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颗，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译文】

好的史书，以叙事为首要。至于写出历史人物的功过，记下历史人物的善恶；有文采而又不流于艳丽，质朴而又不是粗野，使人体味其中的滋味和意旨，怀想其中的圣德言沦再三捧读而不知疲倦，读之百遍而不觉厌烦，自然如果作者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原文】

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浩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元，于此分焉。

【译文】

古代圣人的述作，上起自《尧典》，下至于《春秋》，这些或是运用文辞，排列史事的著作；或有沟通古今，了解往事的含义。子夏说：“《尚书》议论史事，光明正大，如同日月一般。”扬雄说过：“说事情，没有像《尚书》那样清晰的；说道理，没有像《春秋》那样透彻的。”这就说明，《尚书》含义曲折深奥，在训浩中体现深刻的含义；《春秋》把隐含的大义阐明出来，用委婉的语言写成文章。虽然它们方法不一，但是各得其美，确实应当用来作为千秋万代的典范和楷模，是著述中的领袖，后代人的龟镜。后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接着圣人而写，则是仅次于它们的著作。所以世上的学者都是先说《五经》，接着说《三史》，经和史的名目，从这里就分出来了。

【原文】

尝试言之曰：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呆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聚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念禽无闻。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调境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优劣，拒可同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儿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少、；而《普》、《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别，粹驳相悬，才难不其甚乎！

【译文】

我曾经试图说过：经好比太阳，史好比星辰。明亮的太阳光芒闪耀，星辰就会失去光芒；太阳下山，星辰就会明亮灿烂。所以，《史记》、《汉书》的文字，对于《尚书》、《春秋》时代的叙述，语言浅俗，涉及到琐碎枝节之事，如同翅膀下垂的鸟，不能高飞；好比音调不谐的禽，吹不成声。只有到了战国以后，离开圣人的时代越来越远，才能露出锋芒，显得出色有生气。由此可见，人的才能有差别，相差很远，要比较他们的优劣，不可同日而语。自从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著史者相继而出，不止一家。要在其中找出好的，大概寥寥无几吧。司马迁、班固著书，已经是败坏五经传统的罪人，而晋、宋以来出笼的史书，更连《三史》都不如了。就好像王业、霸业那样一个纯美，一个驳杂，相差悬殊。人才难得，到了什么程度！

【原文】

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若《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岂绘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为助。故言媛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

【译文】

然而人们的著述，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中也有好坏不均，精粗不等的情况。如《史记》中的《苏秦》、《张仪》、《蔡泽》等传，是其中的好的；而像《三皇本纪》、《五帝本纪》和《日者》、《太仓公》、《龟策》等列传，确实就没有可取之处了。还有《汉书》的帝纪、以及《陈胜》、《项羽》等列传，是其中最为严重的。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传，又哪里值得一谈了或许是因为绘画一定要有粉底才能漂亮，帝王所在的京都一定要有山水的衬托才显得壮观。所以语言如果不美，历史著作也拙劣；事迹如果美好，历史著作也工致。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异常的传闻或奇异的事情发生，没有英雄豪杰出现，没有贤人产生，事情琐屑，人物平庸，不出常理的范围，却要求著史的人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公正、真实，表现出作者的隐微婉曲的著史才能，大概也是困难的吧。

【原文】

故扬子有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濒濒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j淮悴乎？＂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翁矣。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泊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至若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

【译文】

所以扬雄说过：虞夏之书渊深博大，商代之书广阔辽远，周代之书严肃不苟，周代以下就凋敝萎靡了。我们看左丘明记事，当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晋、楚交替为诸侯盟主的时候，就能够修饰词句，形成典雅的文风。到了周王室极端衰微，史事更加杂乱无章，《春秋》中的精妙的言词，就几乎绝迹了。我们再看司马迁的叙事，周代以前，记事不完备，文字粗疏，不成体统。而从秦汉以下，则条理清晰，光彩焕发，很值得称道。至于像荀悦的《汉纪》，才华只表现在西汉十帝，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佳处仅在于前面三祖。依此类推，其它的也都与此相似。

【原文】

夫识宝者稀，知音盖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助《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低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几原务饰虚辞，君惫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再生，记言于贺六浑之朝，书事于士尼干之代，将恐辍毫栖犊，无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论得失？

