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韵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余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栗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溪，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邝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淮之役、焉卜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郧，亦不是过也。

【译文】

王韵所撰的《齐志》，在描写战争场面，敌对双方的纠葛矛盾方面，非常精采，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内容上写作的专长。如叙述齐文宣帝高洋逼魏孝靖皇帝善见禅位给齐，常山王演与秦王归彦杀死杨惜、燕子献，并废除了高殷的帝位等事，虽然《左传》中季氏驱逐鲁昭公，秦伯收纳晋重耳，栗盈起于曲沃、楚灵王败于乾溪等事以繁而不乱，意多而言简见长，但《齐志》仍能和它们比肩。又如叙述齐高祖高欢在邝山大破宇文氏，周武帝宇文琶自晋阳发兵，最后消灭了齐国的事，与《左传》所描写的城蹼之役、郁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郑等战争事相比，《左传》比起《齐志》，也不精采到哪里去。

【原文】

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

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加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夫、舍长。亦有荆楚训多为黔，庐江目桥为纪。南呼北人曰枪，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叱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嗤。而彦莺、伯起，务存隐讳；i犁长·为·藏，盖为姚仗讳。重规、德某，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殉。”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籍多闻，以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e，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移。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妙。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肋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愚，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消者哉！

【译文】

有人问道：“王韵的《齐志》，多记当时的埋言土语，这种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回答是：从古到今，语言是变化的，物体的名称随着语言的变化而不同。又因地域的不同，人的称谓在各个区域也不同。所以，晋地与楚地的方言，齐地与鲁地的俗语，在《六经》与诸子著作中，被记载的很多。自从汉代以来，风俗不断地变化，诸种史书，就可以全面地了解这方面的变化。有的是君臣关系，但之间以朋友称之；有的是上下级僚属关系，但下级称上级如同称君父。有的别有用心地崇敬他人，称对方为“处士”、“王孙”；有的为了稍稍侮辱对方，有意称他为“仆夫”、“舍长”。另外，荆楚的地方说“多”为“黔”，扬州庐江郡一带将桥称为“士巳”。南方人称北方人叫“枪”，西方人称东胡叫“虏”。“渠们”、“底个”是“他们”、“那个”的意思。“乃”、“若”、“君”、“卿”在中原一带是“你，，、“我”的意思。这些称呼又因地域不同而有变化，随着时间的迁移又有不同。这些情况都在史册中记载着，不需要借助于别的资料进行考索。由史书即足以知道普通民众的习俗是多么的特殊，各地土风又是怎样的不同。然而，自从西晋、东晋政权相继消亡后，周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样，汉人与少数民族人混杂相处，语音与词语尤为难听，但是，崔彦莺、魏伯起都用雅语代替了理言土语，付巴“长”写成“藏”，大概是避姚袭的名讳。）而李重规、令狐德巢的做法则是给予修饰，使它们变得文雅。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在记载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史籍上，见不到土风理俗的状况与变化，古人说：“如果只知道古代，而不了解现代，这叫陆沉。”又说“君子只要有一事不知，就会深深地感到可耻。”由此可见，不管古代当代，不论大事小事，一定要借助于广博的见闻，万能自己渊博的知识，然而，今日的称呼象中原人称男子叫“汉子”，称关西人为“羌”，臣子对君主自称为“奴”，叫母亲为“姊姊”，君主被人称为“大家”，将领叫士兵为“儿郎”。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但是，如果要寻找它们的源头，即从何时起有这样的称呼，就没有人能够弄清楚了。然而，《齐志》则能了然可知。由此得出，王韵对理言土语的记录，有很大的价值，它能够帮助人们弄清楚过去误解的东西，还可以扩大人们在称谓方面的知识。没有王韵，我在工作上几乎无任何作为。而你为什么这样凭白无故地讥嘲他呢？

【原文】

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观其朱墨所图，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其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之撰《齐书》，谓李百药。其庙号有犯时讳者，谓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讳也。即称溢焉。至如变“世宗”为“文襄”，改“世祖”为“武成”。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诸如此谬，不可胜纪。故其列传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摆居襄代。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读者督乱而不测，惊骇而多疑。磋乎！因斯而言，则自古著书，未能精说。书成绝笔，而速捐旧章。遂令玉石‘同烬，真伪难寻者，不其痛哉！

【译文】

皇家修撰五代史，是凭藉着史馆中仍然保存着的先前的史稿加以修订，而成为新史的。看稿中用红、黑笔进行修改的文字，仍有许多可以认识的。有的原是真实的，却认为是虚假的而加以改动，有的是错误的倒认为它是正确的。原来的北齐国史，都称各个帝王的庙号，但是，到了本朝李氏撰写《齐书》，（指李百药。）如果庙号有犯当朝名讳的，（是说有“世”字犯了太宗文皇帝的名讳。）都改称溢号，如改世宗为文襄，改世祖为武成。除去带“世”字的庙号，却没有想到文襄比武成的辈份低，而这在庙号上是反映出来的。象这徉的谬误，不可胜数。所以，在列传的叙事中，有的将武定时的臣子说成是武成朝人，河清年的事情搞到世宗帝当政时。时间混乱，不同时代的人放置在一起。使读者阅后昏头昏脑，时间上混乱不清，感到惊讶而疑惑。唉！由此来看，自古以来撰写史书的人若不能精益求精与认真慎重。一旦新书写成后，就将原来的史书抛弃掉，结果，玉石俱焚，失去了核实真假的依据，这种情况真是令人痛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