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要访问王贻兴，朋友的反应是「哗！咁肉酸，你有冇睇过《谜》呀？呢个所谓才子好骑呢噃。」坦白说，我很少看电视，无线翡翠台看得就更少了，于是回去看了一集《谜》；他们说得没错，这果然是个很肉酸的节目，不论是adam郑还是「谜小姐」，都叫人看了头皮发麻。至于王贻兴，我不觉得他骑呢，我只是觉得有点无奈，有点心痛，因为我所认识的王贻兴不是这样的。

我认识的王贻兴是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是一个很用心钻研事手法，产量很高但水平稳定时而又叫人意外的青年作家。我认识的王贻兴应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文学界的聚会很少碰见他，各式各样的座谈论坛他也不大参加。看他的作品，我甚至猜想他是那种躲在狭小的房间里偏执地幻想，试图写出一些他既不曾经历也永远不敢去经历的有乖伦常的狂暴异象的苍白少年，而夜越深他笔下的情绪就越是阴暗。我认识的王贻兴是个尊师重道的年轻人，永远称人甚么先生，永远把「我的师傅董启章」挂在嘴上。他曾经协助师傅董启章当他所办写作班的导师，与师傅一起指导更年轻的学生。可现在，当董启章正勒紧裤带写他那大概只能卖出一千本的宏伟巨著的时候；我却看见报纸副刊汽车版访问王贻兴，畅谈某辆名牌新跑车的魅力……

梁文道（梁）王贻兴（王）

【走出困局】

梁：你在《谜》这个节目里成为笑柄，你会否觉得被误解，或是很不舒服？

王：误解一定有。开始做电视被人骂时是有一点不高兴，现在已完全豁出去了。可能当你做一些性质近似的事情时，还会有一点自尊与放不下的自我；但当你做两件极端相反的事，其中一样即使你都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时候，反而就轻松了。好像梁朝伟会拍王家卫的片，但又突然会拍一些很烂的片一样。当我在文学上走到扭曲的边缘，将自己推向死角不停踢自己的时候，突然走出来做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我反而觉得是一种rex。很多朋友担心我，其实我没事。好像《谜》，很多人觉得很难接受，但我觉得当cul片玩都几好玩。

梁：你喜欢北野武吗？

王：喜欢，大家认识的北野武是很严肃、很有型，而且沉默的大导演，但他又会做一些很白痴的电视秀，专门整蛊人。日本能接受两个极端不同的北野武，而香港的接受能力似乎较低，例如做幕前的，他接受到你在电视里亲切靓仔的形象，却接受不了你在《谜》里的古怪。其实这种工作不可能要求你永远定型在一个部份。我从作家变成艺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怕自己被定型，怕自己到四十岁的时候定型变成某一个面向。或者是怕寂寞吧，像师傅（董启章）他们写得那么好，却没有人欣赏，我觉得很可怕。你潜心修练几十年，当然希望能够一鸣惊人，或者帮到人，或者帮到自己。但最后若是没有人知道，亦没有人理会，你会问这几十年做的是否白费？我不想我喜欢、追求和付出的事业，会令我将来倒过来埋怨它。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电视机的，几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书，说刚去过一个阿伯的家修理电视机。那个阿伯原来也有写作的，家里很多书，但却说写作没用，懂很多知识也没用，连修理电视机的钱都没有，只能送一本自己卖不出去的书给我女朋友的爸爸。我拿来一看，呆了，那个阿伯竟然是海辛。

