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蚌蟒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网史官，虽尧、舜之与梁、封，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环、跻，商、冒之与曾、阂，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而善恶不分，妍嗤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筐，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译文】

人活在世上，其生命之短暂宛若朝生夕死之蚌蛤，又如白驹过隙，一刹那而已。然而，人们并不因为生命的短暂而不重视功名，仍然以壮年不立功建业为耻辱，都惧怕死后名与身俱灭。上自帝王，下至百姓，近则朝廷的大臣，远则隐逸山林的高士，对于功名二字，无一日不放在心上，无一人不孜孜以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都想建立一个伟大而不朽的事业，使自己的名字与世长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名字不朽呢？那就是将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记载历史的竹帛上。假使在古时无史册，亦无史官，那么，圣明者如尧、舜，残暴者如柴、封，辅佐之才如伊尹、周公，纂权夺位者如王莽、董卓，贤能者如伯夷、柳下惠，作乱者如盗踢、庄矫，纯孝者如曾参、阂损，就君父者如商臣、冒顿，身体与名字，将一起消亡。坟土犹湿，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将统统为人们忘却。然而因各朝各代皆设史官一职，史册又得以妥善保存，故而，古人虽亡，物质的身体早已不存在，但他生时做过的种种事情却为人们所知，如同星、月那样的明晰。因此，后世之学者，凭借史册的，就能和古人作思想上的交往；不出门户，却能洞察千年的历史面貌。后人在史册时，见到贤能者，便向他们学习，见到品德恶劣者，则考虑如何从他们的身上吸取教训。

至于《春秋》一书编成后，贰臣贼子因惧怕遗臭万年而收敛自己的恶行，同时，也为史家树立了秉笔直书的榜样。崔抒拭其君，太史书其事被杀；其弟续写之，又被杀；另一弟再写之。南史氏听说后，准备亦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史家不隐恶的职能。史官记载史实，实事求是，不饰美，不隐恶，客观上就起到了劝善惩恶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史书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平民百姓可以从中得到为人处世的借鉴，统治者亦可以由彼看到国家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因此，历史书籍，无论是对于普通百姓，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缺少。下文将有关史官的形成、体制与史书的流传等情况作一陈述。

【原文】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领、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犊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译文】

史官一职的设立，由来久远。古代黄帝时，造字记事的仓颇、沮诵即是史官。到了夏、商、周三代时，史官一职又分出多职。据《周官》与《礼记》说，其时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职。太史负责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六典之制订，小史负责国家大事的记载，内史负责起草浩示救命，外史负责起草与外国的来往书信，左史记载帝王言论，右史则记载帝王每日所作的事。《曲礼》说：“史官的职能就是将帝王的言行用笔记载下来。”大事写在连缀的竹简之上，小事则写在短小的木片上。《大戴礼》说：太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后，其行为不再由太保太傅负责，而专门配备记载太子过失之史官，行监督之职能。”《韩诗外传》说：“忠于职守，遵守纪律，而不敢为非作歹，这就是太史令。”由上述可见，史官一职，始于黄帝，到周代时则体制完备，分工细密。各类史官专司一职，互不相同。至于各地诸侯国，亦设立史官，其职务类目，一如周王朝。

【原文】

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鞍，晋之一大夫尔，犹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耳，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绳池交会，各令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击。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译文】

自古以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官。战国之前，有孔甲、尹逸，分别在夏、殷朝享有很高的声誉；又有史佚、倚相，为周初与楚国人所推重。晋国掌握典籍的伯膺，鲁国著述《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亦皆为杰出的史官。到了战国以后，虽社会动荡，但史官未废。晋国的赵鞍，位不过是一个大夫，但仍配置正直的史官记载他的言行，特别是他的过失；田文，不过是齐国的一个贵公子，但是每当他会见宾客，总有史官在屏风后记录他的谈话内容。至于像秦、赵两国国君在绳池相会时，各令其御史记载于某年某月某日，对方为己弹奏乐器事，这更说明了春秋时期君王的行为必然要被史官记载的事实。

【原文】

然则官虽无阔，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果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封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图法归周。”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拭，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译文】

然而，史官一职，虽历代未缺，但史书却有遗失，所以，史官的尊卑序列与职能分工，后人模糊不清。按《吕氏春秋》说：“夏朝的太史令终古见架为奸臣迷惑，自乱其国法，便负载图册法典投奔了商；商太史向挚见封荒淫残暴，自毁纲纪，则拿了图册法典归向了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逸而无德行，也携图册法典归向了周。”又春秋时，当晋赵盾、齐崔抒拭君，晋、齐两国太史便分别将这两件事记载了下来。郑伯与公孙黑强结盟，令太史将参与结盟活动者载入史册，名曰“七子”。鲁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到鲁国作礼节性的拜访，韩宣子到太史氏处看书，见到《易象》与《鲁春秋》，惊叹说：“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全被鲁国保存了下来。”然而，太史一职在诸史官中是位置最高的吗？直到秦一统天下后，还有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这说明自夏至秦，太史一职从未改变过名称。

