑事组员，都围着安藤，举杯同贺，所有高轮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里。我才得以喘一口气。

六月，我得到梅泽平吉的手记的机会。平吉的手记被誊写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间传阅，因此才得知有关制作阿索德的想法。不过，我对于这个手记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由于我是当事人，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娇小的少女，被切断二、三十公分之后，搬运起来格外方便。因为，当时我一直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凶手之所以毁尸，主要是为了运尸方便。不过，至于为何要分别弃置于不同的地点，我就想不明白了。

从此，我深深迷上这个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我个人的结论是：凶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个人，这个人为了制作阿索德，而对六名无辜的少女遽下毒手。除了这个理由外，我实在无法解释这个命案的杀人行为与动机。而我，竟成了这个狂人的助手。不过，我仍有不解之处。就算弃尸地点有西洋占星术上的特殊含意，但是为何大和与生野的尸体，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细仓的尸体又为何不加掩埋？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术脱不了关系吗？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来调节被发现的时间呢？不过，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处的尸体，要较慢被发现呢？这三具尸体，并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且腐烂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厉害。我在埋葬尸体之前曾经检查过。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理在别的矿山，或离矿山较远处，即使挖的洞很浅，也不容易被发现。说起来都因为有了平吉的手记，才会较早被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记所述，弃尸于产相关金属的矿山呢？其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归咎于占星术，或疯狂的行为吧！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认为梅泽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个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间谍，那只是凶手假借地下组织之名引我上钩，为他处理尸体的手段。不过，一枝的行动又该作何解释？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动引起的。是否她早就有意引我上钩？我虽然也想过，会不会是凶手无意中发现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这个借刀杀人的阴谋？不过，这也不太合理，因为阿索德命案显然是早有预谋的，凶手早已决定杀害六名少女，然后考虑了许久，才找到担任运尸工作的最佳人选——我。因为，既拥有驾照，运尸时即使被发现，也能随口搪塞过去的，除了警官之外无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算自称是医生或科学家做为研究之用，也很难逃脱罪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谁会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此，一枝自然是和凶手一伙的，她的任务就是引诱我，使我自投罗网。

那么一枝为何会被杀呢？不，这个问题本身即有矛盾。凶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来威胁我，就表示一开始就决定置她于死地。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难逃一死，还愿意为凶手做如此大的牺牲吗？或是凶手并未告诉她实情，而以别的理由说服她？那么，那又是什么理由呢？既然早已预谋杀人，除了逼我为他运尸之外，还有什么理由？也许一开始时只是预定以我和一枝的暧昧关系，作为威胁我的利器。至少，凶手是让一枝误以为是这样的吧？不过，这样的理由也牵强。以我和女人的暧昧关系，来威胁我，事实上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更何况不是我去强迫她，而是她来引诱我的。

此外，我又突发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论：一枝就是凶手，她杀了六个人，并预先写好那封匿名信，然后故意引诱我，再故布疑阵造成他杀的假象而后自杀。——因为我只收过那封信，之后就再无任何联络。刚接到信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辩驳一番，却因为信封上并无寄信人的地址，使我无法回信。于是我不禁怀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无法再来信？

不过，这种假设似乎也不可能。首先，一枝是被击伤后脑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镜台沾上血迹（她的身体均无其他外伤），也不可能做出类似后脑部被重击的自杀行为吧！况且凶器显然是玻璃花瓶，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他杀。

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就是我最后见到一枝时，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个姊妹已被证实在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一个已死的人怎么可能行凶呢？

我是个倒楣鬼，平白无故地被卷入这桩诡异、荒谬的事件，被迫成为神秘凶手的共犯。一般说来，无论任何刑案，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自人们记忆中褪色，但这个案子却是例外。战后不久，这一连串的命案，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梅泽家占星术命案”，许多读者在看完书后，也纷纷把他们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资料，寄到侦查刑事组。每当同事从小山般的投书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发出欢呼时，我就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危机。看来，我只有到退休后，不，即使退休，也不能减轻内心的不安。

我被调任到樱田门侦查一组，也可算是运气不好。现在的一组是专门负责纵火案件，和帮忙处理火警现场的单位，但是当时的一组只有四十六名组员，却还要负责现在三组、四组负责的欺诈、防火、不良份子、强暴、强盗案，因此每天都会听到一些让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事件。当时高轮署的副长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稳与经验，就调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组，专门负责处理诈欺案。

