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怜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干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译文】

人天生有五常，品行也多种多样，邪正有所区别，曲直各有不同。邪曲，是常人所鄙视的，却是小人的原则；正直，是常人所崇敬的，正是君子的品德。然而世上很多人趋向邪而抛弃正，不走君子之路，却由小人之途，这是为什么呢？民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人们宁愿顺从权势以保身，不肯违背触犯它而受害。何况史家的主要任务是申明劝勉和告诫，树立风范。如果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假如如实地写出他们的事情，不掩盖他们的过失，那么，污秽的事迹就会彰明于一个时代，丑恶的名声就会流传于千秋万代。言论的作用这么大，真是值得畏惧啊！

【原文】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怜，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拭，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饿，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译文】

在可以据实直书的时代据实直书就顺利，在不可以据实直书的时代据实直书就有凶险。如董狐坚持不隐晦的史书笔法，赵盾因为这个原则而屈受恶名，彼此并没有抵触，这样做了也不遭疑忌，因而才能造就董狐这样的良史直笔，扬名古今。而像齐国太史记录崔抒就君，司马迁记载汉帝过失，韦昭在吴国仗义直言，崔浩在北魏触犯忌讳，他们或是身受杀戮，当时没有好名声；或是写的书被填坑充窖，后世没有人知道。世事成了这样，而要责怪史臣不能表现出刚强不屈的风范，发扬出奋不顾身的节操，大概也是困难的吧。所以张俨发愤著述，写作《默记》一书私下保存飞孙盛心有不平，偷偷写出《晋阳秋》的辽东版本。以这种方法来逃避灾祸，有幸获得保全。这些足以证明世路险阻重重，可见记载真实的史书难以遇到了。

【原文】

然则历考前史，微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干宝、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生达之说，抽戈犯桦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钦＠？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韵《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钦？

【译文】

那么遍查前代史书，验证以如实记载的言词，虽然是古人留下的未经提炼的资料，其中真伪混杂，但如沙里淘金，细心挑选，有时还是能得到宝贵的材料。查考有晋一代，编撰史书的人特别多。当宣帝、景帝创业之始，曹氏、司马氏为权力而结怨纷争之时，诸如司马氏在渭水之滨陈兵对抗诸葛亮，受到武乡侯屈辱；或是曹氏在陵云台发给佣仆兵械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这些事陈寿、王隐全都闭口不提，干宝、虞预也都搁笔不写。到了习凿齿，才表明“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说法和拔戈刺杀皇帝的话。历代有关的歪曲不实的记载，立即得到昭雪。考察此人的记事，大概接近古代直笔的遗风吧？其次有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王劲的《齐志》，它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务求精确真实。当时，北魏王公贵族的威势仍在，北齐将相大臣的遗业犹存。而宋、王二人记述他们所忌讳的事情，毫无惧怕的神色。所谓敢啃硬骨头，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原文】

盖烈士询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译文】

壮烈之士为美名献身，豪杰之士对气节重视，宁愿作被摧损碎折的兰、玉，也不作苟且长存的瓦砾。如像南史、董狐坚持正气如实书写，而不避强暴；韦昭、崔浩无所顾忌奋笔直书，而不去迎合。虽然就周全地保护自己而言有所不够，但留下了美誉和功绩，直到如今还被人们称颂。比起主沈的《魏书》借歪曲史实而获取高官显位；董统的《燕史》用巴结奉承来窃取荣华富贵来，用九霄之上和九泉之下，也还不足以比喻他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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