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译文】

刑法、礼乐、风土、山川，从文献典籍中考察，出自于《三礼》。到司马迁、班固著作史书，另外设立书志一类。考察书志所记载的，大多是效仿《礼经》。而且在纪、传之外，有一些纪、传未能尽记的，虽然只是一些字句章段，也可在书、志中详细载录。从它的通博来说，确实体现了作者才识的深广。

【原文】

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岂曰意，华娇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祷机，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

【译文】

推究起来，司马迁称书、班固称志、蔡岂称意、华娇称典、张勃称录、何法盛称说，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体例却都一样。也就像古代楚国的史书称祷机，晋国的史书称乘，鲁国的史书称春秋，它们含义一样。

【原文】

于其编目，则有前曰《平准》，后云《食货》；古号《河渠》，今称《沟恤》；析《效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悬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雾。如斯变革，不可胜计，或名非而物是，或小异而大同。但作者爱奇，耻于仍旧，必寻源讨本，其归一摇也。

【译文】

至于书志的编目，则有的前面叫《平准书》，后面叫《食货志》；古代称《河渠书》，今天称《沟恤志》；从《郊祀》中分出《宗庙》，从《礼乐》中分出《威仪》；《玄象》出自《天文》，伽郡国屏出自《地理》。像这样的变革，数不胜数。有的是名称不同而实质一样，有的是小异而大同。不过是作者爱好新奇，耻于沿袭旧称而已。如果定要寻根究底，它们的宗旨一样。

【原文】

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网；《百官只《舆服》，谢拾孟坚之遗。王隐后来，加以《瑞异》；魏收晚进，弘以《释老》。斯则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诸历代，不过一二者焉。

【译文】

至于《五行志》、《艺文志》，班固补上了司马迁的空缺；《百官志》、《舆服志》，谢承检拾班固的遗漏。王隐作为后来之人，又增加了《瑞异志》；魏收晚进之辈，更补充了《释老志》。这些都是自创成例，出于自己的意思。有史以来，不过一两人而已。

【原文】

大抵志之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间则有妄入编次，虚张部峡，而积习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应可书，宜别标篇题，而古来作者，曾未觉察。今略陈其义，列于下云。已上书志序。

【译文】

书中有志这一类目的，大概也就是十五六家罢了。这里却有一些是虚妄地编入书中，徒然扩大书的篇幅的。只因成了很久以来的积习，因而察觉不到它的错误之处。还有一些属于事情应该写出，只是应当标以另外的题目，但古往今来的作者都未曾察觉。现在简单陈述它的道理如下。（以上是书志序）

【原文】

夫两耀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译文】

日月众星依附在天上，它们不像地上的郡国州县，有时设置，有时废除，变化无常。所以沧海桑田可以转变，而太阳星辰不会变化。古代的天就像今天的天，今天的天就是古代的天。如果定要写入国史，放在哪一代不可以呢？

【原文】－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译文】

只是《史记》所包括的事情，时间范围长远，所以有《天官书》，读者竟然忘记了它的失误，推究起来，未见得恰当。班固因循司马迁，又以天文作为一《志》，志中没有汉代的事，却隶属于《汉书》。考蔡它的篇章断限，就可看出它的不相符之处了。后来从晋代直到隋朝，有的地域偏于一隅，有的时间只传两世，而它们的《天文志》篇幅反而成倍多出。游离忘返，不知止境，比之于《汉书》，又是班孟坚的罪人了。

【原文】

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学氛浸，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都之所候。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台告诉，晋相速祸；星集颖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若乃体分壕顾，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踱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非，不遵旧例。凡所记录，多合事宜聆。寸有所长，贤于班、马远矣。己上天文志。

