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五十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岁！

郑超麟曾这么说及：

我1937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打击。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在监狱关押期间，由于当年曾与他一起留法的周恩来的关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顾。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监狱供应他笔、纸。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三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译稿，四部中、短篇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狱中也不安宁。一位当时的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居住、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八十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得出院门。外出要请假，要有人陪同。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居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七十七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

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因为在狱中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只忆出八十四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

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