梁：吓！？

王：我很震撼，因为我几天前才刚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海辛卷》看，过去又不时听到人谈论他，说他写得有多好，对香港文学的贡献有多大。当时我想，我最后会否有这样的下场？香港其他写作的人又会否一样？如果是这样，我为自己和他们都感到不甘心。一个只有五百人的小圈子，你写到第一，下面只有四百九十九个人，一点也不好玩；但如果那个圈子有五万人，就算我现在浪费写作时间，使得五万人加进来，令我的排名跌到三万，下面还有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那才好玩。为甚么做电视艺人？我想原因是我见到董启章先生、骆以军先生（知名台湾作家），或者台湾和香港许多中生代的作家的经历。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这样认为，但我觉得他们面临一个困局，可能是环境给他的，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就是胶着状态，很辛苦。而他们能够做的，要不是放弃，要不就是继续陷在困局中；我看不见任何人能够突破。所以当我看见这困局，我很担心如果我不尝试走另一条路，即使我能够写得像他们一样好，达到他们的境界，顶多是将自己的头塞进胶袋里，接着我还可以做甚么？我在教写作班的时候，好像向学生展示了一个可能性或者一个梦想；但原来这条路到最后是一个胶袋，一个死胡同，那我是否还有信心向学生讲这一套道理？我有很大疑惑。与此同时，当我做舞台剧，或跟少爷占做节目，才发觉媒体的影响力真的很大，甚么人说话比说话内容更重要，所以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当我成为icon时，我做任何事或许都比现在方便，即佛家所谓的自渡和而渡人，那是否可以更好？

梁：你的意思是如果专心一致写文学，即使有一天写得很好，也有可能像骆以军那样，比董启章更惨。反过来说，你现在所做的，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倒过来推动文学？

王：对！

【极端的两面】

梁：但你是一个作家，我们看的就是你的作品，除非请枪代笔，否则一个作家写的一定就是他自己想写的东西。但香港普遍把艺人型的主持人视为单纯的presener，站出来就是卖身段、样貌和表演，大家都不会以为他说的话就是他自己构思甚至相信的；观众也不期望主持人要多有内涵，你无非就个是卖形象的家伙。你如何理解这个状态？

王：的确有两个很不同的王贻兴，一个是内在的，他不会以外貌示人，纯以文字会友；一个很外在，算是一个后生、靓靓仔仔、健健康康的男仔。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像你或陶杰先生一样，站出来就可以说自己想说的，完全不用别人的稿子，你不喜欢就别找我做节目。我想我还未到那个阶段，或者未有能力做到，所以我现在叫做慢慢起步，慢慢调整。何时这两个王贻兴才可以重迭在一起呢？我觉得需要时间。无论是电视台的信任或是观众对你的期望，都需要时间去改变、印证。

梁：但你等得到这一天吗？因为香港的电视工业已经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生产线；当你加入，以艺人的身份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未必会有这样的位置给你。到了最后，你以为自己能靠电视推广文学吗？

王：如果你大半年前问我，我未必可以回答。但现在我可能有多一些信心。我想自己还算幸运，主持《最紧要正字》都跟自己本行有关。之后的《一网打尽》虽然关系没那么大，但也属于知识性节目。至于上回才采访过你的那个《香港笔迹》，我觉得是他们给我的一个难得好机会，竟然能有一个谈文学的节目。

梁：这节目的构思是你提出的吗？

王：这是无线几年前就有的构思，原来想找沾叔（黄沾）主持，后来他病了，才一直搁置下来。直到我出现，可能他们知道我会写字，形象又合适，可能用年轻人的包装方法效果都不错，于是叫我去做。所以前景似乎不算灰暗，但是否有很大作为呢？那也未必。还是那一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那就像是零跟零点一的比较。

梁：但做了艺员，你或许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例如易装跳舞之类的。

王：一定会。还好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颇为精神分裂的人，我喜欢艺术电影，而《五福星》和王晶我又觉得很过瘾。我喜欢有深度的清谈节目，但台湾罗志祥那种无聊节目，我又觉得很好笑。可能我从小至大已经习惯，例如我要自己赚钱交学费，读预科和大学的时候，也一直补习、做promoer，卖珍珠奶茶，或者做很多其他无关痛痒的事，然后才回家写作。我习惯过一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没甚么不可以的。如果工作跟写作有关当然很理想，但若不能那也没办法，反正我还是得靠工作来维持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梁：你的师傅董启章有甚么反应？

王：他没说甚么，只笑着说挺好看，挺有趣。

梁：如果你只是个作家，你可以很内向。但做电视却需要你走出街，要大众认得你，走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要记得微笑，甚至签名拍照。这会否很辛苦？