【译文】

我认为国史所写的，应当记述当时的事情，如果定要作《志》来论述天象，只要记载当时的慧星、妖气、日月食以及太阳的明暗，裨灶、梓慎的占卜，京房、李都的占候就可以了。至于荧惑退移三舍，使宋景公寿命延长；中台星分裂，晋朝宰相召致祸乱；德星聚集颖川而地上贤人相聚；月亮进入少微星座而处士谢敷死亡等等。这一类的事情，记下来是可以的。而如果是天体初分时的浑沌状态，天空颜色的发青变黑，日月的运行轨迹，黄道、紫微的划分界限等等，本与人事无关，却往往编入书中。所以我说“编入国史，放在哪个世代不可以呢＂？其中只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发觉这样做的错误，不遵照旧体例，他们在《天文志》中所记录的，大多比较合理适宜。所谓“寸有所长”，差的东西也有它们的长处。在这一点上，他们比班固、司马迁好得多了。（以上关于天文志。）

【原文】

伏羲已降，文籍始备。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

【译文】

伏羲以后，文献典籍才齐备起来。到了战国，书籍多了起来，流传以至无穷无尽，这就叫做不朽。古代人的著作，我有什么功劳？可是班固《汉书》却划定它们的源流派别，编为《艺文志》。要说起它的虚妄之处，和前篇说到的《天文志》差不多。从《续汉书》以来，效法班固的人不断。前代史著的《艺文志》中已经著录，后代史书的《艺文志》依旧著录，篇目和过去一样，却多次重复出现，这就和以水作水的调味品一样，谁能饮用呢？

【原文】

且《汉书》之志天文、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流日广。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骸之流，艺文则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筐，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辍简。而近世有著《隋书》者，乃广包众作，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

【译文】

而且《汉书》把天文、艺文立为志，是要广泛罗列篇名，以表示留下史书的各种体例而已。文字本来不多，阅览一遍容易，所以虽然背离了文字精简这一原则，却并不十分芜杂累赘。这以后继之而起的著述，这些门类日益扩大，天文一门就有星占、月会、浑图、周稗等类；艺文一门就有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类，无不都是三箱难盛，自成一家。编著历史的官员们，应当停止编写这类书了‘而近代有人编著《隋书》，却广泛搜罗各家的著作，编成《天文》、《经籍》二志，任其冗杂繁多，成倍地超过前人。不但重蹈前人的覆辙，而且篇幅分配不当，成了那种学别人画宽眉，却占了半个额头的人了。

【原文】

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唯艺文一体，占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娜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营蒯。”于宋生得之矣。已上艺文志。

【译文】

自从史书设立志这一门类，已经不止一种，其中有些不很合理的地方，大多有所革新，只有艺文志的体例，古今一样。详细推究它的意义，却不见得合理。我认为凡是编撰志的，应当除去这一篇。·如果一定不能除去，应当改变它的体例。近代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中，也有《坟籍志》，其中所记录的，都是北齐都城邺下的文人儒士，校勘图书的机构；所列出的书名，只取当代人所撰写的。以它作为学习的楷模的遵守的准则，也许可以免受讥笑。谚语说：“虽有丝和麻，不弃营和蒯。”用在宋孝王身上，是很恰当的了。（以上关于艺文志。）

【原文】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统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岁在酉，乞浆得酒；太岁在巳，贩妻弯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译文】

天灾或祥瑞的发生，是表示人世的吉凶的，这个道理很明白，不容易欺骗人。然而地上麒麟斗，天上日月蚀；地上鲸织死，天上慧星出；黄河水清，应了“千年一清”的预言；梁山崩塌，由于土层风化；还有谚语说的“太岁在酉，讨喝的能得酒；太岁在巳，卖妻室卖儿女。”由这些却可以看出吉凶递相替代，有如月亮的圆缺循环，都与天道有关，而与人事无涉。

【原文】

且周王决疑，龟焦着折；宋皇誓众，竿坏蟠亡；果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锤，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译文】