【原文】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垂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垂相。叙事如《春秋挤。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司马迁既段，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陋、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

【译文】

汉代，武帝又设太史公一职，位在皿相之上，命司马谈伍此职。汉代法律规定，天下州县所进的有关记载人事、户口、赋税的薄籍，先给太史公阅，后再给垂相。太史公记述事情则采用《春秋》的系年体方式。司马谈死后，由其子司马迁继其位。待到司马迁死后，汉宣帝又改太史公为太史令，不过，其记载史事的职能同太史公一样。考察古代太史的职能，虽然主要的任务是著述，但也兼管日历演算、天文观察、龟卜占时、祈攘大典等事务。司马迁死后，续写《史记》的人，如褚少孙、刘向、冯商、扬雄等，都是在担任别的职务的同时，来写史的。因此，太史这一署衙，其职能不再是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汉代的几位太史令如张衡、单肠、王立、高堂隆等就皆不以著述历史闻名，他们担任官职后，主要以精于阴阳历算而为人称道。

【原文】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此其义也。

【译文】

当王莽篡夺了汉朝政权后，改为设置柱下五史，其班秩如同御史。其职能是旁听政事，侍立在帝王身旁记载帝王的言行。这是仿效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做法，这正吻合了古代史官的职能本义。

【原文】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译文】

汉代中兴时，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指示他撰写《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一郡的掌管计簿的官吏，向皇帝献上所作白9(（哀牢传》，为皇帝赏识，便征召他到兰台任职。由此可见，兰台是当时学者著述的地方。自汉章帝章和以后，东观这一地方盛藏图书典籍。凡前前后后在东观撰写汉史的人，都称作“著作”，始终没有别的称呼。

【原文】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娇、陈寿、陆机、束哲，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爱、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险、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译文】

到三国魏太和时，开始设置著作郎一职，隶属中书省。该官职相当于周朝之左史。晋元康初，又将著作郎隶属秘书省。著作郎职位为一人，称之为大著作，专门掌管修史事。另又配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后，将“佐”字放在“作”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按照过去的分工习惯，佐著作郎负责广博地搜集资料，著作郎负责起草文稿。如果著作郎、佐著作郎有什么失误，则秘书监一职应负责任。有些具备写作才能，学贯文史的人，虽然职居他官，有的还兼著作郎一职。也有人虽为秘书监，但仍兼著作郎一职。如：西晋的华娇、陈寿、陆机、束哲，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南朝宋的徐爱、苏宝生，南朝梁的沈约、裴子野，他们是史官中的佼佼者，所写的著作十分精美。而到齐、梁两个朝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朝则因循相袭，没有变化，如刘险、谢昊、顾野王、许善心这一类人。

【原文】

至若偏隅潜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郑正为秘书挥沈，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网，属辞有所矣。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核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译文】

至于象地处偏僻的小国，或化外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伪王朝，考察他们的史官情况，亦可以举些例子来谈谈。《蜀志》说王崇后来曾在东观职上补阂，许盖则掌管一国之礼仪制度。又郑正任秘书郎时，曾广泛搜集征求蜀地的书籍，这样，在撰写史书时，做到典校无缺，出言有据。而陈寿说：“蜀国不设置史官”,这岂不是对诸葛亮极大的诬陷吗？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曲笔》篇中有详细的论述。吴国孙皓投降后，仍有二国史随侍左右，左史是薛莹，右史是华核。又周处在吴国时曾由左国史迁升为东观令。由这些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史官的官职体制亦很健全。

【原文】

伪汉嘉平初，公师或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徐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译文】

伪汉嘉平初年，公师或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兼左国史一职，撰写汉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升迁为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写作国史。蜀与西凉二国，将记载历史的事情交给门下省去做。南凉国主秃发乌孙在刚做上国王的时候，要记载国家大事，便任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让他专门负责此事。至于其他伪朝国君，大多设置著述历史的官员，象前赵的和苞，后燕的董统等人即是这类官员。

【原文】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常厥职。故如崔浩，高间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以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阔而不载。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译文】

