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译文】

过去《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的远近、年代的先后为次序，因而使读者只要依次，就会明白可寻。到了司马迁才开始打乱次序，按类分合，综合成篇。班固紧随其后，仍然继承这一方法。其间却有一些体例不一，名目相违，因此而朱紫混淆、头脚颠倒之处，是可以说一说的。

【原文】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译文】

考查司马子长的列传，所编入的只是人物而已。至于龟策，本是异物，与人不是一类，却与人物编在同一类中，都称为传，岂不奇怪？而且《龟策传》所记载的，全属于志体，当时如果与八书并列，以“书”命名，或许就隶属合理，呼应得当了。

【原文】

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如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散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

【译文】

班孟坚的《汉书》常常是一人有传，大多附出其亲属，事迹特别突出的，就分到其他传里。所以霍去病、博陆侯，兄弟不在一篇；《外戚传》、《元后传》，婆媳分成二传。至于像楚元王刘交，受封于楚国，到他的孙子刘戊，封国亡绝，考察他们的事迹，所记载

的甚少，却能单独列为一卷，其实是因为刘向、刘欲的帮助。然而刘交受封在汉初，而且是有封国的诸侯王；刘向时处西汉之末，职位不过卿士，辈份已远，爵位不同。假使把楚王及其子孙分出，作为高帝、惠帝时人物，与荆王刘贾、代王刘仲编在一起；把刘向父子分出，作为元帝、成帝间人物，与王式、京房列在一道，与其他各传相比，不是类似了吗？

【原文】

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君未系颈，且云秦国。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

【译文】

再有，自古王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所以周报王躲入“逃债台”，还称周王；公子婴未系颈投降，仍称秦国。何况玉玺在握，汉代未亡，而居摄年间之事，不编入《平帝纪》之后，孺子婴继承帝位之事，全写入《王莽传》中，于是让西仅末的数年湮没无闻。按正朔来要求，岂不太为荒谬？

【原文】

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柞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禧，位先不窗。夫《东观》秉笔，容或滔于当日子，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

【译文】

汉代中兴的时候，更始帝登基改元，历三个寒暑，世祖光武帝北面称臣，未曾欠缺为臣的礼节。以后刘玄兵败长安，帝位归了刘秀。哥哥失去帝位，弟弟继承，纪元历法相承袭，作者却将刘圣公贬抑在列传之内，把刘文叔编列为本纪之首，就如同祭祀时升嘻公在阂公之上，文王在不窗之前。当时史馆中的执笔者或许馅媚本朝，而后来修前代史的，理当进行改革纠正。

【原文】

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潜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毛高祖之后，魄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鹦一也，何大小之异哉？

【译文】

当天下纷争，鹿死谁手，鸟落谁家，政权未定之时，群雄私自称王，排斥异己。所以史传在处理真伪时要有所区别，陈胜、项籍被编在高祖之后，魄嚣、公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三国志·蜀书》却首先编列益州二牧，然后才列先主刘备，以他接续刘焉、刘璋。难道因为蜀国不是正统朝代，于是就不遵照常规？但鹏鸟、鹊雀都是鸟，为什么大鸟和小鸟就要不一样对待呢？

【原文】

《春秋》嗣子谅阎，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与！

【译文】

《春秋》中各国继位者守丧未满一年而被废的，既然不能称为国君，所以不另外为他们增加篇目。正因如此，鲁国十二公，恶、视不在其中。秦代的公子婴因为秦二世胡亥而得到记载；汉代的昌邑王因为附在《昭帝纪》后使人得以知晓。然而吴均《齐春秋》却以郁林王列入本纪，行事不遵从古人，是何等自作主张？

【原文】

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速列和年；场帝未终，而已编恭纪。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黝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行之一时，庶叶权道；播之千载，宁为格言：

【译文】

看梁、唐二代撰修的《齐书》、《隋书》二史，东昏侯尚在，就以和帝年号记事；隋场帝未终，事情就已编入恭帝本纪。推测他们的用意，难道不就是因为和帝是梁主所拥立，恭帝为唐代所承袭，所以就贬默永元年号而尊崇中兴年号，推崇义宁年号而贬黝大业年号吗？想要获得当朝的欢心，于是就轻忽前朝。通行于一时，或许符合暂时的要求，要流传干载，岂是公正的说法？

【原文】

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峡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

【译文】

本纪所写的事情，藉助于列传才能清楚。表、志和它们体例不同，不必互相牵涉。过去的史书将表志的篇幅插在纪和传之间，到了范蔚宗，开始进行革新。接着沈约、魏收因袭了范氏。然后萧子显《齐书》、孔颖达《隋书》不依照范氏体例，重新遵照班固方法。择善而从，何必区分年代远近，知道有正确的也不跟从，这是我所忧虑的啊！

【原文】

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或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如斯外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二而详之。

【译文】

至于说重视黄、老而轻抑《六经》；外戚在后而夷狄在前；老子和韩非并列；贾诩与荀或合传，公孙弘传赞，应当放置于武帝、宣帝本纪之末；宗庙累次罢毁的奏令诏议，错误地收入《玄成传》之末，这一类的错乱谬误，记不胜记。这里只略举其特别突出的罢了，所以不再一一地详细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