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裴几原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荃烦撮要，实有其力。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如文帝《除徐傅官诏》，颜延年《元后哀册文》，颜峻《讨二凶檄》，孝武《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罪许耀词》。凡此诸文，是尤不宜载者。何则？羡、亮威权震主，负芒猜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既而罪名具列，刑书是正，则先所降诏，本非实录。而乃先后双载，坐令矛盾两伤。夫国之不造，史有哀册，自晋、宋已还，多载于起居注。词皆虚饰，义不足观。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

昔汉王数项，袁公檄曹，若不具录其文，难以暴扬其过。至于二凶为恶，不言可知，无侯檄数，始明罪状。必刊诸国史，岂益异同。孝武作赋悼亡，钟心内宠，情在儿女，语非军国。松之所论者，其事甚末，兼复文理非工。熙先构逆怀奸，矫言欺众，且所为稿草，本未宣行。斯并同在编次，不加锉择，岂非芜滥者邪？

向若除此数文，别存他说，则宋年美事，遗略盖寡。何乃应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国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邹，无足致讥皿。若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故偏举其事，以申椅披云。

【译文】

裴子野删削刘宋朝的史书为《宋略》，定为二十卷。在使宋史去除冗杂、精炼内容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转录的文章，却有芜秽的毛病。如文帝的《除徐傅官诏》、颜延年的《元后哀册文》、颜峻的《讨二凶檄》、孝武帝的《拟李夫人赋》、裴松之《上注国志表》、孔熙先《罪许耀词）)o这类的文章，特别不应该登载。为什么这样说呢？徐羡之、傅亮威势、权力使皇帝受到震动，皇帝如芒刺在背，猜疑其不忠。为了稳住对方，必须先给予对方一些好处，下旨给他们加官晋爵。不久，又下诏列出他们的罪名，并发布判处死刑的文告。由此可见，之前所下的给他们加官晋爵的诏书，并不是出于皇帝的本意。然而，今将它们先后登载在书中，使得前后自相矛盾，令读者无法判断哪一个是真实的。国家遭遇帝、后之丧后，史书都登载悼词。从晋与宋朝以来，又多登载在起居注上。然而，内容都是虚妄不实的，其思想价值微不足道。如果从“略”的角度说，应该将它们去掉。

昔日汉王刘邦列数项羽的罪过，袁绍发布讨曹的檄文，如果史书不转录这些内容，就难以暴露项羽、曹操的罪过。而杀君篡国的二凶刘韵与刘浚，不讲他们的罪过，人们也能知道，人们无须依凭着《讨二凶檄》，才了解二凶的罪状。如果刊载在国史上，对于分辨事情的不同说法有什么帮助呢？孝武帝作《拟李夫人赋》，以哀悼死去的殷淑仪，表明自己钟情于心爱的妃子，是一种男女之间的情感，而不是军国大事。裴松之的《上注国志表》，所论述的事情都是微末小事，况且逻辑性不强。孔熙先密谋造反，心怀不测，用谎言欺骗众人，而且，他所写的《罪许耀词》仅是草稿，并未公布。这些统统编入《宋略》，不加选择，难道不是芜蔓而没有节制吗？

假使当时删除去这几篇文章，加进其它内容，则宋朝值得记载的事情，遗漏得就很少了。为什么应该记载的却不记载，应该删除的而不删除呢？近代的国史，大都有这样的毛病。如同吴公子季札对《会仔风》之下的歌谣不加评论一样，本来对近代国史中的这样的毛病不值得一评。而裴子野的《宋略》，因在众多的历史著作中，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还可以从史学的角度进行讨论。故而，只举该书的一些例子，摘取其中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