元魏在建立国家不久，便有了修撰历史的史臣。因总是从别的岗位上调官员来任史官，故而史官这一职务不是固定的。象魏时的崔浩、高间等人，虽然主持历史著作的撰写，然而，他们并没有史官的名号。后来，开始在秘书监设置著作局，有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四人，而其中参与修撰史书的，三人中不过一、二人而已。普泰以来，佐著作郎参与修史者日见其少，修史之事业衰废。故而，另外又设立修史局，里面置史官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对上奉行帝王的旨意，对下询问了解民间的风土人情，并将精通于翻译的人才，任为史曹。到了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朝廷中又有修撰国史事应当专任代地的人，而不适宜于委之汉人的议论。在此种情况下，便任谷纂、山伟主持著述记载的工作。然而，前后经过二十多年，许多国家大事遗漏不记。由此可见，元魏仍奉行少数民族的礼俗，固守自己不文明的习惯。

【原文】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溢虽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虫l之独步关右。王邵、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译文】

从北齐、北周到隋朝，统领史官的大臣，称之为监修。史官自己负责撰修国史，是近学北魏，远效东晋的做法。这种做法掺杂在监修制度中，是对惯例的改变。只有北周，虽然设置了六官，并将著作郎改为上士，佐著作郎改为下士。然而名号变化了，但相应的官阶待遇仍同原来的一样。象魏收以他的才思敏捷，作文迅速而名传北齐；柳虫l因提出修史的新的方式而在西魏、北周超群绝伦；王肋、魏澹他们以史学才能服务于隋文帝开皇期间，诸葛颖、刘炫则以俊才博学在大业年间受隋场帝的宠爱，也都是一时之才。

【原文】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莺诸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撰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唱然而称曰：“联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网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诏曰：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如闻近日已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讹并，亦恐漏泄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简堪修史人，灼然为众所推者，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于徐馆。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移”,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译文】

唐朝建国初，将史馆移到皇宫中，史官可以进出宫门。史馆与门下省为邻，和中书省靠近。史馆的房屋富丽堂皇，史官的饮食丰富而精致，当时在史馆中任职的人，无不感到是荣耀的事。到了咸亨年，史馆中滥竿充数者很多。高宗长叹道：“我是很糊涂的啊！”于是令有关职能部门对史馆人员进行详细的考察与选择，如果有在其史官的位置上，却无史官才能的人，都不得参与修撰史书的工作。诏令说：“修撰国史的意义在于保存国家所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个人如果品德不高尚，为人不正撅，知识不广博，见解不深刻，胸襟不宽广，不以才学闻名于世，是难以胜任此项工作的。而我听到的关于史馆近时的情况，则是只要担任史官的职务，即参与了史书的修撰工作，不但编辑讹错，恐怕亦会有漏泄所撰的史实的事。因此，从今日起，要求史馆的主管部门，精选那些史学才华出众，并为人们所信服者，录取他们进入史馆。史馆其余的人，虽然仍担任史官的职务，但不得去阅览所修的史籍，即不行使史官的职能。”于是，史官多录取自史馆外的部门，著作郎这一职位，几乎同于虚设。凡是撰写修改的工作，都由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从武德起到长寿结束，其间李仁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载言记事，为一些人所惧畏，敬播以叙事有方而被人称为良史，也有如许敬宗记事背离事实，虚美隐恶，牛凤及撰史态度狂傲，所写文字又令人迷惑。上述诸人，都是世人共知的良史与劣史。

【原文】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纪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监领其事。场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庚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菜、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撒、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亮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即今为载笔之别曹，立言之贰职。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译文】

又按，《晋令》己载，著作郎的工作汇集注记帝王起居的记录，编撰载于过去史书的帝王功绩与言行。北魏时设置了起居令史一职，每当帝王巡幸、宴会，则侍立于帝王左右，记录帝王的言语和与宾客应酬的谈话。之后，又另外设置了撰修起居注的官职，该职务为二人，一般由其他官员兼任。到了隋朝，朝廷在吏部没有实职的官员及校书、正字中，挑选娴熟于著述、校注的人担任撰修起居注的工作，以门下省纳言监督领导这项工作。隋场帝认为古代设有内史、外史的职务，今日已经有了著作郎，为各司其职起见，应该再设立起居之职，于是，设置了起居舍人。编制为二人，隶属于中书省。如庚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都曾担任过这种职务，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很称职。本朝不但继承了隋朝的这种做法，又增置了起居郎二人，其职务同于起居舍人。每当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的下面，起居郎立在左边，起居舍人立在右边。帝王有什么御旨，则靠近台阶伸长脖子倾听着。退朝后立即将御旨记录下来并进行编辑，作为起居注。龙朔中，又将起居郎、起居舍人改为左史、右史。当今皇帝即位后，恢复了建国初起居郎、起居舍人的官名。在高祖、太宗时，担任这种职务的杰出者有令孤德菜、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皇后时，有李安期、顾j8l、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等，皆‘时之俊才，名闻当时，朝廷器重。起居注，一般意义上是帝王言行的逐日记录。并按年月编辑的书册，但是，对于帝王封土授爵的命令、臣子向皇帝上陈的文书、帝王授予臣子爵位的浩命、大臣去世或免职的浩示，无一不附于事情而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所要求的就是详尽确实，是凡想撰写帝王本纪的人，无不依靠于起居注而得以完成。故而，撰修起居注今日已作为史书编撰的一个分支。所以，这里简略地介绍这一官职的设置、名称与工作特点，附于些算。