昭和十八年时，战事十分激烈。对我而言，负责处理诈欺事件，真是另一种不幸。因为我不得不对那个曾借我凯迪拉克的建筑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扩大。由于空袭频繁，警政署也各处疏散，我们遂移驻于浅草的第一女高。当时，我真宁愿自己被征去当兵，战死沙场。不过，由于干部均需留守，所以尽管许多同僚都开赴战地，我却接到缓召的通知。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当时还不满一岁的儿子文彦，日后竟也选择了警察这一行，女儿美沙子也嫁给警察。至此，我的苦恼更是有增无减。

由于我是没犯错、不请假、不迟到的模范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级考试都通过，在退休之前，已经做到警视之职，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警察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我最热切盼望的，却是退休之日。虽然大家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不过，对我来说，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日子。

昭和三十七（一九六二）年，我正好五十七岁，自从昭和三年进入警界以来，已经度过三十四年充满痛苦的警察生涯。那一年，是涉嫌杀害梅泽平吉的昌子死于狱中的两年后，也是所谓占星术杀人的推理风气最盛的时期。我不仅熟读所有和事件有关的书籍，就连电视及收音机的特别报导也不放过，不过，却仍然得不到更进一步的资料。彻底休息了一年以后，我又振作起来了。当时我还不到六十岁，而且自认身为刑警的办案能力并未衰退，乃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查个水落石出！

我访问了梅泽家，也到过梅迪西，见过事件的关系人。当时东京正在举行奥运。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时，和占星术杀人事件有关的人，只剩下吉男之妻文子与富田安江两人。我还记得她们各是七十四岁与七十七岁。

梅泽文子把梅泽家的老房子改建成公寓，在此度过残生。她没有子孙，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战争时，吉男已超过五十岁，所以没被征召，不过，我去拜访她时，她说吉男不久前才过世。

至于富田安江，她把银座的店卖了，搬到涩谷，开了一家同名的画廊，交由养子经营，自己独居于田园调布的公寓。据说后来平太郎战死沙场，她便向亲戚领养了一个孩子。虽然养子经常来照顾她，毕竟还是晚景凄凉。

平吉的前妻多惠，在我拜访她之前已经去世，不过她得到大部分遗产，想必生活也很富裕。说起来，这三个女人的晚年，都不愁衣食，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其他人都死了。

不过，如果说这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是凶手，还是令人难以相信。而且，不管是吉男还是平太郎，就像那些业余侦探所研判的，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是凶手。事实上，我还在警界服务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和平吉手记中曾提到过的，住在品川的昌子的前夫有关。

我认为无论警方或民众，都太疏忽村上谕这个人了。于是我决定退职之后，一定要对他彻底追查。战前，警方办案时多半对嫌犯彻底追查，然而，对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却不敢造次。以村上的条件看来，如果妻子犯了罪，一定会带着女儿前来投奔吧。

我带着警视的名片去品川的村上宅访问时，他已是隐居于豪华巨宅内的老人了。他虽然老态龙钟，表现出八十二岁老人的姿态，眼光却依然锐利，隐隐可见年轻时的精明。结果，我大失所望。不但看不出他涉案的嫌疑，反而被对方教训了一顿，说我轻视了战前的调查。我才知道当年他也已经被彻底调查过了，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时的舆论界，对于战前特务机关之说言之凿凿，这么说来，也许我接到的信是真的。另外，若凶手是平吉手记中的人物之一，那么，杀害平吉、一枝、阿索德的凶手，也可能各不相同，或者是数人一同作案。

虽然一般人都极力主张应先找出阿索德，不过，我对于阿索德的存在却始终存疑。在我所知的例子里，有些被亲族集体谋杀的受害者，他们遭受分尸的原因，可能是杀人者对死者的积怨太深，或为了运尸方便，我想梅泽家的惨案也不例外。而且由于这件命案共有六名死者，处理起来更加费神。