况且周武王用占签来决定是否继续攻打商纷时，龟甲焦毁，着草折断；南朝宋武帝誓师攻打卢循时，旗竿折断，旗帜落江，前凉攻打后赵，果鸟落在军中牙旗上；贾谊为长沙王傅时，鹏鸟飞入他的住所。这些都是有灾祸的象征，结果却是都是福禄来临无论蠢人还是智者，都想象不到，也无法推测其结果是光明还是黑暗。然而，古代的国史，是听到奇异之处就记录下来，不一定都要审核它的结果是吉是凶，弄清它是好是坏。所以诸侯之间相互通告本国的死丧祸福，出现了异常迹象，却没有形成灾难，这一类的事，在《春秋》***现过不止一次。

【原文】

泊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徽。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蛾缘蠢，震食崩诉，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零外侯，螟腾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褪，或毛伯赐命，或滕，郑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j巨事，应彼咎微，昊弯垂滴，厥罚安在？探绩索隐，其可略诸。

【译文】

到了汉代兴起，儒士们考证《洪范》，据以解释阴阳学说。这一类的事如郑客传送江璧，应验了秦始皇之死；上林苑中枯倒的柳树复活起立，应验了汉宣帝即位；汉元后干政前有“门枢白发”的传说；新都侯王莽即位前有“桂树黄雀”的民谣。如列举的这一二事例，颇有值得称许之处。而至于出现蜚、蛾、缘、孟之类的小害虫以及地震、日月蚀、山崩、地裂、落霜、下冰雹、发大水、冬天不结冰等等，它们所证明的东西，实在都不切实际。所以，春秋时代，在鲁国如果有干旱求雨、节候错乱、蝗虫伤害庄稼之类的事，这时往往或者有强大的秦国来追悼鲁襄王逝世，或者有周天子派毛伯来赐命鲁文公即位，或者有滕国、郑国来朝见，或者有晋国、楚国来友好访问。都以这些正常而又平常的事来作为那些灾祸征兆的应验，那么，上天降下的谴责、惩罚表现在哪里？往深处、细处去探究，或许可以省去吧。

【原文】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青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译文】

况且史书记载事件，难以全面周到。近代刘宋，时间只有六十年，地域只限于江淮一带，《宋书》有百卷之多，号称丰富，尚且有作者用《拾遗》、《语录》进行扩充、增补。何况《春秋》所记载的，包括了二百四十年中的事情，以及所有中原和蛮夷的国家，而《经传集解》的卷数只有三十，由此可知它所省略的话，大概也有很多了口而汉代的儒学之士，却连二百年之外的自然界的大灾小祸也搜罗出来，在三十卷中寻找这些灾祸在人世的应验，怎知有些征兆并不应验于人事，有些征兆应验了但人们却不知道有过征兆，如何能一旦人事有变化，就一定能知道它的征兆呢？

【原文】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春秋》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经》，札子杀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时。夏微舒之构逆，当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陈灾。董仲舒以为楚严王为陈讨夏微舒，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灭陈，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灭者，乃楚灵王时。且庄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夹敖立；夹敖卒，灵王立。相去凡五世。楚严作霸，荆国始潜称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传》以为后楚严称王，兼地干里。案自武王始膺号，历文、成、穆三王，始至于严。然则楚之称王已四世矣，何得言严始称哉！又鲁桓芫后，世历严、阂、籍、文、宣，凡五君而楚严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高宗谅阴，毫都实生桑毅；《书序》曰：“伊阶相太戊，毫有桑毁共生。”刘向以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尽谅阴之哀，天下应之。既获显荣，怠于政事，而国将危亡，故桑毅之异见。案太戊崩，其后嗣有仲丁、河宜甲、祖乙、盘庚，凡历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毅自太戊时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于毫。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四大夫欲杀厉公。后莫敢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君还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鲁禧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春秋》鳌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鳌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鳌公末年信用公子遂，专权自态，至于杀君，故阴胁阳之象见。鳌公不悟，遂终专权。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鳌公时也。遂即东门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恶也。斯皆不惩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诅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译文】