王：那要看是甚么时候了，如果在工作中，那就要表现得很友善；但当我自己一个人，反而头垂得比以前更低。我从来不带cap帽，但当我入行后也被迫着要带了，感觉上会安全一些。最不习惯的是跟家人朋友吃饭，要很留心附近有没有狗仔队，连跟朋友独处也会有罪疚感。

梁：你已经是个艺人了，做这行的事业计划及逻辑，跟写作的分别是很大的，它或许还会改变你的性格。比如说你会不会开始觉得被看是一件好事，或者害怕有一天会跌下来？

王：会。我想我的性格亦经常有不安全感，即使写作时也有很多忧虑。这亦是我向前的原动力。我认识的很多作家或艺人可能会觉得没所谓，但我跟他们的分别是二十四小时不够用，我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才能填补那份不安全感。

【身份影响写作】

梁：你会把做艺人的经历写出来吧？

王（大笑）：哈哈！mani姐手记吗？其实是会的，但不是现在。我不可能爆料，反而想写事后重看整个工业的感受，例如台湾的吴念真写自己帮侯孝贤拍电影的笔记便很好看。不过可以肯定，做了这一行，人不同了，看到的世界立体许多。

梁：你现在写些甚么？

王：全是散文，没甚么特别的写作计划，因为应付专栏和其他的已经很花时间，没可能再有精神做创作。我计划出一本书信集，是写给不同的人、不用他们回复的信，但写到一半已没法继续下去。以前会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写给甚么人，怎么写都没所谓；但现在发现我写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多人用不同的目光和标准去审视，于是有一些事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写或根本应不应该写。

梁：看！你现在的工作和身份影响你的写作了吧？

王：对呀，但如果你说话的位置真正有效，读者看了便可能会特别入脑。还是要看你如何利用这个身份。

梁：你怕不怕假如你越来越红，越来越忙，你可能更加没时间写，可能你这一生都不能再写，回不了头？

王：即使我有很多时间，一年写十篇很厉害的，都没有人买，也没人知，那是没意思的。如果我的只为个人进境和修为而写，我觉得我四十岁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写的对社会有没有影响力和价值，这个才是我追求或疑惑的问题。我师傅董启章写自然史三部曲，问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所谓对自身很有意义的文学创作，对那些很切身处地生活的人，究竟有没有甚么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作家还可以做甚么？他在问这样的问题。我和他都在想同样的问题，分别是他仍然在写，我则入了这一行，入世一点。

梁：你觉得畅销重要吗？刚才听你说，你似乎觉得书要畅销才行。

王：如果你写的并不是畅销的东西而它畅销，那就重要。如果你写的文学畅销，那就有意思了。

梁：当年得了中文文学双年奖后，销量有没有增加？

王：你可以问问跟我一起得奖的王良和教授，他也没分别，我们还得一起分享那三万元奖金呢。

梁：这对你后来所作的决定是否有很大影响？因为你是中文文学双年奖最年轻的得主，但销量和得奖前竟然没有分别。

王：我想是的，以前有个目标，以为走到那个点就会赢，之后才发现原来要兼顾许多生活上的事。我就问自己以后怎么办？我的书一般卖一千多本，得奖与否根本没分别。百分之十版税，一年后收钱，用十二个月去除，结果比拿综缓都不如。你所花的心力、时间、精神，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梁：看来你现在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需要在这个圈打滚之余又坚持到一些空间，令他们让你把东西加进去，而并非你变成机器的一部份。第二个目标是你在这份工作之余又要保持文学作家的身份。你一定要继续写作，否则你得到的名气就不能带到最初你想要的目的。