我虽然不相信阿索德的传说，不过，如果说那六名少女身上残缺的部位，真的都被集中在一起了，我也不认为会如谣传那般地被制成标本，我以为应该会被放在和平吉有渊源的地方，或埋在平吉的墓地附近。因为，凶手也许是和平吉有关的人，或信奉平吉思想的人，于是为了平吉而犯案。所以我也曾去平吉的墓地探查，却发现其四周紧邻着别人的墓地，而且附近的小路都是水泥地，似乎不太可能埋在那里。不过，也可能是埋在墓地附近的空地，只是我独自一人很难深入调查，再说真凶也不太可能是平吉思想之信奉者，因为平吉不善于交际，和他交往的人，只限于在“梅迪西”或“柿木”所认识的少数几个人。他比较常去“梅迪西”，至于“柿木”，大约一个月才去一次，所以不算熟客。虽然他也曾光顾过碑文谷或自由丘一带的酒店，可是因为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喝闷酒，所以老板娘或其他熟客也很少搭理他。而且，根据侦查一组的调查，平吉在“梅迪西”和“柿木”认识的人，还不到十个。说也奇怪，“柿木”的老板娘里子，居然和个性木讷的平吉十分投契，还为他介绍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客人。那些人多半是柿木的老主顾，其中一个就是平合手记中曾提到过，经营人偶模特儿工厂的绪方严三。

当时，绪方在距酒店不远的目黑区柿木板开工厂，雇有十多个工人，在当地有点名气。昭和十一年时，他四十六岁，而里子则是三十多岁的寡妇，也许绪方看上风韵犹存的里子，所以几乎每天晚上八点就到“柿木”报到。

平合很欣赏绪方，认识他之后的四、五天，也是每天都去酒店。他们一起畅谈模特儿的事，平吉也到工厂参观过。不过，绪方的态度不如平吉热络，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可能对平吉那种荒诞不经的论调产生兴趣。

绪方也许是在里子面前故作姿态，他处处表现出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对于心思细密的艺术家不屑一顾，因此他绝不至于为了平吉而闯下大祸，而平吉也不可能对那种充满市侩气的人吐露心声。况且，平吉遇害时，他正在工厂赶工，所以他既无动机，又有不在场证明。一枝被害时，他虽交代不出正确的行踪，然而，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却连日都在工厂或“柿木”出现，故无太大嫌疑。

说到可疑的人物，绪方的职员安川的嫌疑，反而比绪方更大。平吉到工厂参观时，绪方曾介绍他们认识，后来，绪方带安川去柿木喝酒，又遇到平吉。除此之外，他们是否又有来往，则不得而知。也许安川会对阿索德产生兴趣吧！

平吉被杀的时间里，由于当时安川和绪方在一起，所以他和绪方一样没有动机，也没有嫌疑。至于一枝及阿索德事件，他也有不在场证明。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也认为有深入调查安川民雄的必要。当年他二十八岁，后来应召入伍，战时曾受过伤，现在应该住在京都一带。虽然他也是少数仍存活的关系人之一，我却没有去找他。不过我已查出他的地址，有生之年一定要见他一面。

另外一个名叫石桥敏信的画家，也住在柿木坂，当年三十岁，刚好和我同年。他家世代经营茶行，是个业余画家，巴黎是他最向往的地方，所以他会专程去柿木，一来听平吉谈他在巴黎生活时的种种，二来藉机亲近里子，因此成为柿木的常客。

他现在也还在柿木坂经营茶行，我去访问时，他谈及战争之事，庆幸自己得以死里逃生，并且说现在已经不画画了，但是有个女儿就读于美术大学。因为他刚从向往已久的巴黎回来，所以兴匆匆地说着巴黎的种种，并且告诉我：平吉当年提起过的餐厅，现在还在营业，让他十分感动。光是这个话题，他就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说曾在柿木和平吉交谈过几次，也曾去过平吉的画室。但是因为平吉的态度相当冷漠，好像并不欢迎他前往，所以自此保持距离。平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过，偶尔也会像中邪似地喋喋不休。据石桥说，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大都是喜怒无常的个性。

“柿木”已经不在了。里子自那之后也成了绪方的人，不过绪方是有妇之夫，所以把工厂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则和里子搬到花小金井。