【译文】

能识得宝贝的人很少，能知音的人大概也不多。近来有裴子野编写《宋略》，王韵撰著《齐志》。这两家都长于叙事，不逊于古人。但世人说起来，都人云亦云地称赞裴子野，低毁王韵。因为江南的风尚文雅，所以裴子野的文笔工致；中原的事迹芜杂，所以王韵的言词常显得粗鄙，而且裴几原追求对言词的修饰，王君愚注重对事情的真实记录，这就造成了对他们的赞美与厌恶的不同。假如让左丘明重出，司马迁转世，记录北齐一代言行史事，恐怕也要辍笔难写，无从发挥他们的佳言妙论了。所以怎么能以后代的作者和古代的相比，对他们的得失一概而论呢？

【原文】

夫叙事之体，其流甚多，非复片言所能视缕，今辄区分类聚，定为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篇》。

【译文】

叙事的体例，种类很多，不是短短的篇幅就能详细论列的。这里再把它分门别类，定为三篇，论列于下。（以上是叙事篇的序。）

【原文】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必寻其冗句，摘其烦同，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易足道哉？

【译文】

好的国史，主要体现在叙事完美上，而叙事完美，又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意义大啊。一一观察自古以来可作为著史者的规范的书，《尚书》作为开端，所记载的追求事实减省；《春秋》转变了体例，所记载的注重文字精省。这大概是由于时代风尚厚薄不同，前后风格相异。然而文字简约而史事丰富则是它们共同的，这才是特别好的历史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字，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杂。到了晋代以后，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如果要寻找多余的句子，摘取多余的词语，那么一行之中，必定有几个字是被错误地加上去的；一篇之内，必定有儿行是浪费笔墨的。成群的蚊子的声音会形成雷声振耳，众多的轻物的重量也会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没有限制，即使能装载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原文】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潜，自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封也，其誓曰：“焚炙忠良，%lj剔孕妇。’，《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草骆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网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纪之与传，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

【译文】

叙事的体裁，可以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录人物的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人物的事迹的；有根据言语可以了解的；有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如《古文尚书》，称述帝尧的德行，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讲述子太叔的形状，用“美秀而文”来表述。像这样的记载，再没有其它的说法了就是所谓的直接记录才能品行。又如《左传》记载申生被骊姬陷害，上吊而死；班固《汉书》记叙纪信被项羽围困，代替汉高祖而死。这些就不说他们节操如何，但人物的忠孝自然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只记录事迹。又如《尚书》记载周武王历数商封王的罪状，在誓词中说：“烧烤忠良，剖挖孕妇。”《左传》记载随会沦述楚国，所说的话是：“革格蓝缕，以启山林。”这就是才能品行，全都没有谈到，但在人物语言中涉及到了，事迹也就显示出来，所谓根据语言可以了解的。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怪大将军不推荐贤人，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尾，班固赞语说：“吴王装病不朝见天子，文帝赐给他几杖。”这些都是本纪和列传中都不作记载，而史臣发表议论时另外说出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借助论赞而自然清楚的。

【原文】

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近史纪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欲言人尽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人赴敌不顾，则先云武艺绝伦；欲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速。此则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谷梁传》云：骊姬以鸡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骊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于君。”君将食，骊姬跪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坟；以脯与犬，犬毙。骊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乎为君！”又《礼记》云：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规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此则既书事迹，又载言语也。又近代诸史，人有行事，美恶皆已具其纪传中，续以赞论，重述前事。此则才行事迹，纪传已书，赞论又载也。但自古经史，通多此颗。《公》、《梁》、《礼》、《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肋无此也。

【译文】

如此说来，才行、事迹、言语、论赞，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相互依据。如果四个方面都要写出来，那么所费的笔墨将特别多（近来史书在纪传中要叙述人居丧时哀伤过度，就先说他“豆比纯孝”；要叙述人整夜读书，就先说他“笃志好学”；要叙述人作战时奋不顾身，就先说他“武艺绝伦”；要叙述人下笔成篇，就先说他“文章敏速”。这样就是既叙述他的才行，又写明他的事迹了。如《谷粱传》中说：“骊姬在酒里和肉里下毒。晋献公田猎归来，骊姬说：‘太子已经祭祀过了，所以拿祭祀的酒肉来为您祝福。’献公将要食用的时候，骊姬跪着说：‘食品是从外面来的，不能不试一试。’把酒倒在地上，地面鼓起一个大包；把肉给狗吃，狗倒地而死。骊姬下堂哭呼道：‘天啊！天啊！国家是你的国家，你何必在乎晚一点为君主啊！”，还有《礼记》上说：“宋国阳门的介夫死了，司城子罕哭得非常悲痛。晋国派来侦探宋国的人回去报告晋侯说：‘阳门的介夫死了，子罕哭得非常悲痛。老百姓心情舒畅。恐怕不能攻打。”，这就是既书写了事迹，又记载了言语。还有近来的各种史书，一个人的事迹，好坏都已在纪传中详细记载了，后面又用论赞重复叙述前面的事。这就是才行、事迹已在纪传里写了，论赞又加以记载）。但是自古以来的经史，大多有这样的毛病（(（公羊传》、《谷粱传》、《礼记》、《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直到皇家所修撰的《五代史》都有）。能够避免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只有左丘明、裴子野、王韵没有这样的毛病）。