至于说到采取前代的史书却改变它的说法，如说王子札作乱，在成公时代（《春秋》上说，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认为当时下札子杀了召伯、毛伯。案现存的《春秋经》，王札子杀毛伯的事发生在宣公十五年，不是成公时代）；夏微舒谋反，在昭公时代（(（春秋》上说，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楚严王为陈国讨伐夏微舒，接着灭了陈国，引起陈国臣民的怨恨，所以导致火灾。案楚严王灭陈的事发生在宣公十一年，如果是昭公九年所灭，则是楚灵王的时候。如此，庄王死，恭王立，恭王死，康王立，康王死，夹敖立，夹敖死，灵王立，相差了共五代），楚严王争霸，荆国开始超越本分称王（(（春秋》上说，桓公三年，发生日全食。京房的《易传》认为是后来楚严王称王，兼并土地达到千里的征兆。案楚武王开始潜立王号，历文、成、穆三王，才到严王。如此楚称王已经四代，怎么能说严王开始称王呢？再说鲁桓公去世后，鲁国又经历了严、阂、督、文、宣，才到楚严王争霸，怎么能说桓公三年日食应了这件事呢）；商高宗谅阴，毫都桑树、毅树生长在一起（(（尚书序》上说，伊陆为太戊的宰相时，毫出现了桑、毅共生的现象。刘向认为殷代道德败坏，高宗在这种局面下，能够尽谅阴之哀，使天下响应。而他获得显荣之后，懒于政事，国家危在旦夕，所以桑、毅共生这种异常情况出现。案殷代自太戊死后，相继继承王位的有仲丁、河宜甲、祖乙、盘庚，共历五世，才到武丁，也就是高宗。桑、毅是太戊时生的，不是高宗时的事。再说高宗都城根本就不在毫）；晋悼公统治的时代，六卿专政，君主侍奉大臣（董仲舒认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出现日食，正处在毕宿，象征晋国。晋厉公想诛杀四大夫，四大夫就要杀厉公。后来的君主没有敢责罚大夫的，六卿于是相互勾结，在晋国专权，国君反过来侍奉他们。案《春秋》成公为十二月丁巳朔，日食，不是六月）；鲁嘻公末年，三桓世代为官，杀了鲁文公嫡子恶，立庶子为君（(（春秋》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落霜不杀草，刘向认为当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开始世代为官。刘向又说，是继位的君主软弱，不能作主的象征。又鳌公二十九年秋，落大冰雹，刘向认为鳌公末年信任并重用公子遂，使他掌握政权，任意妄为，以至于杀君。所以出现阴气压制阳气的现象。鳖公未能觉悟，使公子遂终于专权，二年后，杀了嫡子赤，立宣公为君。案这件事发生在文公末年，不是鳌公时的事。遂，就是东门襄仲；赤，文公太子，也就是恶）。这些都是不根据古书原文，直接出自自己的意思，或者是把前面的事当成后来的事，把虚假的事当成真实的事。移动靶子接箭，牵强附会地使它们一致；堵住耳朵盗钟，自以为人家听不到。哪知道后生可畏，后来的人难以欺骗呢！

【原文】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营为大国，寂为强草，鹜著青色，负夔非中国之虫，《春秋》严公二十九年，有蟹。刘歌以为蟹，负攀也。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风所生。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蟹至，案负夔，中国所生，不独出南越。鹦鹤为夷狄之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鹦鸽来巢。刘向以为夷狄之禽。案鹦鸽，中国皆有，唯不逾济水耳。事见《周官》。如斯诡妄，不可弹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锉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译文】

又品评各种流派，论定各类事物，说营国是大国，寂是强健的植物，弟乌鹏鸟是青色的，嶂螂不是中国的虫（《春秋》上说：严公二十九年，出现蟹。刘欲认为蟹就是负攀。刘向认为不是中国所产，南越天气炎热，男女一起在河中沐浴，淫风太盛，所以生出这种虫子。当时严公娶了齐国***之女为夫人，娶回后，与严公的两个弟弟***，所以蟹就来了。案：负攀是中国产生的，不仅出在南越）；鹦鹤是边远地区的鸟（《春秋》上说，昭公二十五年鹦鸽来筑巢。刘向认为是夷狄之禽。案：鹦鹤，中国都有，只是不过济水罢了。事情见于《周官》）。像这一类的荒诞不实之处，说也说不尽。而班固对这些进行编排，没有进行考察选择，就根据五行，编为《五行志》，不也是糊涂了吗？