我和石桥在茶行上面的接待室谈得很投机，他个性开朗，胸无城府，实在无法把他和那么可怕的命案联想在一起。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又缺乏动机。临别时，他还一再要我再去看他，态度十分诚恳，当时，我也认真地想再次去找他。

平吉在柿木认识的朋友，只有上述三人，其中以人偶模特儿工厂工人的安川民雄最可疑。

也许里子也该被列入嫌犯之一，不过她也有不在场证明，而且和平吉无深仇大很，应该没有杀人的动机。

其次再谈谈平吉在富田安江所经营的画廊咖啡屋“梅迪西”的交游情形。这里可以说是中年艺术家的沙龙，因为安江人缘颇佳，所以常有画家、雕刻家、模特儿、诗人、剧作家、家、电影工作者，在此高谈阔论。平吉虽然经常来此，但是，这里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去处。平吉不喜欢好辩多话的人，当那些人在座时，他都有意避开，刚好那些剧作家电影工作者都是这类人。在那帮艺术家之中，平吉欣赏的只有三个人，最多也只能勉强算四个。

若要从那些人当中选出最怪的人，那就是雕刻家德田基成。德田是个恃才敖物的鬼才，他的工作室在三鹰，当年四十多岁，在艺术界颇有名气。平吉深深感受到德田的魅力。如今想起来，平吉之所以产生制作阿索德的念头，或许多多少少是受到德田的影响。德田日后也曾被侦查组调查，所以我在偶然的机会里见过他。他形容枯槁，夹杂着银丝的长发乱成一团，任谁看来，都会同意他就是阿索德的创造者。不过，最后终因证据不足，德田还是被释放了，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他没有驾驶执照。只有我知道凶手根本不需要驾驶执照。德田的旺盛创作力一直持续到死前为止，位于三鹰的德田工作室，现已经改名为德田基成纪念馆，展示德田生前的作品。

昭和四十年正月，我正想去找他时，他却突然去世了，所以未能和他碰面。阿索德之事姑且不论，他完全没有杀害平吉或一枝的动机。因为他从未去过平吉的画室，也从未见过一枝。此外，根据他太太的说法，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

平吉在梅迪西交到的朋友，还有个叫安部豪三的画家。他是平吉的学弟，个性豪爽，和郁郁寡欢地平吉却成为好友。昭和十一年时，安部的反战思想反映于画作上，因此被宪警视为眼中钉，同行的画家也对他敬而远之。不过，当时他才二十出头，和平吉的差距太大，所以除了在梅迪西之外，两人应该不曾碰面，而且他也不曾去过平吉的画室。当时他住在吉祥寺一带，距离目黑的平吉住处相当远。

安部和津轻出身的作家太宰治同乡，当时太宰治也住在吉祥寺一带，据说他俩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太宰没去过梅迪西，所以也没见过平吉。安部不但缺少杀人的动机，甚至连梅泽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虽然不在场证明不是很清楚。一组也就不再追查他。他当时似乎已有妻室，后来入伍随军到大陆，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有问题，所以服役时当个二等兵受尽折磨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他和妻子离婚，又娶了年轻女子，一起到南美流浪，昭和三十几年死在故乡。他在艺术界虽小有名气，成就却不大。

安部的未亡人现在在西荻洼开一家叫“格列尔”的画廊。我去过那里，里面挂满了安部的画，以及太宰治写给安部的信。不过，由于她是战后才认识安部的，所以对梅泽事件一无所知。

另外一个在梅迪西认识的朋友也是画家，名叫山田靖。他和平吉并不很熟，也不因他艺术家的身分，受平吉影响，是个个性随和的人，在“梅迪西”出入的客人当中，除了老板和前面提到的两人能和平吉气味相投之外，山田算是还能聊上几句的人。当时他已四十多岁，住在大森。出乎意料的是，平吉居然到过他家两次。不过，与其说这是山田的魅力，不如说是其妻绢江身为作家的魅力来得更恰当。

绢江以前当过模特儿，后来成为著名的女诗人，当时也是四十岁左右。平吉一向对朗波、波特莱尔、沙特的书兴趣极大，画室虽然连美术类的书籍都特意的避免，但主屋放了不少。他这方面的嗜好恐怕是从他和绢江之间的接触才得以知晓。因为绢江对平吉在手记中提到受到极大震撼的安德列·未佑也十分熟悉。