【原文】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藕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鲁人，谓钝人也。《礼记冲已有注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郑克吵，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跋，齐使跋者逆跋者，秃者逆秃者，吵者逆妙者。盖宜除“跋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译文】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以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如《左传》记载宋国华祸来鲁国会盟，说他的先辈得罪宋国，愚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愚钝的人称赞聪敏（鲁人，意思是钝人。《礼记》中已有注解），那么也就明白是贤达之人所嗤笑的了，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表明听到天上掉下东西的声音，看到掉下来的是石头，数一下是五块。加一个字太详细，减一个字太简略，在详略之中找一个最恰当的点，简要但是合理，这就叫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郑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跋足。齐国用跋足的迎接跋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大概应该删除“跋足的”以下的字，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迎接”。如果事情都要重新叙述，就特别多费文字，这就叫烦句了。《汉书·张昌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大概在这一句之内，去掉“年”字和“口中”也就可以了。这样的六个字的一句话中，就有三个字是妄加的，这就叫烦字了。如此说来，省句容易，省字较难，能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才可以谈论著史。如果句子都是多余的，文字都是重复的，那么史书的繁琐杂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原文】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签；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签一目而已，则庶几拼眠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沛在矣。磋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右简要。

【译文】

钓大鱼的人，垂下千条钓丝，得到鱼的只是在于一荃；捕高鸟的人，张开万张罗网，得到鸟的只在于一个网眼。叙事的人，有时徒然地扩充闲散的言词，广泛地增加无关的说法，如果取出其中的关键之处，不过一言一句罢了。如果能与打猎捕鱼的人一样，捕到鱼鸟后就收起所有的钓丝网罗，所留下来的，只有一签一眼而已，刀下么或许可以做到多出来的老皮厚茧全都去掉，灰尘污垢完全清除。花落了而果实在，渣去了而汁水在。唉！能够精简了再精简，是玄妙而又玄妙的。轮扁没办法说出用斧子的巧妙之处，伊挚没办法说出汤锅中滋味的变化无穷啊艺（以上说的是简要。）

【原文】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磋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缚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子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译文】

对字词进行修饰就成为文辞，对文辞进行编排就成为文句。句子累积起来就有了章节，章节累积起来就有了篇目。篇目一旦划分，一家之言也就完成了。古代使者出使别国，以词令为根本；大夫在外交场合的应对，以文辞为主。何况要把它们排列为章句，刊刻成书籍，怎么能不尽力雕琢，以传给读者呢？自从圣贤开始述作，就被叫作经典，句句如同《韶》、《夏》之乐，字字好比琳琅美玉，清清爽爽的语言，美妙而又丰盛。譬如在大海中遨游的人，空自惊异它的浩瀚辽阔；登临泰山的人，只能感叹它的高大险峻。如果要摘取其中最为突出的，却不知从何摘起。但是章句中的言词，有明显的，有隐晦的。明显的，词句繁多，道理己经在文章中说尽；隐晦的，字句简约，事情更在字句之外。如此，隐晦的与明显的，它们的优劣不同，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了。能够省略小事而保留大事，举出重要的就可以明白不重要的，一个字就能概括大事小事，几句话就能使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没有遗漏，这些都是运用隐晦的方法。

【原文】

昔占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姐落，百姓如丧考批。”《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柞”。《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使妇人饮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援庙确，动于亮；师人多寒，王抚而巡之，三军之士，皆如挟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弹，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打1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译文】

