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倘湮灭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方诸前代，其陆贾、褚先生之比钦！道莺不搂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媛者矣。

【译文】

写作东晋历史的作者很多，其中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写得最好。然而，研究晋史的学者们，却不知道这一点。倘若这部书湮灭而不流行，那真是太可惜了。王隐、檀道莺所著的晋代史书，是晋史著作中最差的。如果和前代人相比，他们大概和陆贾、褚先生差不多·檀道莺这人不自量力，对自己浅薄的才能介中无数，喜欢说些奇谈怪论，这真所谓想获得人们的赞美反而使人们认识到他的无知，想打扮得美一些结果却更丑了。

【原文】

减氏《晋书》称符坚之窃号也，虽疆宇狭于石虎，至于人物则过之。按后石之时，田融《赵史》谓勒为前石，虎为后石也。张据瓜、凉，李专巴、蜀，自辽而左，人属慕容，涉汉而南，地归司马。逮于符氏，则兼而有之。《禹贡》九州，实得其八。而言地劣于赵，是何言钦？夫识事未精，而轻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张励抄撮晋史，求其异同，而备揭此言，不从沙汰，罪又甚矣。

【译文】

藏荣绪所撰的《晋书》，称前秦符坚偕位窃号，不是正统，其疆域不如石虎，但人才的数量却超过了他。按，石虎在位的后石之时，张氏占据瓜、凉，（田融的《赵史》称石勒为前石，石虎为后石。）李氏统治着巴蜀，而从辽到冀、燕等地，人民全属于慕容氏，汉水之南，则是晋司马氏的领域。到了前秦符坚时，瓜凉、巴蜀、辽左与汉水之南，全被他吞并了。《禹贡》上所说的中国有九州，符氏实际已经得到八州了，而说他地域不如后赵国，是说的什么话呀？对事物还未进行精深地探讨，获得正确的认识，就轻率地写作厉史著作，这是对自己的才能没有一个正确评价的表现。张动抄摘各家晋史著作，比勘它们的异同，然而对减氏《晋书》中的这句话又加以转录，使它更为突出。不予以淘汰，罪过比减氏更大。

【原文】

夫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踏驳，难以觉悟。按应韵《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尧入朝子。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说。又刘敬升《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2，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宋求汉事，旁取令升之书，范哗《后汉书》，唐征晋语异，近凭方等之录。谓皇家撰《晋书。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说尧履登朝，则云《汉书》旧记。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摘彼虚词，成兹实录。语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译文】

是凡学业上还未做到博学多识，认识问题还未做到全面正确，所修撰的历史著作，大多汇聚着民间奇异的传闻。内容驳杂，然作者自己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按，汉应韵《风俗通义》记载楚地有叶君祠，就是叶诸梁的庙。而民间传说却说是王乔的庙，在孝明帝时，王乔为叶县令，曾化作野鸭飞翔入朝。到干宝写作《搜神记》时，略去应韵《风俗通》中的说明，将此流俗怪说收入书中。又，刘敬升的《异苑》中说：晋惠帝元康五年，武器库失火，库中所藏的汉高祖的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荒诞不经。所以，当梁武帝命令殷芸将不经的事情编为。到萧方等撰写《三十国史》时，却编入史书之中。后来南朝宋人编写汉代史书，（指范哗《后汉书》。）采录了干令升书中有关王乔化作野鸭飞翔入朝的事；唐朝人编写晋史，（指本朝所撰《晋书）)）取用了萧方等《三十国史》中关于飞剑穿屋的记载。当书编成刊刻后，所述的内容就成了定论。普通的学者，说起鞋子化作野鸭的事，都说是《后汉书》原来的记载；说起说斩蛇之剑飞起穿屋的事，定说是《晋书》中明白记录其事。拿虚诞之语变成实录。这正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所说，有三人说市上有虎，再不相信此事的人也相信了。

【原文】

马迁持论，称尧世无许由；应韵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境矣。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

【译文】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尧的时代并无许由这个人的看法；应劲在《风俗通义》中则说汉代没有王乔，这些说法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皇甫谧撰写的《高士传》却详细地描述了箕山许由的故迹；干宝作《搜神记分，则对王乔的仙术深信不疑。这说明人们相信舆论而背离实际，舍弃真实的东西却随从虚假的东西，明明知道是假的，却一味说是真的，这种罪过更大。

近代，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叙述两汉、三国以及西晋、东晋的事。刘峻在注释时，摘录了书中错误的地方，不真实的内容昭然可见，绮语丽句也难以掩饰。然而，本朝所撰写的《晋史》，多采录此书的内容。于是信从了康王刘义庆的胡言，违逆刘孝标正确的论说。以这样的态度来撰写历史，是多么的厚颜啊！

【原文】

汉吕后以妇人称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虽与诸帝同编；而记其事迹，实与后妃齐贯。皇家诸学士撰《晋书》，首发凡例八序例》一卷，《晋书》之首，故云。首发凡例”。而云班汉皇后除王、吕之外，不为作传，并编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载者，惟元后耳。安得辄引吕氏以为例乎？盖由读书不精，识事多网，徒以本纪标目，以编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辄叙娥拘之事，其为率略，不亦甚邪：

【译文】

汉代的吕后以妇人的身份临朝执政，她的事迹如同帝王。班固虽然在编次她的年月时，与诸帝一起列入本纪，而在记述她的事迹时，又把她在《外戚》传中和其他后妃列在一起。唐朝诸位学士撰写《晋书》，首先在前面列出《凡例》，((（序例》一卷，在《晋书》的最前面，所以说“首发凡例”。）却说在班固的《汉书》中，皇后除了元帝皇后王政君、高祖皇后吕锥外，不另外作传，将她们的事迹都纳入《外戚传》中。其实，《汉书》在《外戚传》中，只有元帝皇后王政君没有述及。怎么能拿吕后为例子呢了这是由于读书不精细，认识问题不全面造成的。只看到《汉书》有《吕后本纪》的题目，并用此来对高祖吕皇后编年，于是就怀疑《外戚》篇中不记述吕后事迹。这种轻率马虎的态度真是太过分了！

【原文】

杨王孙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对吴，以“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求两贤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汉书》、《蜀志》，为其立传。前哲致讥，言之详矣。然杨能反经合义，足矫奢葬之想。伊以敏辞辨对，可免“使乎”之辱。列诸篇第，犹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旧晋史》本无刘、毕传，皇家新撰以补前史所阅。其叙事也，直载其嗜酒沈酒，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

【译文】

杨王孙嘱咐后人在他死时用布袋子裹尸，然后抽出布袋子，裸尸而葬。蜀国尹籍出使吴国，吴国孙权问他：“你为无道之君而辛劳吗了”尹籍正在拜揖，随口答道：“一拜一起，不算辛劳。”这两位贤士能够在世上立身扬名，各人仅靠一件事而已。然而，《汉书》与《三国志·蜀志》分别为他们立传。以前的贤明之士对这事的讥嘲，已经很详细了。但是，应该认识到，杨王孙那样的做法虽不符合儒家的规范，但合乎情理，并且能矫正丧葬上奢侈的坏风气。伊籍敏捷地应答孙权，免去了国使的污辱。将这两个人立传，还有些可取之处。最近本朝撰写的《晋书》，为刘伶、毕卓立传，（旧《晋史》原来没有刘伶、毕卓传，本朝新撰《晋史》补旧史之缺。）所叙述的事情，不过是说他们嗜酒沈酒，违反常礼，扰乱道德准则而已。为这样的人立传，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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