不过，山田夫妇缺乏杀人动机，也有不在场证明。昭和三十年前后，这两人也相继辞世。

说起来，梅迪西的熟客中，和平吉有来往的只有上述四人，再加上柿木的关系者，共计七人。若问及这七人当中是否有凶手，答案应是否定的。就算这七个当中有人是凶手，恐怕也只涉及阿索德事件，至于平吉和一枝，他们均缺乏杀人动机，他们甚至都没见过一枝。而且，若要指出谁是涉嫌阿桑德事件的人，大概只有安川民雄吧！这也是因为一组的搜查不够彻底，令人难以信服。由于在直接关系人当中找不出嫌犯，只好把侦查网随便地扩大到这七个人身上，他们就是所谓的补助性当事人。如果在直接关系人中找得到犯人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成为调查的对象。

平吉不善交际，除了上述几人外，应无较亲近的朋友。或许他还有秘密交往的老友，可是，警方追查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这个事件令人想不透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由三个命案组成，而且这三个命案虽然个别并不是没有嫌犯，但他们不是已死，就是后来被杀了。

关于平吉的命案，可以说全部家人都有杀人的动机。不过，可能下手行凶的昌子与六名少女当中，后者后来也遇害了。因此，杀害这些少女的凶手，当然是另有其人了。

至于一枝命案，由于大家都缺乏杀人的动机，故只能推断是窃盗杀人。

而阿索德命案，亦即六名少女的命案，更是匪夷所思。因为有杀人动机的人，应该只有已经被杀而不在世上的平吉。

不管怎么说，这三个命案都只能想成各有不同凶手犯下的案子，不过，若把这些互相矛盾的线索，勉强地加以组合的话，大概可以归纳出一种可能。

那就是：平吉被少女们杀害，某个深爱平吉的人为了复仇，杀了那六名少女。而让别人误以为平吉是凶手的最佳方法，就是依照平吉的手记行事。同时，这个凶手为了脱罪，就必须把杀人罪推给平吉，来混淆搜查工作的进行。因此选中一枝的房子做为藏尸之所，于是又杀了一枝。

可是，凶手为何要杀害无辜的一枝呢？其实并无证据可证明一枝并非平吉命案的共犯。若是说昌子是主谋，决定唆使女孩们杀了丈夫，那么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长女一枝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么一想，对凶手而言，杀害一枝也成为复仇的一部分，真可谓“一石二鸟”之计！

由于我被迫成为凶手的共犯，并担任弃尸工作，所以知道犯人根本不需要驾照。于是便大胆地假设对方是女人。当我以为自己受命于秘密机关，为了弃尸而疲于奔命，但就算我遭到挫折，瞒着他把应该丢在秋田的尸体随便扔在福岛，犯人应该也不会在意的！因为万一我被警方逮捕，唯一的证据也只有那封信罢了。一想到弃尸时的辛苦，我就决定与凶手誓不两立。

总之，我知道的事实比别人多，因而也比一般人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得到前述的推论。

不过，这个推论也碰到一堵高墙。那就是一枝。一枝可能也参与杀害平吉的行动，根据前面的想法，阿桑德及一枝的命案，都是凶手的复仇行动。那么，一枝为何要勾引我，使我卷入其中呢？我只能认为那是故意设计陷害我。至于陷害我的理由，就是要我帮助凶手弃尸。那么，一枝岂不是也加入复仇的行动了吗？

这是个极大的矛盾。不过，这个矛盾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要是一枝没死，对我就不构成威胁。那么，一枝应该早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她究竟为了谁，而做如此大的牺牲呢？

至于凶手究竟是谁？这当然是个大问题。照某些人的判断，杀害平吉的凶手是昌子和六名少女。不过，是谁为了平吉，而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复仇计划，再驱使我将尸体运到全国各地呢？若只是基于同情的心理，可能费那么大的劲吗？是多惠？吉男？还是文子？如果是他们，怎会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抑或是安江？还是平太郎？直接关系人只有这几个，而决定他们是否有嫌疑的，就是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夜里。由于不知道详细的时间，所以把时间延长为下午三点到半夜十二点，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几乎都有不在场证明。