【原文】

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以鲁、宋杀君，易许田。刘欲以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京房以为后楚严称王，兼地干里也。向、教之解，父子不同。严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口刘向以为夜中者，即中国也。刘欲以为昼象中国，夜象夷狄。严公十七年秋有蛾，刘向又以为蛾生南越。刘歌以为盛暑蛾所生，非自越来也。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著华者哉！

【译文】

而且，经常有叙述同一灾害，推论同一怪异，董仲舒、京房的说法，前后相反（桓公三年，出现日食。董仲舒、刘向认为是鲁国、宋国人杀了君主，换了许田；刘欲则认为是晋国曲沃庄伯杀了晋分侯；京房则认为是后来楚严称王，兼并土地千里）；刘向、刘欲的解释，父子不同（严公七年，半夜陨星如雨。刘向认为半夜象征中国；刘散则认为白昼象征中国，夜里象征夷狄。严公十七年秋，有喊。刘向又认为域生于南越；刘散则认为域是盛夏所生，不是从南越来的）。于是就把两种说法一起载入，两种解释一并保存。所讲的没个标准，反使事情更加繁杂。这难道能算是撮取它们的要点，吸收它们的精华吗？

【原文】

自汉中兴已还，迄于宋、齐，其间司马彪、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五行。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辩论，务守常途。既动遵绳墨，故理绝河汉。兼以古书从略，求微应者难该；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

【译文】

自从汉代中兴以来，直到宋、齐，这中间司马彪、减荣绪、沈约、萧子显相继编史，竞相设立《五行志》，虽然未能尽善尽美，但大致还是实在的。为什么呢？如司马彪之类的人，都自认为名气比不上汉代儒士，才学达不到班固《汉书》，凡是有所辩析讨论之处，务必循守常规。既然行为循规蹈矩，所以毫无夸大之理。加以古代史籍记载简略，寻求对应的征兆和事实难以完备；近代史籍追求繁细，考证相符的征兆和事实容易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的话有乖谬不一之处，后人反而精到确切的原因。

【原文】

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日蚀不常，文伯所对。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距识魏柞于黄龙，董养徽晋乱于苍鹅，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

【译文】

但是，正如子产反驳裨灶：天道遥远，裨灶如何知道？又如文伯回答晋侯：日蚀常有，不只象征一种灾祸。至于如梓慎的占星象，赵达的精风角，单咫从黄龙出现知道曹魏有帝王之命，董养据苍鹅飞走推测晋代将乱。这些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明白，用来验证后来的事，所言必中，语无虚发。假如把它记入史书，谁能说不对？如果是前面的事已经发生，后来再追溯证明，考求那些虚妄的说法，形成浮游不实之词，只能大多为老生常谈，白白地浪费笔墨了。

【原文】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包曰：时人有穿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阂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马四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已上五行志。

【译文】－孔子说：“可能有自己不懂却妄自造作的人，我没有这样的事（《论语》包咸注说：当时有人穿凿附会，随意编撰文章，所以这样说）。”又说：“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大概就不说吧。”还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唉，世上著书的人，应该以这些话为鉴啊！谈述议论不是容易的事，一言既出，驯马难追，不要勉强著一本书，而千百年受人嗤笑啊！（以上关于五行志。）

【原文】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可广闻见，难为删削也。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书，自可触类而长，于何不录？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译文】

有人以为天文志、艺文志，虽然不是《汉书》所应当采取的，但能扩充人们的知识，所以难以删除。我要说，假如不顾事物的界限，超越原则而写作成书，那就可以每一类事物都延伸，对什么还不可以记录呢？还有更重要的，这里可以说一说。