古代的文章，务必去掉浮泛之词。《虞书》说：“尧死了，百姓如丧考蝉。”《夏书》说：“启呱呱地哭泣，我不能抚育他。”《周书》说：“前线士卒倒戈”,“流的血把春柞都漂起来”。《虞书》说：“惩罚了四个人而天下都服。”这些都是行文似乎粗略，其实内容丰富完整。所以起初读它的人怀疑它简易，而写起来才发现它的困难。当然不是用“雕虫小技”所能指责的。其后左丘明得到《春秋经》的传授，以孔夫子为楷模。《春秋经》以几个字包含的意义，而《左氏传》以一句话表达清楚，虽然在文字的繁简上有所不同，但在明显或隐晦的处理上完全一致。所以如提纲掣领地讲述国家的风俗，就有说士会执政，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邢国人迁移后如同归家，卫国人忘了亡国的痛苦。如详尽细致地讲述人事，就有让女人劝南宫长万饮酒，然后用犀牛皮把他裹起来，等到了宋国，手脚都已露出来了；拉着庙宇的椽子，震动了屋梁；军队里的人大多很冷，楚王巡视并抚慰了三军，三军的战士都如同穿上了丝棉。这些都是语言虽然浅近而意义却很深远，虽然话语已经结束而含义却仍未尽。让读者看到表面的就能明白内在的，抚摸毛皮而能辩分骨头，在文句中看到一件事，能够在文字外举一反三。隐晦的意义，不是很大的吗？

【原文】

泊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唯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化牡；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则其例也。

【译文】

到了司马迁、班固的两种史书中，虽然和《五经》相比已经逊色很多，但若寻找其中的长处，也还时常遇到这一类的语言。如汉高祖听说萧何走了，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汉兵打了败仗，唯河流水为之停止；董仲舒乘马，三年了还不知道雄雌；翟公的门口，可以张网捕雀，等等，就是这样的例子。

【原文】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魏书·邓哀王传》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曰：一貌之言而分以为三，亦叙属之一病也。子升取讥于君憋，王咖齐志》曰：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快温子升，亦若此而撰《水安记》，率是支言。非不幸也。

【译文】

从此以后，著史的原则日益衰微，字句芜杂累赘的作者，不断涌现。在他们的笔下，一般不用单字成词，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相等，奇偶要相配。所以本来一字能概括的，也要凑足为双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成四句。散漫重叠，不知剪裁。所以王处道被裴世期指责（《魏书·邓哀王传》说“容貌姿美”。裴松之说：“一个貌字分为三个字，也是叙事类的一个毛病”）。温子升受王君惫讥笑（王助《齐志》说：“当时舆论遗憾邢子才不能负责撰修北魏国史，失意惆怅的温子升也和他一样，因而编撰《永安记》，全都是枝蔓之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原文】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阀。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国》谓《三国志》，《晋》谓《晋书》也，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媛，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译文】

著史者的文字虽然简略，而事理却都很重要，所以能够做到疏略却没有遗漏，俭省但没有空缺，就像用奇兵的人，以一当百，能够收到战胜敌人的功效。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思维又不敏捷，就会花费很多的词句，叙事才能周详，就像卖铁钱的人，以二当一，才能符合买卖交易的价钱。如此说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洁扼要；《国》、《晋》以下（(（国》是说《三国志》，《晋》是说《晋书》），是这样的繁杂琐碎。如果要确定它们的美丑，甄别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弄明白了它的章句，都可以反复诵读咀嚼；看近代史书，喜欢它的字词，只需要知道叙事的意思就完了。这样，一贵一贱，不需说明就已经清楚，也用不着进行讨论，其中的道理已经自己出来了。（以上是隐晦。）

【原文】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泊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惮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带河申稗侯之誓：《史记·高祖功臣表》序：“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爱及苗裔。”誓，优通释》注云：“旧作‘称’。”徐本皆作“称”。傅侯，封立诸侯国君。

【译文】

古代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兴由此产生。用鸟兽来比喻贤愚，用草木来比喻男女，诗人墨客，已经说得很完全了。到了中古，体例稍有变化，有的比人一定用过去同类人物，有的说事情一定和古代的事情相比。当汉代帝王君临天下，国君其实称为皇帝，事理和商周时代称“王”不同；皇帝之子封为王，名称也不是商周时代的鲁、卫之类。可是作者却还称中央朝廷为王室，称朝廷大臣为王臣。分封王侯要加上稳固如磐石之类的话，任命诸侯国君要申明黄河如带之类的誓言。而史臣编入史书，也如同那些文章，假借古代词句，翻改今天的语言。滥用修饰，就从这里开始了。

【原文】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论逆臣则呼为间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谕，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徽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译文】