王：路是辛苦的，但我又不想坐着等死。

梁：你的书现在应该很好卖了吧？

王：我入行后也出过一些合集，但销量没有甚么改变。

梁：为甚么？

王：可能因为读者未能将我的形象和作品联系起来。他们可能会看我写的杂志专栏，但文学就未必明白。

梁：如果再过几年都是这样，那我就要告诉你，你本来想做的事其实是失败了。

王：那也得多做几年才知道。

【书与人缘】

梁：还有时间看书吗？

王：有，但看的并不是大部头的巨著，我正在看鸿鸿（台湾著名诗人）的《过气儿童乐园》，董启章的《时间繁史》和林达的《西班牙的旅行笔记》。

梁：你看书有没有特别偏好？

王：没有，甚么都看，有时间就会一本经典加一本较轻松的一并看。

梁：像吃主菜和甜品。

王：现在吃主菜也得分很多次。看董启章的《时间繁史》其实也有一点吃力。

梁：从前是甚么时候开始喜欢？

王：三、四岁已经开始了。你知道我没有爸爸，所以常跟舅父、阿姨去租书，我就在书店门前的书堆里看书和漫画，初时看《老夫子》、《寿星仔》，部份缺失的期数，便靠自己的想象力将故事连结，开始对想象和故事情节等有兴趣。后来转看，古龙和金庸。之后开始迷上日本漫画，例如《漫画周刊》、《城市腊人》、《龙珠》，还会将故事加盐加醋告诉同学。故事讲得多，于是能力就慢慢发展出来。我还会画漫画，整本校簿画满漫画，然后自制图书卡贴在上面租给同学，那年我才读小四。还搞过班报，叫了几个同学到我家去做剪贴，弄些时新闻改编和讽刺老师的故事，再卖给同学，赚到钱很开心。后来发现自己的漫画天份不高，所以就看更多的，如卫斯理、亦舒、梁望峰，终于发现漫画或文字原来只是一个载体，述才是我的兴趣。中一、二开始投稿给文学杂志，但多给退回；真正成功刊登是在《magpaper》，那已经是中五、中六。因为他们登了很多，我写作的心就更炽热了。

梁：影响你最大的作家是谁？

王：一定是董启章先生。在中大的时期读得很不愉快，我以为那是一个鼓励创作的地方。后来看到他的作品，才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写，得到很大启发。之后有机会听他讲课，谈到也斯、西西的作品，简直惊为天人。虽然修他的课没有学分，我也情愿不上自己的堂，去听他讲课，表示自己行动的决心。

梁：你曾经那么爱看书，现在看书的时间这么少，你满意吗？我想你一生看书最少的时间就是现在吧。

王：对，惟有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反正最近没甚么好书。

梁：今年书展会否出书？

王：会结集专栏文字出版一本讲爱情的书。

梁：每年书展都会有些艺人出书，然后大家就会说某某「晋身才女行列」了。过去你是用作家的身份去书展，而今年，已出了近十本书的你多了一个艺人的身份。再去书展签售新书有何感觉？

王（笑）：嘿，那我就终于成了一个才子了吧。

十多二十年前，刚从演艺学院毕业的黄秋生重投演艺圈。有一晚他又回到剧场客串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演出，散场之后我和他聊了一会，记得当时他说：「我希望自己在演艺圈搞出名堂之后，可以把大众带进剧场。」后来他当然没有带来多少剧场观众，但他偶而还是会出现在他曾经热爱的舞台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另一条路上也走得很好，成了公认的影帝。

听王贻兴述说他的理想，我很难不想起黄秋生。有一天他会不会也做了影帝？还是荣升新世代的金牌司仪宝座呢？你以为我是在讽刺他吗？不，恰恰相反，我挺不喜欢某些流行刊物记者那种惯见的嘲讽语调和自以为聪明的态度，我见过他们用这种手法把王贻兴描述成一个背叛理想放弃高雅而且彻底从俗的爆红「才子」。真是可悲，你既然不曾歌颂甚至采访过任何一位坚持「高雅」理想的作家（例如海辛），又凭甚么指责一位作家庸俗了呢？为甚么当年王贻兴以二十出头的年纪夺得中文文学双年奖的时候，你们不说他是才子；直到现在才用上引号去说一个「才子」的落难呢？

王贻兴说的没错，他和董启章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他身处的现实到底有甚么关系呢？只是董启章交出了越来越厚重的文学思考，而王贻兴则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万一某天，王贻兴忘记了今天说过的话，我想无人有权责怪他半句；因为无人有资格要求所有作家都该像海辛那样，名载史册，但是要用卖不出的旧作来支付修理旧电视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