【原文】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病擦所缠，苟详其孔穴，则贬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也。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语各异，大汉糟轩之使，译导而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炎运，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方言志乎？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柯之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散《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

【译文】

人体圆头方脚，内含万物之灵，外受天地之气。吉凶表现在相貌上，贵贱表明在骨骼上，这是世人所想要知道的。人的四肢六腑，是疾病纠缠之处，如果清楚它们的穴位所在，针灸治疗就不会有误，这是有关养生的最要紧之事。而且身是和名并列的，关系密切与否自然明白，怎么可以对与人生更贴近的自身形体不了解，却去探求遥远的日月星辰之类的天象？既然天文有志，为什么不作《人形志》呢？茫茫九州大地，言语各自不同，大汉朝派使者轻车出使，通过翻译介绍而使语言相通，足以考察各地的不同风俗，显示汉皇声威笼罩之广。而且事情就发生在汉代，尤其有关。《尔雅》解释万物已用方言，可见不是没有前例。既然艺文有《志》，为什么不作《方言志》呢？班固串联荀卿的言辞，编写成《刑法志》；寻求孟柯的语句，剪裁成《食货志》；《五行志））出自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艺文志》取自刘欲《七略》，依赖他人之力而成，所以才多出这些篇目来。至于像许负的《相经》，扬雄的《方言》，也都是在当时受到重视，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如果要加上《人形》、《方言》二志，可以庆幸的是还有上述二书，但为什么单单要把它们舍弃呢？让人深深不解。

【原文】

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而今有。虽递补所网，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其最。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踏，帝王表其尊极。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覃煮户甚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且宫网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齐府肇建，诵魏都以立宫；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网。故知经始之义，卜樱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至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涯，齐居漳、涤付，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时，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译文】

遍览各种史书，列出名目来的各种志，有的是前代的简略，而后出的详细；有的是古代没有而后代才有，虽然相继增补了前代的缺漏，各自以为自己的比前人工细，然而认真考察起来，却都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大概可以写成志的，有三个方面：一是都邑志，二是氏族志，三是方物志。为什么呢？殷京商丘气势雄伟，四面八方以它作为准则；汉都长安千门万户，亿兆黎民仰慕它的威风神异；石城龙蟠虎踞，帝王显示它的崇高尊严。而且，简陋的土阶草房，好节俭的君主靠它使百姓安居；豪华的阿房、未央，穷奢极欲的帝王因它使国家败亡。因此都邑建设中不好的方面可以警诫世人，好的方面可以劝勉后代。而且宫殿的规模式样，朝廷的仪式法度，为前代的帝王所制定，而被后代的帝王所遵守。所以北齐开始建立时，根据曹魏的都城来营建皇宫；代国起初迁都时，摹画南齐的京城来起造宫殿。由此可知当初规划营建时的用意，占卜测量择地时的工程，经历百代帝王也不会改变，没有一天是可以废弃的。至于东汉、西汉分别以咸阳、洛阳为京，东晋、刘宋全都以金陵为都；北魏迁京于伊水、煌水之间的洛阳，北齐定都漳水、溢水之滨的邺城；隋朝的两代君主，分开设置了两个都城，这些京城都是规模宏大深远，名目多种多样。凡是编撰国史的，应该分别编撰《都邑志》，列在《舆服志》的前面。

【原文】

金石、草木、搞红、丝某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枚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邓竹传节，药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爱及魏、晋，迄于周、隋，咸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计吏，奇名显于职方。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

【译文】

金石、草木、丝麻及其织品之类、鸟兽、虫鱼、象牙、皮革、羽毛之类，这些有的是远方少数民族缴纳的赋税，有的是边远国家所贡献的贡品，《夏书》把它编在《禹贡》里，《周书》把它附在《王会》中。也有把形象画在用九州贡来的铜所铸的鼎上，把状貌写在《山海经》的《大荒经》里，阅览它的人可以因此使自己见闻广博，学习它的人可以因此而使自己知识丰富。自从汉代开拓边疆，没有一个国家不归顺，就有以节著称的邓竹、以味出名的药酱流传中原，大宛献来他们的良马，条支送上他们的大雀蛋。甚而至于魏、晋，直到北周、隋朝，也都是远近来朝，以各地所出产的物品进贡纳赋。珍贵的物品归计吏保管，奇异的名字由职方注明。凡是编撰国史的，应该分别编撰《方物志》，列在《食货志》的前面。

