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漠，《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浩誓相参，风雅齐列矣。

【译文】

孔安国说过：“序，是用来叙述作者的用意的。”我认为《尚书》中列有典、漠，《诗经》里含有比、兴，如果不事先叙述用意，则难以了解其中隐含的意思。所以每篇有序，说明其涵义。到了《史记》、《汉书》，以记事为宗旨，至于表、志、杂传，也时常立序。文体属于史体，样子就像子书，但是仍然可以与浩、誓并论，同风、雅齐观。

【原文】

迫华娇《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娇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软？

【译文】

到了华娇《后汉书》，大多与班固《汉书》相同。如刘平、江革等人的传，序中先讲有关孝的道理，接着记述毛义奉养父亲的事。这是《前汉书·王贡传》的体例，篇中以四皓的事情作为开始。华娇言辞简洁质朴，叙述表达温和雅致，体味他的思想，也算是班孟坚第二吧？

【原文】

爱泊范哗，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盖为史之道，以古传今，古既有之，今何为者？滥筋肇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譬夫方朔始为《客难》，续以《宾戏》、《解嘲》；枚乘首唱《七发》，加以《七章》、《七辩》。音辞虽异，旨趣皆同。此乃读者所厌闻，老生之恒说也。

【译文】

到了范哗，开始改变这一传统，放弃史才，炫耀文采。再后来所作的序，全都如此。于是司马迁、班固的原则不见了，微言大意、委婉褒贬的风气衰歇了。比如《后妃》、《列女》、《文苑》、《儒林》这一类的列传，范哗无不列序。把以前的史书中有而我的史书中没有作为耻辱和羞愧，所以上自《晋书》、《宋书》，下到《陈书》、《隋书》，每一种书必定有序，按例凑成其数。编撰历史的原则是把古代的事传到今天，古代书中既然有了，今天为何还要作呢？如果是创始首倡，或许值得一读；而叠床架屋，岂不过分？譬如东方朔第一个作《客难》，后来接着有《宾戏》、《解嘲》；枚乘首先作《七发》，后来又加上《七章》、《七辩》。语词虽然不同，旨趣却是一样。这是读者所厌恶的老生常谈。

【原文】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踢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减否，微其善恶，干宝、范哗，理切而多功，邓架、道莺，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赛跪皿，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译文】

修史有义例，如同国家有法律。国家无法律，就会上下无法定位；著史无义例，就会是非没有准则。当年孔夫子修《春秋经》，开始创立凡例；左丘明著《左氏传》，表明具体范围。义例一旦辩明，其书明白可读。到了战国，直至有晋一代，年代超过五百，其间不乏修史之才。虽然史书体例屡屡变更，但如《左传》那样清楚的义例始终绝迹。只有干令升比别人认识得早，遵循遥远的前代的左丘明，重新订立凡例，修撰成《晋纪》一书。邓集、孙盛以后的人，于是追随他的踪迹。史例衰而复兴，在这个时期最盛。如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是以“序”为名，其实都是义例。如果要论定它们的长短，评价它们的好坏，那么干宝、范哗说理中肯而精细；邓粟、檀道莺语言烦琐而缺乏重点；萧子显虽然文字滞涩，而义理较为优长。这几家，都是序例中比较好的。

【原文】

夫事不师古，匪说枚闻，苟模楷囊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箭之罪也？

【译文】

不师从古人，却能永远流传，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假如以古代圣贤为楷模，从道理上不该隐瞒，而魏收撰写的史例，全部取自范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不同于范哗依照华娇，班固学习司马迁。这是公然攘夺，岂不是犯了入室窃盗之罪吗？

【原文】

盖凡例既立，当与纪、传相符。案皇朝《晋书》例云：“凡天子庙号，唯书于卷末。”依检孝武崩后，竟不言庙曰烈宗。又案百药《齐书》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并书其名。”依检如高慎、解律光之徒，多所仍旧，谓之仲密、明月。此并非言之难，行之难也。又《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扎鸡之晨。”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二史之以后为传，虽云允惬，而解释非理，成其偶中。所谓画蛇而加以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于题目失据，褒贬多违，斯并散在诸篇，此可得而略矣。

【译文】

凡例既然已经设立，应当与纪、传相符。考查皇朝《晋书》的义例说：“凡是天子庙号，只写在卷末。”依此检查，孝武帝死后，竟然不讲给他上的庙号为“烈宗”。再考查李百药《齐书》的义例说：“有以字行的人，今一律写他的名。”依此检查，如高慎、解律光等人，大多还是依旧，称之为仲密、明月。这些都不是说起来困难，而是做起来困难。还有《晋书》、《齐书》的义例都说：“女性卑贱柔弱，皇后不可立为‘纪’，今如同列传编撰，以戒除女主掌权。”我认为记录皇后既然作为传体，自然不能加上本纪的名称。二史书把皇后列为传体，虽然可称恰当，但解释不合理，成了偶然命中。正所谓画蛇添足，反而丢失了杯中之酒。至于立目缺乏依据，褒贬多有不当，这些都散见于各篇，这里就可以省略了。