【原文】

又按：《诗·邺风：静女返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犷。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普献惑乱，骊姬夜泣龟床第之私，虎中之事，不穗掩界楚昭王宴游，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详卜凡斯著述，似邹电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隋世王动上疏请锥古法，草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天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畴，登宋之张琳范哗卿示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一，故不复详而录之。

【译文】

又《诗·邺风·静女》之第三章中描写了一男子接受了所爱的女子赠送的彤管。彤管，是女史所持以记录皇后作息举止的。古代的帝王，在议论政事的外朝，有国史记言录事。在处理皇室外戚事务的内朝，则有女史记言录事。外朝和内朝，任务是一徉的。所以，晋献公为骊姬迷惑后，申生提醒了献公，于是骊姬夜半哀泣，巧言避祸，这些床第间所说的话语，私室中所做的事，都不能掩藏。楚昭王宴游，对史臣说：蔡姬愿意随我而死了。帝王消闲游玩的私事，却有记载的书册，受命作记录的大概就是女史这一类人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宫中有了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曾撰写明帝起居注。上述这些著述，大概出于宫中人之手，但其职掌，却没有听说有过名号地位。隋朝王助上书请皇帝依照古法，重新设置女史的官职，详备地记录帝王在宫内的活动，然后交给史官所在的官衙。隋文帝不允许。于是，这一建议未能实行。自古以来史官一职的废置沿革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孔子撰修《春秋》，公羊高为《春秋》作传。汉、魏朝的陆贾、鱼豢，晋、南朝宋的张瑶、范哗，虽然都未担任史官的职务，却私下撰写了国史。象这类人，与本文上面介绍的史家不一样，所以，不再详细地介绍他们的情况。

【原文】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隽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撰。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琶、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酒曲桑，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以为美谈。载之碑竭，增其壮观。既而自历行事，称其所长。则云某代著某书，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户，获赐若干段，诸如此类，往往而有。遂使读者皆以为名实相符，功赏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钦。

【译文】

修史的工作有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一是当时人所做的记言载事，二是后来人所为的编撰成书。然而，当初记言载事的人，所依凭的仅是广博的见闻与真实记录，象董孤、南史即是这样。而后来的编撰，贵在有敏锐而深刻的认识能力与广博的多方面知识，如班固、陈寿就是这样。如果要比较记言载事与编撰成书的工作，两者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又相互依赖，相辅相成，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考察周、秦之前关于选取史官的情况，详情不得而知。但是汉、魏及以后的情况，还是能够说一说的。然而他们大多是钓取虚名，有史官之名，而无史官之实。后汉和三国魏的史书，都是当代就有人编写，而能取得成功的大概只有刘珍、蔡琶、王沈、鱼豢之类的人。而过去的史料表明，当时写后汉史、魏国史的有许多人，决非是一家。即如王逸、阮籍亦参予其列。王逸是一个只会寻章摘句的迂腐无用的儒生，阮籍整日沉酒于酒中，是一个酒徒中的狂人而已。这样的人岂能够裁剪当时记录的史料，整合成国史？而近代一些争名夺利的人，非常热衷于史官的职位。但真正执笔写史的人，十个中没有一二个。但到了大功告成，定稿缮写时，则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去，同书一起献给皇帝。皇帝进行奖赏，他们就暄袖持臂，争夺赏赐。这徉，使得是非不分，真假难辨。这些窃取名誉的人，活着的时候戏弄当代人，死后又蒙蔽后代的人。他们的事迹载入谱传之上，作为美好的颂扬；名字刻写在碑竭上，增加他们的荣耀。之后，他讲起自己的履历时，称道自己的优点时便说：于某代著某书，于某年修成某史，加封若干户，得到赏赐若干段。诸如此类的说法，常常能够听到。于是使读者都认为一定是名副其实，功赏相符。昔日魏文帝说过：“舜、禹禅让的事情，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大概是效法于魏文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