这五个人可以分为两组男女和一个女人。由于画廊十点多才打烊，安江与平太郎母子打烊之前都在画廊里，当然会有很多证人。而打烊后也还有熟客逗留到近十二点，他们都证实安江母子从未离开过半小时以上。

其次是吉男夫妇。那天正好有个户田编辑来梅泽家和吉男洽谈公事。由于三十一日是星期二，并没打算留宿，所以户田六点多到吉男家，直到十一点多才离去。而吉男自中午起，就一直和户由共同行动。所以。吉男夫妇也没有嫌疑。

至于多惠嘛，她一直在香烟店，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她才把店门半掩，窗户也半开，仍然继续做生意。十点前，还有两、三个客人上门买烟，邻居都可以为她作证。多惠完全关上窗就寝是十点过后。虽然六名少女遇害的地点尚未确定，但是，一个四十八岁的中年妇人，要走到保谷车站，再搭电车到上野毛，至少要花两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可以判断地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属实。

另外要加以补充的，是昌子的不在场证明。她于四月一日上午八点四十七分，坐上由会津若松开出的火车。她的家人都里异口同声说她前一天整天都待在娘家。

关于那七个间接关系者，若只以阿索德命案而言，则柿木的里子、绪方、石桥都有不在场证明。安川没有不在场证明。梅迪西的德田、安部各由妻子证实其不在场。山田夭妇则和另外四、五位艺术家在梅迪西逗留到十一点左右。从银座到上野毛要花一个小时。七人之中最可疑的就属安川了，他和平吉在柿木见过两次面，在工厂见过一次。

绪方和平吉大约交往了一年，相当清楚安川与平吉见面的时间。第一次在工厂见面时是昭和十年九月，其后的两次则都在十二月。其间他们并未碰面，关于这点，里子和绪方都加以证实。此外，自昭和十一年正月起，平吉就再也没去过柿木了。

如果说凶手是安川，那么包括十二月在内，他们两人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秘密地进行计划。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因为安川住在离工厂约十分钟路程的员工宿舍，据管理员及同事说，安川平日除了工厂与宿舍之外，最多只是到外面喝两杯，而且大都和同事一起。包括星期日在内，从十二月到三月底为止，总共只有四次外出时不曾向同事透露行踪。其中一次是三月三十日，但当晚十一点前就回来了。据他说是去看电影。换句话说，剩下的三次是有可能和平吉在一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交情究竟有多深。

由于安川从事的是制造人偶模特儿的工作，或许会对创造阿索德之事感到兴趣；因此，就算是他杀了那六名少女，为了避人耳目，也有必要另觅制作阿索德的场地。然而，安川在事件发生后一直待在宿舍，就算他有时间制作阿索德，也找不到制作阿索德的场地吧。

再者，还有另一个否定的元素。安川并不认识那些少女。因为一般而言六位少女是齐聚一堂时，共同喝了掺有毒药的果汁。而和他们初见面的安江怎么可能让她们聚在一起喝下毒药，或是在她们齐聚一堂时，突然露面呢？若是这样的话，凶手当时一定还有同伴。不过，安川生性孤僻，朋友很少，他所交往的都是工厂的同事。

关于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我不得不和别人一样宣布投降。凶手显然并不存在。此外，虽然也有些和昌子或六名少女有来往的小人物，不过，据判断，他们都是清白的，我也有同感。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始终在思索这个问题。虽然我的体力已逐渐衰退，但是我相信自己的思考力并未随年龄而退化。然而在这个命案上，我的思虑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来回打转，找不到合理的出口。长期痛苦的警察生涯，使我的胃完全受损。我自知来日无多，只怕在我咽气之时，这个案子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只是随波逐流，并没有逆流而上而有所成就。既是凡夫俗子，原只希望能平静的过一生，没想到却因一时的疏忽，而种下祸根。我的内心极不安宁，真是悔之莫及！

真希望有人能为我解开这个谜题，不，应该说，这案子一定要解决。不过，我却没有勇气告诉儿子。

这本手稿应该烧掉？或最保存下来？也许是我人生最后阶段的抉择。要是我死后，这本手稿并没有被我销毁，有机会看到本文的人，也许会笑我优柔寡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