到了近代，风气更见其盛，以至于诸子短书、杂家，说到逆臣就呼为“问鼎”，说到巨寇就称作“长鲸”。国家初建之时，都说是“草昧”；帝王发迹之时，必称作“龙飞”。这些都是带着些讽谕的味道，不是直接指斥的言词，与子游、子夏不能加以修饰的《春秋》的字寓褒贬的原则，以及南史、董狐的记录史事不加隐晦的原则不同。如魏收的《魏书》和吴均的《齐春秋》，或是笼括一世，或是包罗一家，当然可以申明不容改动的作为准则的言词，宏扬最为公正的正直说法。可是魏收称南朝刘宋政权向元魏进贡，却叫做“来献百牢”；吴均记叙皇帝元旦接受朝见，定要说“朝会万国”。用古代吴国向鲁国征收赋税和大禹在涂山统计诸侯的典故，拿古代的往事，作为今天的说法。放在文章里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原文】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说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拗，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军询询善诱，无以加也。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译文】

也有以同类型的古代人物作为比方的，如王隐《晋书》说诸葛亮向司马豁挑战，指望获得“曹咎之利”；崔鸿《十六国春秋》说慕容冲被符坚宠幸，因为“有龙阳之姿”，这些事古今相符，说得很正确。而卢思道说邢劫死了儿子不痛哭，是自从东门吴以来所没有的；李百药说王琳深得人心，即使是李将军那样的对下属和蔼可亲，善于诱导，也不过如此了。这就是虚妄地引用古事，以庸俗的音调凑成曲子，牵强地炫耀学识，如果认真辨析，这就不恰当的了。

【原文】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辍，子长所书；鲁始为璧，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笋，伯支远微于《内则》。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符坚方食，抚盘而循；王韵《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莺撰以新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译文】

古人的《礼记·檀弓》，长于记载事物的开始。不拘泥于前人成例，首先开创新的标准，前代史书所记载，为后来史书所采用。所以汉初设立士卒从军死了为誉的制度，被司马迁写下；鲁国人开始在丧礼中结雯，被左丘明记录。浮桥可建，杜元凯在毛《诗》中得到验证；男子有筹，刘伯文远远地征引《礼记·内则》，就都是这种情况。查裴景仁《秦记》，说符坚正在吃饭，“抚盘而骂”；王韵《齐志》讲受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到了崔彦莺编撰新的十六国史，李重规删改旧的北齐史，就把“抚盘”改成耘推案’,，把“脱帽”变为“免冠”。而近代以来统统不用食案吃饭，胡人风俗头上不戴冠冕，就因为认为裴、王的语言与古书中的不同，因而改成文雅的言词。这让学习的人如何去考察一代风俗的不同和古今之间的差异呢。

【原文】

又自杂种称制，充物神州，事异诸华，言多丑俗。至如翼键，昭成原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菜网而不载。盖庞降、蒯馈，字之媛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彰于载饿；杜台卿《齐记》凿云：,'＃牛入西谷，逆犊上齐丘也。河边之狗，著于谣咏。王助《齐志》载谣云：。灌灌头团遭，河中狗子破尔苑”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库”。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译文】

还有，自从混杂不纯的种族称帝建国，遍布中原大地，风俗和华夏民族不同，语言大多丑陋鄙俗。如“翼键”是昭成帝的名讳，“黑獭”是周文帝的本名，而魏伯起改成别的称呼，令狐德巢缺而不记。大概龙降、蒯啧，要算是用字丑陋的；重耳、黑臀，要算是取名鄙俗的，这些古代的名字编列在《三史》中，流传在《五经》里，没有听说后来人对它们有所议论，另外加以修改。况且齐丘的牛犊，明白记载在淑语中（杜台卿《齐记》记载俄语说：“头牛进了西山谷，迎接牛犊上齐丘”）。河边的狗子，记录在民谣里（王助《齐志》记载民谣说：“灌灌头团团，河中狗子破你园”）。明朗如同日月，难以掩盖遮藏，这些都不写出，怎么告诉后人。也有姓氏本为复姓，都省略成单字。或是去掉“万纽”只留下“于”字，或是只存“狄”字而去掉“库”字。遍查自古以来，难以听说有这样的事例。

【原文】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鹊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译文】

过去孔夫子说过：“文饰胜过了质朴就像史。”由此可知，从事史书的撰述，必须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到三史之前，运用文辞叙事，是值得一谈的。而如今的著述，则与此不同。这些书中的文字，有的不切实际地加以修饰，十分随便地进行刻划描绘；有的文体如同赋颂，用词类似徘优。文学不像文学，历史不像历史。就像乌孙王营造宫室，夹杂着汉族式样，结果好比雕刻天鹅不成功，反而像野鸭了。（以上说的是妄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