【原文】

帝王苗裔，公侯子孙，徐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郑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消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间，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胃相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宜，流寓扬、越忆；代氏南迁，革夷从夏。于是中朝江左恤，南北混淆；华壤边民，虏汉相杂。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正、州都皿，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译文】

帝王的后代，公、侯的子孙，享受先人的福泽，代代延续不断。由于能说自己祖先的事，郊子被孔子当做老师；由于不记住自己祖先的事，籍谈被姬姓后人嘲笑。所以周朝编撰《世本》，用以辨明各个宗族；楚国设立三间大夫，实际掌管各个王族。到了近代，家谱之学尤其发达。对于官员来说，可以用它来品评鉴定士族和庶族；对于国家来说，可以用它来甄别中原人和少数民族人。自从刘备、曹操领受天命，各自以豫州、雍州为统治地区，子孙相继，后代繁衍。到了晋代永嘉，东渡长江，寄居扬、越，代国南迁洛阳，改革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追随华夏文化。从此北方和江南，南北混淆，中原腹地和边境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参杂。隋朝统治天下，文化制度统一，江南山东，名人聚集，其中名门望族，不再只是少数人家。历代由州都、郡正负责掌管品评人才的品级的高下。凡是编撰国史的，应该分别编撰《氏族志》，列在《百官志》的下面。

【原文】

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如体文《宋籍》，广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释老》。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庶夫后来作者，择其善而行之。已上杂志。

【译文】

从《都邑志》以下，《氏族志》以上，其实是编写史志的人应当优先考虑的，但众史书竟然都没有这些内容。像沈休文《宋书》增加《符瑞志》，魏伯起《魏书》增加《释老志》，只管做些无关紧要的事，哪里值得一谈？这里只举出以上几条，粗略地加以探讨，志体的得失利害也就因而可以了解了。或许后来的作者可以从中选取一些好的方面去做。（以上是杂志。）

【原文】

或问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凭旧说，荀世无其录，则网而不编，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对曰：案帝王建国，本无恒所，作者记事，亦在相时。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于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阔名脚）,于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二。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谱碟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自沈莹著《临海水上》沁，周处撰《阳羡风土》时，厥类众黔，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时；《水经》加注，丽砰元编而不穷殆。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皿，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

【译文】

或许有人要间：“你认为都邑、氏族、方物应该分别编撰，把它们列入《志》。史书中有志，大多是根据旧有的论述。假如世上没有有关的记载，也就空着不编，这是都邑等类所以没有列入志的原因。”我的回答是：考察帝王营建都城，本来没一定的地点；作者记叙事情，也在于根据当时的情况。从远处说，汉代有《三辅典》；从近处说，隋代有《东都记》，在南朝，则有《南徐州记》、《晋宫网名》；在北朝，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大概有关都邑的事，都在这里了。谱碟的编写，兴盛于中古，汉代有赵歧的《三辅决录》，晋代有挚虞的《姓族志》，江南有二王的《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格》，大概有关氏族的事，都在这里了。自从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土风》，这一类书籍众多，估计不是一两种，所以陆澄编集地理类书籍，也难以尽收；丽环道元为《水经》加注，也难以穷尽。大概有关方物的事，都在这里了。这一类的书，每一朝代都不乏著述，若要把它们聚在一起编撰成志，怕什么没有材料呢？就像到海里取鱼，到山上伐木，至于鱼长鳖短，干粗枝细，全在于如何选择它们罢了。假如是打鱼的，伐木的，何必担心山上会无木可伐，海里会无鱼可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